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契约立法权一经确立，行政权就必须随之确立；因为，行政权只能由个别的行为来运用，并不属于立法权的本质，所以它很自然地与立法权相分离。主权者假如可能具有行政权的话，那么，权利和事实就会混淆不清，以至于人们再也无法弄清什么是法律，什么不是法律了。于是，这种变质了的政治体很快地就会成为暴力的战利品，尽管政治体本是为了反对暴力而创立的。根据社会契约，全体公民都是平等的，所以全体公民就可以规定什么是全体公民应做的事，同时没有一个人有权利要求他人去做他自己不愿做的事。这是使政治体得以生存和运行必不可少的权利；主权者在创立政府时赋予君主的，正好就是这种权利。

很多人认为，创设政府的行为乃是人民与他们之上的首领之间的一项契约；由于这个契约的缔结，人们便规定了双方的义务，即一方有发布命令的义务，而另一方有服从的义务。但我深信，人们将会承认这种缔约方式的奇怪性。且让我们看看这种见解是不是站得住吧。

首先，至高无上的权威是不能被改动的，就像它是不能被转让的一样，限制它就是摧毁它。说主权者再让一个人立于自己之上，这种说法是荒谬的、自相矛盾的；自己使自己负有服从一个上者的义务，那就是又恢复了自己全部的自由。

其次，很明显，这种人民与某个人之间的契约乃是一种个别的行为。由此可见，这种契约既不是法律，也不算是主权行为，因此也就是不合法的。还可以看到，缔约双方都仅处于唯一的自然法之下，而双方间的协定又没有任何保证，这就在各个方面全都与政治状态相违背。既然手里握有权力的人永远都是执行契约的主人，这就和以契约这个名称加之于这样的一种行为没什么两样，也即是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说：“我把我全部所有都给你，条件是随你喜欢还给我多少都可以。”

在一个国家中，只能有一个契约，那就是结合的契约，这个契约本身将排斥一切其他的契约。难以想象，任何后来的契约不会破坏最初的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