一切国家自由并非在任何气候之下都能出现，因此也并非任何民族都能获得。我们越是琢磨孟德斯鸠所确定的这条原则，就越发体会到其中的真谛；人们越是反驳它，就越有机会获取新的证据来证实它。

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是不生产只消费的。那么，他们所消费的资料从哪里来呢？来自成员的劳动。政府的所需，正是由个人的剩余提供的。由此可见，政治状态能够存在，要求人类劳动的收获多于他们自身的需要。

但是在全世界的各个国家中，这种过剩并非全部一样。在一些国家中，这种剩余相当大，然而在另一些国家中这种剩余却不值一提，还有一些国家中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剩余，而其他一些国家中是负数。这是由气候的好坏、物产的性质、土地所需要的劳动种类、居民的力量与他们所必需的消费量的多少，以及构成这一比例的诸多其他的相似比例来决定的。

另一方面，各种政府的性质不同，它们的胃口也不一样；并且这些不同还基于另一条原则，即公共赋税距离它们的来源越远，它们的负担就越重。衡量这种负担，要考虑税收转回到原纳税人的手里时所必须经历的路程，决不能只依据税收的数量。若是这一流转过程既简捷又规划得好，那么不管人民所缴纳的税款为多少都没关系；人民总是会富有的，财政状况也总会良好。反过来，不管人民所纳之税有多么少，若是连这一点点也不能回到人民手中的话，那么如果不断地缴纳，人民不久就会资源枯竭。这样人民就永远都是贫困的，国家也永远不会富足。

由此可见，政府与人民的距离越远，赋税负担就会越沉重。所以，在贵族制之下人民负担较大，在民主制之下负担最轻，在国君制之下就承受着最重的负担了。因此，贵族制只适宜于财富和版图都适中的国家，民主制则适宜于小而贫穷的国家，国君制只适宜于富饶的国家。

实际上，我们越是深思熟虑，就越会在其中发现国君制国家和自由国家之间的不同。对后者来说，一切都被用在共同的利益上；而对前者来说，公共力量与个别力量二者是互为倒数的，一个的扩大正是源于另一个的削弱。归根结底，专制制度统治臣民的目的并不是要让他们幸福，而是要让他们穷困潦倒，从而统治他们。

在每种气候之下，都有很多自然因素。由于政府的形式是受气候的力量制约的，我们能够依据这些自然因素说出政府的形式，甚至能够指出它应该有哪种样子的居民。

凡是寸草不生的地方，产品的价值与劳动不能相抵，就应当任其荒芜，或者是只让生番来居住。人们劳动的所得刚好可以维持需要的地方，应当让一些野蛮民族来居住；在那里，所有典章制度都是无法实施的。劳动生产剩余少的地方，适于自由的种族；土地肥沃富饶，出产多而劳动少的地方，则适合国君制，从而使君主的奢侈可以消耗臣民过多的剩余，因为这种过剩与其被个人浪费掉，不如被政府吸收。当然，这其中有例外；然而这些例外自身也证实了这条规律，即它们迟早会引发革命，令事物又回复自然的秩序。永远应当将特殊原因和一般规律区分开来，特殊原因仅能影响到一般规律的效果。即使整个南方遍布共和国而北方都是专制国，可是由于气候的作用，专制适宜于炎热的地区、野蛮适宜于寒冷的地区、美好的典章制度适宜于温带地区，依旧并不由此而使其不是真理。我也发现，虽然人们同意这个原则，但运用起来还是有争议的。人们会说南方的国土也有非常贫瘠的，寒冷的地区也有土地肥沃的。不过这个难题之所以称之为难题，只是针对那些片面地从比例来考察事物的人来说的。因为，正如我前文所提，还必须要计算劳动、消费量、力量等比例。

假如有两块面积相等的土地，其中一块的产量是五，另一块的产量是十。如果前者的居民消耗量是四，后者的居民消耗量是九；那么，前者产量的剩余就是五分之一，而后者的产量剩余则是十分之一。两者剩余的比例既然与生产量的比率成反比，那么产量是五的那块土地，其剩余就要比产量是十的那块土地多出一倍。

但是这并非一个产量的问题，而且我也不信，竟然会有人将寒冷土地的富饶程度等同于炎热土地的富饶程度。但是，暂且让我们来假设存在这样的相等。假使我们愿意，让我们先来衡量英国之于西西里以及波兰之于埃及吧；往南是非洲和印度群岛，往北就什么也没有了。为了保证它们的产量相等，在耕作方面需要存在多大的投入差别呀！在西西里，只要松松土而已，而在英国却需要精耕细作！所以，那些不得不用更多劳力才能获得同等产量的地方，它的剩余量也自然会更少。

