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初，为了共商复兴奥运会大计，顾拜旦建议于同年6月举行一次国际体育会议，并致函各国体育组织选派代表参加。顾拜旦和他的支持者们还通过各国驻巴黎使馆，同国际社会上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广泛联系。他们的努力收到了成效，一些国家的驻法使节和科教界名流纷纷表示了他们的支持。在国际上各种因素的促进和顾拜旦的不懈努力下，创办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各种准备工作就绪了。

1894年6月16日至24日“国际体育运动代表大会”在巴黎索邦神学院举行，到会的正式代表79人，他们是来自美国、英国、俄国、瑞士、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希腊等12个国家和49个体育组织的代表。会议期间，又先后有20几个国家致函，向大会表示了支持和祝贺。顾拜旦的精心设计和主持，唤起了与会者对古代奥运会的神往，与会代表一致同意顾拜旦的主张，决定复兴奥林匹克运动会，并通过了《复兴奥运会》的决议。6月23口，大会通过了成立国际奥委会的决议，顾拜旦从79名正式代表中挑选出15人任第1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大会还决定由奥运会举办国的国际奥会委员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由于首届奥运会将于1896年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因此希腊委员维凯拉斯当选国际奥委会第一任主席，顾拜旦为秘书长。

1896年4月6日至15日，第1届现代奥运会终于如期在雅典举行。虽然组织尚不很正规，但它却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正式诞生的重要标志，在世界体育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至此，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它掀开了人类文明史上新的一页。

1896年首届奥运会结束后，顾拜旦接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他担任这个职务一直到1925年，是迄今任期最长的主席。当时，奥委会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知名度很小，而奥林匹克运动会，还远没有成为世界性的运动盛会，参赛选手少，成绩平平，新闻界反应冷淡，总之，当时的奥林匹克运动还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随时都有夭折的危险。1900年在巴黎举行的第2届奥运会结束后，有人挖苦说，奥运会只不过教会了参赛者如何接过奖品。

初期的挫折，促使顾拜旦对奥林匹克运动进行深入地思考，他的“奥运思想”在这一阶段渐趋成熟。他起草了《奥林匹克宪章》，并以历史学家的深邃眼光和文学家的优美笔调，阐述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哲学基础、教育功能和美学意义。

从一开始他就规定了国际奥委会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奥委会不受任何政治势力左右，不接受任何组织津贴。顾拜旦认为：“独立性使我们能够做许多事。”他奠定的理论基础，使得奥林匹克运动经受住了百年风雨的考验，发展成为一个持久的以竞技体育为手段的社会文化与和平运动。

每当奥运会来临之际，我们就会想起他。他说：“四年一度的奥运会是为人的精神服务的，这是奥运会的活力所在”，“奥林匹克运动应该体现双重的崇拜，即对力量的崇拜以及对身体及精神的协调一致的崇拜”“它应该体现肌肉、能力、思想三者的一致性”。

奥运会的名言“重要的不是取胜，而是参与”是在第4届奥运会上提出的。1908年7月24日，英国举行第4届奥运会的招待酒会。在酒会上，顾拜旦说：“昨天是星期天，我们在圣保尔市举行了奥运会的开幕仪式。主教用十分美好的语言谈到这个仪式，他说，重要的不是取胜，而是参与。先生们，让我们记住这句强有力的话吧，在人生中，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战斗。是的，这是最根本的一点：不是曾经战胜过，而是曾经战斗过。”

“更快、更高、更强”是奥运会最有名的格言，人们也许不知道它是法国阿尔克伊神学院院长迪东的话，他为学校体育协会写下这句勉励的话。它与顾拜旦一贯的想法相吻合，顾拜旦常常引用迪东的这句名言，以至人们误认为这话是顾拜旦“发明”的，但此话确实是经过顾拜旦的传播而成为奥运格言的。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体育的范围，成为体现人类进取精神、激励人类蓬勃向上的名言。

顾拜旦的奥林匹克运动的哲学思想，后来他都写进《奥林匹克回忆录》这一巨著中，他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丰富的思想遗产。在奥林匹克运动日益壮大的今天，我们仍然感到他的言论的经典性，感到他思想的光芒，他被称为“现代奥林匹克之父”，实在是人心所向，毫不为过。

1925年的春天，国际奥委会在景色壮美的欧洲名城布拉格举行第23届全会。在这届全会上，担任了两年国际奥运会秘书长、近30年国际奥委会主席的顾拜旦，在完成了复兴奥林匹克的伟业，实现了奥林匹克梦想之后正式退位。

1937年9月2日，顾拜旦在湖边散步时，因心脏病突发跌倒在地，匆匆离开人世。他的遗体安葬在洛桑市郊的“小牛树林公墓”里。根据他的遗愿，他的心脏于1938年安葬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发祥地——奥林匹亚的山下，他希望时刻感受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脉搏。此后，历届奥运会在希腊点燃圣火之后，持火炬者都首先围绕埋有顾拜旦心脏的墓碑跑一圈，以表示对这位伟大的奥林匹克先驱的无限崇敬。

