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所有的知识中，我认为关于“人”的知识是最有用的，然而却是最不完善的。我敢说伦理家们的任何鸿篇巨制都比不上戴尔菲神庙上的那句铭文（希腊戴尔菲神庙的入口处刻着一句话：认识你自己！）来得更深奥、更重要。在我看来，我之后将要论述的问题，是哲学所能提出来的最有意思的问题之一。但不幸的是，这同样也是哲学家不得不解决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因为，如果不是从了解人类的自身开始，我们怎么能够了解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源呢？在时空的流转中，人类一定发生过许多的变化，如果不了解这些变化，又怎能使人类有希望看到自然创造的人最初的模样呢？又如何能够区分人类原初的本性有哪些，而由于环境和人的进步得以改变自身原始状态的变化又有哪些呢？正如格劳克斯石像一样，它在经过岁月、海浪以及暴风雨的无数次侵袭之后，看起来更像是一只野兽，而不是一位天神。同样地，人的心灵也是如此。在经受了无数次持续不断的改变之后，在接受了数不清的真理和谬论之后，在自身身体构造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之后，在遭受了长期的激情冲撞之后，人的心灵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了，几乎是无法从中辨认出它的原始本性了。现在我们再也不能看到有人自始至终坚持同一种行为模式，也再不能看到有人仍然保留着伟大的造物主赐予他的崇高而庄严的淳朴本性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只有人们被过度情欲和昏庸无知的可怕交锋充斥。

然而，更糟糕的是，在历史上，人类每前进一步，他与原始状态的距离就会更远一些；同样地，我们掌握的知识越多，我们丢掉的可以发现重大问题的工具就更多。可以说，在这种意义上，人类越研究就越不能了解自身。

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必须从人类体质的持续变化中寻找到人类差别的根源。我们都知道，人与人之间原本是平等的，这和动物是一样的。各种动物在生理因素没有导致其中一类或者几类动物，发生我们所能看到的一些变化之前，它们就是平等的。

事实上，无论那些变化最初是如何发生的，所有的人类个体都绝无可能在同一时间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变化。这自然就会让我们联想到，一些人因为处境的好转或者恶化，就会相应地获得或好或坏的品质，另外一些人却会长期保留着他们的原始禀性，这无疑就是人类不平等的最初源头所在了。虽然，仅仅用一句话很容易就能把它概括出来，但是，想要确切说明其真正的原因却绝非易事。

尽管如此，希望读者不会因此便认为我在自吹自擂，认为我自认为解决了那个对我来说同样很困难的问题。其实，我仅仅是引入了一些论据，并且据此大胆猜想。与其说我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倒不如说我是为了让问题变得更加明了一些，或者说是为了恢复问题的本来面目。也许别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但是，任何人都不容易到达终点。因为我们无法正确地识别，在那些人类真实的本性中，哪些是原始的，哪些又是后来发展的；同时，我们也无法正确地把握一个不再存在，或许从来没有存在过，将来也未必会存在的状态。然而，只有在把握这种状态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对人类的现状作出正确的判断。如果想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必须有高深莫测的哲学来精确地指导我们应该为这种研究所作的准备。在我看来，如果有人能够圆满地解答下面的问题，那么，即便称他为当代的亚里士多德或是普林尼也不为过：为了了解自然人，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实验？又怎样才能在社会中进行这些实验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已经研究很久了，在我充分思考了这个问题之后，我敢在进入正文之前这样说：即便是人类最伟大的哲学家，也无力主持这些实验；即便是人类最强大的统治者，也不会进行这些实验。我们本就不应该指望他们能够合作进行实验，更不必说要想实验成功，他们还必须具有坚忍的精神，必须付出极大的智慧和慈悲的情怀。

尽管这些实验难以实施，并且因此很少有人涉及，但它们却是我们扫清重重迷雾的唯一方法。这种重重迷雾遮蔽了我们的双眼，也使我们无法清楚地认识人类社会的真正基础究竟是什么。由于对人类本性研究的忽视，我们难以确定自然权利的真正含义，即使确定出来，也是界定得模糊不清。正如布尔马拉奇所言，权利，尤其是自然权利，其概念显然与人类的本性密切相关。同时，他还说我们应该根据人的本性、人的体质还有人的生存状态出发，进而演绎这门科学的最初原理。

另外，我们不无惊愕地发现，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学者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分歧！在较权威的著述家那里，几乎没有哪两个人是持着相同观点的，更不用说那些古代哲学家们了，他们好像总是不遗余力地在最根本的原则上相互抨击。罗马的法理学家们把人和动物不加任何区别地归在自然法则之下，在他们看来，与其说自然法则是自然为他物制定的法则，倒不如说它是自然施加给自身的法则。或者说，法理学家仅仅是在特殊的意义上理解法则这个词的。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似乎仅仅是将自然法则理解成自然界所有的生命体，为了共同生活而建立的一种普遍关系。

现代学者则认为，只有在有道德的生物当中才存在法则，即在有智慧、有自由意志而且相互关联的人类当中才有法则，他们因此认为自然法则仅仅适用于人类。然而，每一个学者都在极其形而上学的原则下，根据自己的方式给法则下定义，致使我们中间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这些原则，更不用说自己去发现它们了。至于这些学问家给法则下的定义，每个人都不同于其他人，莫衷一是，尽管如此，他们却在同一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能理解自然法则的要么是刁钻的诡辩家，要么是深刻的哲学家，否则没人可以做到，也就更无从谈论遵守了。这一切都说明人类是以某种能力创造社会的，而即使在社会状态中，这种能力也是在经历坎坷艰辛之后，只有少数人才可以得到的。

由于我们对自然知之甚少，而又对法则的含义有着重大的分歧，因而很难给自然法则下一个好的定义。虽然在书本上，我们能够看到种种定义，但是这些定义除了有意见不合的缺陷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重大缺陷：它们都忽视了存在于自然状态中的人类，是不具有各种知识的，另外他们也没有注意到，人类是在脱离了自然状态之后才拥有了思想。现代著述者往往首先追问人类在最初为了共同利益而制定了哪些法则，然后将这些法则汇集在一起，就得到了自然法则。不过，这些人唯一的证据只有人们在共同实践这些法则时可能得到的好处，这无疑是下定义的一个简便方法，然而它几乎是全凭主观臆断来解释事物性质的。

在我们对自然状态的人还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任何企图了解人类的最初法则或者了解人类的最佳生存状态的努力都将会是白费力气。关于自然法则，我们唯一清楚的只有，一种法必须能使其约束的对象自觉服从它，而且作为自然法则，它必须是直接源于自然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