此外，还需要考虑到同等数量的人在炎热的国土上，他们的消耗要少得多。气候要求这里的人们得节制食量才能维持健康；欧洲人如果像在自己家乡那样在这里生活，必然会死于痢疾与消化不良。沙尔丹指出：“我们与亚洲人相比，简直是食肉兽，是豺狼。有人将波斯人吃得少，归结为他们对土地耕种不足。而我则不然，我认为他们的国家不那么盛产粮食的原因，正是居民需要得少。”他随后又说：“若是他们的节食是源于土地歉收，那就应当只有穷人才吃得少，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吃得少；而且在各个省份中，人们也就应当根据土地的富饶程度而吃得有多有少，绝非是全王国的人普遍吃得少。波斯人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骄傲，他们说只要看看他们的气色就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生活方式比基督教徒的生活方式要优越得多。确实，波斯人的脸都是干净的；他们的皮肤美丽细嫩，还有光泽；相反，他们的属民，那些依照欧洲人的方式来生活的阿美尼亚人的脸孔却粗糙多面刺，而且他们的身材也是既肥蠢又笨拙。”

越接近赤道，人民需要的就会愈少。他们几乎不吃肉；大米、高粱、玉米、小米和卡萨就是他们的日常食物。印度群岛的好几百万人，每人每天的食品竟值不到一苏钱。纵使在欧洲，我们能发现南北方民族之间，食欲也有明显的差异。德国人的一顿晚餐，足够一个西班牙人吃上一星期。在那些人们比较贪吃的国家中，奢侈也就反映到食物上来。在英国，奢侈表现为餐桌上的肉食过多；而在意大利，人们设宴仅仅只用糖果和鲜花而已。

衣着的奢侈也能够体现类似的区别。在那些季节变化急遽而明显的地方，人们的穿着就更好也更简单；而在人们的穿戴仅仅是为了装饰的那种气候之下，人们便开始追求衣服华丽而非适用了，在这里，衣服本身就变成了一种奢侈品。在那不勒斯，你每天都能见到很多人在鲍昔里普山上闲逛，只穿着鲜艳华丽的外衣而没有内衣。就房屋来讲也是如此：当人们完全无须担心气候会伤人的时候，他们就一味追求富丽堂皇。在伦敦，在巴黎，人们要求住得温暖舒适。而在马德里，人们虽有布置精致的客厅，却没有能关得上的窗子；并且他们就在老鼠洞一样的屋子里睡觉。

在炎热的国度中，食物更肥硕多汁——这是第三个差别，而此差异也一定会对第二种差异产生影响。在意大利，为什么人们要吃那么多的蔬菜？正是由于意大利的蔬菜营养高，滋味好。在法国，蔬菜都用水来浇灌，因此缺乏营养，从而使筵席上几乎完全没有任何以蔬菜为主的菜肴。但它们并未少占土地，至少也得费相当的气力去培育。这是一条早已确定的经验。巴巴里的小麦虽然次于法国的小麦，但能出更多的面粉；而法国的小麦又比北方的小麦能出更多面粉。由此得出结论：沿着赤道到北极的这个方向，通常都能观察到相似的现象。在同等数量的产品中，所获得的粮食却较少，这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不利条件吗？

除了这些考虑外，我还得补充一个观点，它是由这里面所引申出的，并且还能够支持前面的观点，即炎热的国度比寒冷的国度需要更少的居民，却能养活更多的居民；这就导致了一种永远对专制制度有利的双重剩余。相同数目的居民所占的地面愈广博，反叛也就愈困难；因为他们不能迅速而又秘密地配合一致，并且政府总能轻易地揭露反叛的意图，并斩断一切交通。然而为数众多的人民越是聚集在一起，政府也就越发不能独掌主权。首领们在他们的密室中策划，也正如君王在他的内阁会议中开会一样安全；而且群众集中到广场上，也会如军队集合至营中一样迅速。所以一个暴君政府的便利之处就在于它可以从远距离上行动。依靠它所建立起的各个支点，它的力量就可以像杠杆的力量一般随着长度而增大。反过来，人民的力量则只有集中起来才能发挥出来；若是分散开来，力量就会消失，就像撒在地面上的火药，只会星星点点地燃烧罢了。因此，人口稀少的国家最适合暴君制，凶猛的野兽只能在旷野中称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