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马可·波罗的父亲手中有一块忽必烈皇帝赠送的雕刻有大雕符号的金牌，所以，他们的旅行相对比较安全。但是遇到天灾人祸，暴动战乱，他们仍然没办法避免，他们带去的教皇选出的两位传教士因受不了旅行的辛苦和恐惧，中途退缩又回去了，只把教皇的信和礼物交给马可·波罗一家来处理。

聪明好学的马可·波罗对所经各地都热心地进行研究和考察，他每在夜晚休息的时候，都跑到商队里边去，打听各国的故事。每到一个城市，马可·波罗就会跑到寺院和大会堂，询问有关它们的故事和来历。他详细调查所到之处的风土人情，生长什么动植物，出产什么特产以及买卖、居民的生活和宗教信仰等等情况，而且还把它们都记录在笔记本上。于是马可·波罗一路下来，听到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像诺亚方舟、会移动的山岳和城市、蒙古王爷偏爱肥胖且鼻子扁平的王妃、热死大队人马的城市、夜里活动的豺狼、血色红宝石的故事、暴风雪和沙漠的幽灵等一系列稀奇古怪的故事，远比探险刺激得多。当马可·波罗看到元朝每隔40公里就设有一个驿站的制度时，他非常佩服，也把这种驿传方法详细地记了下来。

他们历尽千难万险，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在1275年来到大蒙古高原上的上都，拜见了忽必烈皇帝。

这时的马可·波罗已经是一个彬彬有礼、聪明且见多识广的年轻小伙子了，忽必烈很喜欢他，当即就要他在元朝宫廷里当了自己的侍从。聪明好学的马可·波罗，很快便掌握了汉语、蒙古语等多种语言文字，并逐渐熟悉了当地的风俗礼仪。忽必烈知道马可·波罗喜欢旅行，便委派他出访南方各地，调查民俗，回来时便高兴地听马可·波罗讲述所见或听说的有趣的故事，他还曾让马可·波罗当了三年的扬州总管。马可·波罗在元朝大都期间，正好赶上忽必烈准备征讨日本，他了解到日本国内积蓄有很多黄金，连宫殿的屋顶、石基、房间的地板、门窗，都铺着厚厚的黄金，他还听说日本生产很多桃红色的美丽大珍珠，日本人在死了以后，习惯在火葬前，让死人嘴里含着一颗珍珠和其他很多稀奇的宝石，马可·波罗对此感到十分吃惊，便把这事也记录下来。由此，后来欧洲人都认为在中国的东方，有个叫日本的黄金国。哥伦布探险的目的之一，也是在寻找这个黄金国。

马可·波罗在中国住了17年，经过深入调查了解，写了大量笔记。后来，由于思乡心切，又加上父亲身患重病，希望落叶归根，他们便以护送阔阔真公主西嫁波斯为由，向忽必烈辞行。忽必烈对马可·波罗的离去感到十分惋惜和不舍，但最后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临走的时候赐了他很多的金银财宝，并吩咐他和故乡的人们会面后，赶快再回来。马可·波罗一路护送阔阔真公主到波斯后，辗转回到威尼斯。

马可·波罗成了威尼斯甚至意大利全国闻名的百万富翁，他所讲述的神奇的东方故事吸引了许多人去听。他在威尼斯娶妻生子，幸福地过了三年，后来却发生了威尼斯和另一个城市争夺世界海上霸权的战争。由于时局动荡不安，所有商船都必须改为军舰参战，马可·波罗作为威尼斯的富商，也不能幸免。可是这场战争却以威尼斯的失败而告终，马可·波罗不幸被俘。不过，这也促成了他的《马可·波罗游记》的诞生。

当时和马可·波罗同一牢房的囚犯中有一个名叫鲁斯齐开罗的人，他是东罗马帝国传奇故事《圆桌武士传奇》《特立斯丹传奇》等名著的作者。他对马可·波罗的冒险故事极感兴趣，建议两人合作，把马可·波罗的经历写成一本书，马可·波罗同意了，便写信叫家人把自己以前的笔记本都寄来。于是由马可·波罗讲述，鲁斯齐开罗根据他所讲的内容，加以润色著述下来，半年以后，终于完成这部闻名于世的巨著《马可·波罗游记》。不久，交战的双方讲和，交换俘虏，马可·波罗又回到了故乡威尼斯。

据说，欧洲的地理学家，根据这本书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后来，这本书记载的事件更成为促成哥伦布去探险的一大动力。还有人曾经拿着《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一一查对核实，认为这本书的记载非常正确。

