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势日》：”使智1，使勇2，使贪3，使愚4。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5，愚者不顾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6，此军之微权也7。”《军势》日：无使辩士谈说敌美8，为其惑众9。无使仁者主财10，为其多施而附于下10。”《军势》日：”禁巫祝@，不得为吏士卜问军之吉凶。”《军势》日：”使义士不以财@，故义者不为不仁者死，智者不为暗主谋@。”

[注释]

1使：使用，驱使。智：有智谋的人。

2勇：勇敢的人。

3贪：贪婪的人。

4愚：愚蠢的人。

5邀：求取，希望得到。趋：追求、奔赴。

6因其至情而用之：根据他的特殊性情来使用他们。

7微权：微妙的权术。

8辩士：能言善辩的人。敌美：敌人的优点、长处。

9惑：迷惑，蛊惑。

10主财：掌管财物。

10附：靠近，亲附。

10巫祝：古代从事占h吉凶、替人祈祷的神职人员。中国古代的军事家大多都主张在军队中禁绝不正当的求神问h之道。

10义士：有节操的人。以：用，使用，依靠。

10暗主：昏乱、愚昧的君主。

[译支]

《军势》上说：”使用有智谋的人，使用勇敢的人，使用贪婪的人，使用愚蠢的人，各有不同的方法。有智谋的人喜欢建立自己的功业，勇敢的人喜欢实现自己的志向，贪婪的人愿意追求自己的利禄，愚蠢的人不肯顾惜自己的死亡。根据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情从而使用他们，这就是军中用人的微妙权术。”

《军势》上说：”不要让能说会道的人谈论敌人的长处，因为这样会蛊惑卒众。不要让有仁爱之心的人管理财物，因为他会多施钱财从而使下级亲近他。”

《军势》上说：”禁止从事卜问、祈祷等迷信活动的人。不能让他们为官兵占卜军事上的吉凶祸福。”

《军势》上说：”使用有节操的人不能依靠财物，所以有节操的人不会为不仁德的人去效死，聪明的人不会为愚昧的君主出谋划策。”

[解析]

本节提出了用人之策，即因人而使用。首先将人分为四种，分别是有智谋的人、勇敢的人、贪婪的人、愚昧的人。这四种人各有各的志向，有智谋的人喜欢建功立业，勇敢的人喜欢实现自己的志向，贪婪的人追逐利禄，愚昧的人不惜生命。善于驾驭他们的将帅应发挥其所长，根据他们各自的不同性情而使用他们，这就是军队用人的微妙的权术。接着又提出了三条应当注意的事项：一是不要让能言善辩的人议论敌人的长处，以免动摇军心，也不要让仁厚的人主管财物，以免大量施舍笼络部下；二是禁止巫祝之事在军中发生；三是使用节义之士不能用财物去笼络，因为节义之士是重义轻利的人，只能以仁德激励义士为己效命。明人吕棺在《泾野子》中说了个故事：某人有五个儿子。一个木呆呆，一个鬼精灵，一个瞎眼，一个背驼，一个腿瘸。于是老父亲就让木呆呆的老大去务农，面朝黄土背朝天；让鬼精灵的老二去做买卖，只占便宜不吃亏；让瞎眼老三去算卦，打扮起来蛮象样；让驼背老四搓麻绳，低头弯腰背不疼；让腿瘸的老五纺线织布，坐在织机前不用动。他的这个安排，使五个儿子各得其所，都能安身立命，终身不愁吃穿。故事中的父亲从几个孩子的特殊性出发，注意扬长避短，甚至巧用此短，把短处变为长处，从而使几个孩子都能各尽其”才”：木呆呆是短处，但这样的人不见异思迁，可以踏踏实实地把田种好；瘸腿是残废，但人能坐得更安稳，在织机前能坐得住，织布时花的时间和心思必定超出一般人；驼背是缺陷，但在搓麻绳中就变成了长处。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天下才子很少有全能型的，因而用人之长，避人所短，就成了检验一个领导人用人艺术高低的重要方面。

周公旦在《周礼》中论述如何治理国家时指出，君王只需控制、监督宰相就行了，而宰相应担负起协调民众关系、管好生产、保障供给等重大责任。具体来说，他将百姓分为九类，各施其职，各尽所能。第一类人是农夫，他们因地制宜生产各种谷物；第二类人从事园圃种植，生产各种蔬菜、瓜果；第三类人住在山林川泽，让他们开发自然资源，建筑房舍丰富食物来源；第四类人从事畜牧业，供给肉类和皮毛；第五类人是能工巧匠，发挥他们的特长，能将原材料制成有用的器物；第六类人是商人，行商从事长途贩运，能促进互通有无，扩大地区间的物资交流，而坐商摆摊卖货，能满足百姓的需求；第七类人是妇女，让会”女红”的妇女传授纺织技术，扩大丝麻纺织生产，能增加产量；第八类人是从事杂事的男女奴仆，也要使他们参加生产性劳动，采集可以食用的野生草木果食；第九类人是闲散人员，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时而干这活，时而干那活，有时没活干。这就是《周礼》中著名的”以九职任万民”治国理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借鉴古代的用人艺术，在革命战争中知人善任，在和平年代中也择人善用，是他具有战略眼光的领导艺术的体现。

毛泽东十分强调知人，首先在于他相信伟大的人民革命中会产生千千万万的优秀干部，因而能够吸引五湖四海的俊才。其次他不要求”完人”和”全人”，他善于抓住人的品质个性的优点，根据每个人的专长，安排干部的工作，做到人尽其才。所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许多有用之才总是脱颖而出。

1950年初，中央军委准备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刘伯承一向是主张”治军必先治校”的，他闻讯后立即请求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职务，担任办校工作。毛泽东对刘伯承是了解的，刘伯承有”古名将风”和”常胜将军”之称；他先在重庆陆军将弁学堂，后在苏联高级步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在革命战争中，他所统率的部队，经常办有军政学校、随营学校或轮训队，在中央苏区和长征中，还曾先后担任中央红军学校校长，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不愧为一位杰出的军事教育家。因此，毛泽东立即赞同刘伯承的要求，并亲笔复信。刘伯承满怀雄心壮志主持学院工作达七年之久，为培养中高级军事干部，推进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在选才用人中，提倡毛遂自荐，反对唯文凭选才，反对论资排辈，而主张不拘一格，这同他本人自学成才、积极进取、奋斗成功的经历不无关系，但从根本上来说，是他具有战略眼光的领导艺术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