顾拜旦不但是一个杰出的国际体育活动家，而且还是一个卓有成就的教育学家、历史学家。他一生著有《1870年后的法国史》《教育制度的改革》《英国教育学》《运动的指导原理》《运动心理之理想》《体育颂》等著作。其中，最有名的是他在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期间发表的《体育颂》，并因此而获得该届奥运会金质奖章。

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认为顾拜旦的伟大功绩在于将体育运动提高到具有普遍价值的高度，并赋予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为了维持奥运会的正常运作，顾拜旦本人无偿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到后来他不得不变卖了自己的家产，晚年的顾拜旦过着非常清贫拮据的生活。顾拜旦使原来古希腊各个城邦之间举行的古奥运会变成了今天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可以参加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同时他一生所倡导的奥林匹克精神和宗旨也在国际交往中发挥着无以替代的作用和影响力，同时他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古希腊是人类文明的源头，恢复古希腊的光荣传统是雅典的骄傲。奥林匹克运动会能给全世界的青年提供一个兄弟般幸福见面的机会，消除种族间的仇恨，把文明的国家从野蛮的种族奴役中拯救出来，从而促使全人类的和平。

——顾拜旦

我们宣誓我们将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忠诚比赛，尊重指导比赛的各项规则，并愿意以真正的体育道德精神，为了国家的荣誉以及体育的光荣参加比赛。

——顾拜旦的奥林匹克宣言

慈善工作者特蕾莎修女

特蕾莎修女（mohereresa）原名艾格妮丝·刚察·博加丘（agnesgonxhabojaxhiu，1910—1997），是世界著名的天主教慈善工作者，主要替印度加尔各答的穷人服务。因其一生奉献给解除贫困，而于1979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并被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2003年10月列入了天主教宣福名单。目前特蕾莎修女的名称也变为真福特蕾莎修女（blessederesa）。

2009年10月4日，诺贝尔基金会评选“1979年和平奖得主特蕾莎修女”为诺贝尔奖百余年历史上最受尊崇的三位获奖者之一。

12岁时，特蕾莎加入了一个天主教的儿童教会；15岁时，在印度接受传教士的训练工作；18岁时，先是在一位耶稣会修道士的辅助下，加入爱尔兰修道会，这使她有机会跨越欧洲，从马其顿来到都柏林，接受为期一年的训练。结业后，特蕾莎被派到印度加尔各答圣玛利亚修道院的学校教书。她在那里讲授地理和历史课长达17年之久，最后成为学校校长。

她以前不叫特蕾莎，而是叫艾格妮丝。按照教规，成为终身侍奉天主的修女需要经过两次发誓。1931年，在她21岁的时候，她第一次发誓时，就为自己取了这个教名“特蕾莎”，以此纪念被称为传教圣女的法国加尔默罗会修女圣·特蕾莎。

在圣玛利亚修道院所在地加尔各答，一堵高墙隔绝开了两个世界。里面的世界充满蜡烛、鸽子、赞美诗、安宁与祥和，外面的世界则是遍布贫穷、饥饿、疾病和痛苦，那些瘦骨嶙峋、皮肤黝黑、衣不蔽体、臭气薰人的乞丐、孤儿、老弱、病人和穷汉缩在角落，那些行将就木的病人身体发臭，身上布满蛆虫。

当这位在女子学校和修院高墙内过着优雅的欧式生活的欧洲女子第一次走到那个凄惨破败、可怕肮脏的世界中，看到那些乞丐、孤儿、老弱、病人和穷汉，她的伟大命运就开始转折了。

她在决定做这件事之前，一直过着好日子，那是一种悠闲、优雅的欧式生活。在欧洲，以教士和修女为职业的人们从来不愁生计问题，她们有一个庞大而稳固的组织，这个组织有着良好而丰厚的福利制度，在教会这双温暖而安全的羽翼下，她们可以自由成长，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知道特蕾莎修女是什么时候第一次从那道高墙里走出来的。我们只知道，有一天，她到巴丹医院开会，在路过车站广场的时候，看到了一位老妇人，倒在路上，像是死了一般。特蕾莎停住了脚步，蹲下来仔细观察：破布裹着脚，爬满了蚂蚁，头上好像被老鼠咬了一个洞，残留着血迹，伤口周围满是苍蝇和蛆虫。她赶紧替老妇人测量呼吸及脉搏，似乎还有一口气，她赶走苍蝇，驱走蚂蚁，擦去血迹和蛆虫。特蕾莎心想，如果任她躺在那里，必死无疑。于是她暂时放弃了去巴丹的行程，请人帮忙把老妇人送到附近的医院。医院开始时对这个没有家属的老妇人不予理会，但医师在特蕾莎的再三恳求下，便替老妇人医理，然后对特蕾莎说：“必须暂时住院，等脱离危险期后，再需找个地方静养。”