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及其游记，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被认为是神话，被当作“天方夜谭”。但《马可·波罗游记》却大大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同时《马可·波罗游记》对15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意大利的哥伦布，葡萄牙的达·加马、鄂本笃，英国的卡勃特、安东尼·詹金森和约翰逊、马丁·罗比歇等众多的航海家、旅行家、探险家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以后，纷纷东来，寻访中国，打破了中世纪西方神权统治的禁锢，大大促进了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因此，可以说是马可·波罗和他的《马可·波罗游记》给欧洲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同时，在《马可·波罗游记》以前，更准确地说是在13世纪以前，中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都是通过中亚这座桥梁间接地联系着。在这种中西交往中，中国一直是以积极的态度，努力去了解和认识中国以外的地方，特别是西方文明世界。最早可以追述到周穆王西巡，尽管周穆王西巡的故事充满了荒诞和神话色彩，但至少反映了中国人已开始去了解和认识西方。西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之后，一条从中国经中亚抵达欧洲的“丝绸之路”出现了，中国对西方世界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文化等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一大批西方的商人来到中国，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更深入了。但直到13世纪以前，中西交往只停留在以贸易为主的经济联系上，缺乏直接的接触和了解。而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在13世纪以前，一直停留在道听途说的间接接触上，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非常肤浅。因而欧洲人对东方世界充满了神秘和好奇的心理。《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世界进行了夸大甚至神话般的描述，更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好奇心。这又有意或者无意地促进了中西方之间的直接交往。从此，中西方之间直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的新时代开始了。马可·波罗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但从《马可·波罗游记》一书问世以来，700年来关于他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一直不断有人怀疑他是否到过中国？《马可·波罗游记》是否伪作？并形成了马可·波罗学的两种观点：怀疑论者和肯定论者。

早在马可·波罗活着的时候，由于书中充满了人所未知的奇闻异事，《马可·波罗游记》遭到人们的怀疑和讽刺。关心他的朋友甚至在他临终前劝他把书中背离事实的叙述删掉。之后，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对东方的知识越来越丰富，《马可·波罗游记》中讲的许多事物逐渐被证实，不再被目为荒诞不经的神话了。但还有人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发生怀疑。

直到19世纪初，学术界开始有人站在学者的角度批判此书，并质疑马可·波罗。德国学者徐而曼是最早提出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的论证，认为所谓他在元朝17年的历史完全是荒诞的捏造，是为了传教士和商人的利益，借以激发感化蒙古人的热情以便到中国通商而创作的。19世纪90年代，英国的马可·波罗研究专家亨利·玉尔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中一一列举了《马可·波罗游记》中存在的缺陷和失误。他认为《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中国的记载有多处缺陷，如根本没有记载任何关于长城、茶叶、妇女缠足、用鹭鸶捕鱼、人工孵卵、印刷书籍、中国汉字及其它奇技巧术和怪异风俗等等，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地方等等。到了20世纪中后期，1965年，德国汉史学家福赫伯则列举了许多疑点，如扬州做官、襄阳献炮等疑点加以印证。1979年，美国学者海格尔翻检《马可·波罗游记》全文，撰成《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内证中看到问题》一文提出质疑。1982年，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英国学者克雷格·克鲁纳斯《探险家的足迹》的一文，提出四条疑问对波罗到过中国一说提出质疑。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学者也有不少人质疑马可·波罗。不过都是写些短文或在其他论文中附带提及。1995年，英国学者吴芳思博士经过多年研究，把所有的疑问写成了一本书《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而成为“怀疑论者”的代表。

法国的东方学家伯希和虽然花费了很多时间为《马可·波罗游记》作了大量的注释，但对马可·波罗书中的疏失也是表示谅解的，基本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无论如何，这些争议本身就已经让《马可·波罗游记》直接或间接地开辟了中西方直接联系和接触的新时代，也给中世纪的欧洲带来了新世纪的曙光。事实已经证实，《马可·波罗游记》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积极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马可·波罗游记》打开了欧洲的地理和心灵视野，掀起了一股东方热、中国流，激发了欧洲人此后几个世纪的东方情结。许多人开始涌向东方，学习东方，以致欧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许多中世纪很有价值的地图，是参考游记制作的。许多伟大的航海家，扬帆远航，探索世界，是受到马可·波罗的鼓舞和启发。事实上，美洲大陆的发现纯属意外，因为游记的忠实读者哥伦布原本的目的地是富庶的中国。当时欧洲人相信，中国东面是一片广阔的大洋，而大洋彼岸，便是欧洲老家了。