特蕾莎把病人托给医院后，立即到市公所保健课，希望能提供一个让贫困病人休养的埸所。市公所保健课的课长是位热心的人，他仔细听完特蕾莎的请求后，便带她来到加尔各答一座有名的卡里寺院，答应将寺庙后面信徒朝拜后的一处地方免费提供给她使用。

他们一开始受到印度教区婆罗门的强烈反对，理由是特蕾莎修女不是印度人。然而特蕾莎修女不畏反对，依然在街头抢救许多临危的病患到收容所来替他们清洗，给他们休息的地方，其中也包括印度教的僧侣，此举感动了许多的印度人，于是反对声浪就渐渐地平息了。

自从找到这个落脚点后，不到一天的时间，修女们就将30多个最贫困痛苦的人安顿了下来。其中有个老人，在搬来的那天傍晚就断了气，临死前，他拉着特蕾莎的手，用孟加拉语低声地说：“我一生活得像条狗，而我现在死得像个人，谢谢了。”

这一天过后，她若有所悟，这就是自己真正应该干的事。

于是，在1952年8月，这所名副其实的贫病、垂死者收容院正式成立，当时在入口处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著“尼尔玛·刮德”，按孟加拉语的意思，就是“纯洁之心”。

她的故事很快就传了开来，有越来越多的人被她的精神感动，有爱心的女孩子们也加入这为贫苦人献身的事业，掌权者和有钱人因为她的行为而良知触动给予她资金和物质的支持，也有更多的地方有人慕名前来寻求她的帮助。

她把她的事业迅速扩大。她和其他修女一起办起了“儿童之家”，收养从路上拣来的先天残疾的弃婴，把他们抚养成人，告诉他们“你是这个社会重要的一分子”；她建立了“麻风病康复中心”，收治照顾那些甚至被亲人唾弃的麻风病人，让他们感到自己“并没有被天主抛弃”；最著名的是她在贫民区创办的临终关怀院，使流落街头的垂死者得以在呵护中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她说：“这些人像畜生一样活了一辈子，总该让他们最后像个人样。”那些被背进关怀院的可怜人，有的躯体已经被鼠蚁咬得残缺不全，刚入院洗澡时往往用瓦片才能刮去身上的污垢，最后握着修女的手，嘴角带着微笑“踏上天国之路”。一个原本对特蕾莎修女的善行心存疑虑的印度教法师，当看到她一丝不苟地为一个快死的男人清理布满蛆虫的伤口，惭愧地说：“我在寺庙供奉圣母女神三十年，今天才看见圣母的肉身！”

从那时候开始，罗马教廷准许特蕾莎创设仁爱修女会。从修会创立迄今，不断有人申请加入这个修会。

1986年仁爱修女会回应教宗保罗六世的邀请，在罗马设立（分支）办事处，随即在世界五大洲各处兴建贫苦之家等等。仁爱修女会的扩展迅速，远胜过教会历史上所有的修会。

现今，许多修会正濒临衰弱不振的颓势，唯有特蕾莎创办的修会却不断兴旺、扩展。1995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全世界已有137个国家有仁爱修女会的组织，550间慈善机构和场所。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从中得到了帮助。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1982年，当她得知黎巴嫩贝鲁特一所前线医院有60余名巴勒斯坦弱智儿童处在生死关头时，她便冒着生命危险赶到那里，劝说以色列军队和巴勒斯坦游击队暂时停火，让她进入医院，把那些儿童一一抱上车，转移到安全地带。当时有一名随行的西方记者在后来的报道中写道：“她那因为孩子们得救了而显出的自豪神情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我曾经和许多国家的总统、女王有所来往，但却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对一个人如此敬畏。”

这位瘦小但倔强的修女就是这样惊动整个世界的。

她所帮助的人从来不上教堂，因为衣衫破烂；不会哭泣，因为没有眼泪可流；甚至不会请求，因为一向没有人会理睬他们。但在这位可爱的修女眼中，他们的生命同样值得享有尊严，那是同一个上帝，他们的伤痕就是基督的伤痕。

她实践了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对最小兄弟（姊妹）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

回过头来看，她只是一个活在20世纪现代商业社会的普通修女，但她的行为却像圣人耶稣一样。是什么原因让一个衣食无虞的小学校长变成一个圣徒的呢？

特蕾莎自己说道，那是缘于1946年9月10日一列夜班火车上的经历。那晚，她得到了耶稣基督的启示。她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我听到一个声音，要求我放弃一切，跟随基督进入贫民窟，以便我能在最穷的穷人当中服侍他。我知道这是他的意思，我要照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