马可·波罗东方之旅已经过去700多年了，但他的精神依然震撼着人们心灵，激励着人们不断作出新的探索，取得新的进展。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在由他所开辟的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上，并使之不断延伸拓展，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平坦，超越时间、空间的局限，走向一个和谐的世界。

《马可·波罗游记》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积极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评论家

他在欧洲人的心目中创造了亚洲。

——梅斯菲德

护士之神南丁格尔

南丁格尔（florencenighingale，1820—1910），英国女护士，基督教徒，欧美近代护理学和护士教育创始人。

南丁格尔受过高等教育，曾就读于法国巴黎大学。她学识渊博，读遍文学名著，通晓历史、哲学、数学、信仰宗教，擅长音乐与绘画，精通英、法、德、意四门语言却为从事什么职业而犯愁。

在我们完成学业、走上社会的时候，我们该如何作出关系一生命运的选择呢？在这一点上，南丁格尔与今天的我们在心灵上的距离更近。

1837年，南丁格尔17岁了。摆在她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定位自己的一生？这可是个大难题。因为，她的学识、智慧及优越的家庭环境可以让她有多种选择。

她的父母希望她在文学、音乐方面发展。她为自己列出方向并在日记中写道：“摆在我面前的道路有三条：一是成为文学家，二是结婚当主妇，三是当护士。”

她选择前两条路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些。毕竟，在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青春女孩身上，谁没有那种成家立业、事业与爱情双丰收的渴望呢？而护士可不意味着这些。在19世纪上旬，护理工作“肮脏而低贱”，护士身份等同于仆妇，为上流社会所鄙视。

于是，从1837年开始，他们全家用一年半的时间，到法国、意大利、瑞士等地旅行。

只是，父母没有想到，这次旅行反而令家里这位千金小姐对贵妇人生活更加厌恶了。她甚至觉得这种不工作、不劳作的生活是一种“无所事事的寄生生活”，于是在旅途当中她总是不停地发牢骚，抨击当时的社会道德观念，主张男女平等，提倡妇女参加劳动，而且她经常跑出去，去验证自己第三条路的可能性。在英国，她偷偷进入医院里，她看到医院的护理状况极为恶劣，大部分医院的病房多半都是大统房，病床紧紧相连，十分拥挤，墙壁和地板上沾满了血迹和污渍，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这种情景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感到，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于是，她做护士的念头更加强烈了！

于是，她开始为终生从事这一职业做准备。她一面潜心研读，吸取医疗卫生方面的新知识；一面参加一些社交活动，有意结识那些赏识她的理想与抱负的人。她很幸运，结识了两位对她以后的事业有重要影响的男友。一位是她的表亲亨利·倪柯逊，另一位是查理·麦恩斯。麦恩斯后来成为国会议员，终生支持南丁格尔的事业。

我们今日没有具体的文献资料来记录南丁格尔的学习过程，只知道从她17岁开始，一直到她24岁，她花了7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读万卷书”的过程。然后，在1844年，她从英国出发开始“行万里路”，足迹遍及法、德、比、意等国，对各国的医院进行了考察。1848年初，她在罗马会晤了另一位重要人物——希德厄·海伯特。海伯特与南丁格尔一见如故，他后来当选英国作战部长，对南丁格尔的事业给予了有力支持。

1849年10月，南丁格尔与友人再次远游埃及，次年4月到达雅典。南丁格尔每到一地，必定参观当地的养老院、孤儿院等慈善机构。

然后，在1850年，她又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前往德国的凯撒斯韦特接受护理训练。此时，她已经是30岁的老姑娘了，她没有考虑过自己是否需要一个爱人，是否需要和某个人结婚，过甜甜蜜蜜的小日子。

如同世上众多伟人一样，对她来说20岁到30岁之间也是个充满暴风雨的时期，是为她以后飞跃前进作准备，并对她进行考验的年代。她自30岁以后，开始向自己的人生课题挑战。构筑具有自己特色的人生是与年龄无关的。而且伟大的人生没有男女之别。一旦发现并认识到深藏于自己内心的伟大使命，即便是30岁开始新的挑战也决不为迟，南丁格尔就是最好的例证。她在日记中说：“我脑海中充满有关人间痛苦的思索……。”

在理智与情感交锋中，她靠信仰超脱了这种人类永恒的困境。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今年刚好30岁，正和耶稣开始出来传教，奉行他的使命那一年的年纪相同。从今以后，我不能再作儿戏的事，不能再有无谓的思想，不能再谈恋爱和婚姻。主啊！求你使我从今以后，常能想到你的旨意。”

第二年，南丁格尔写信给父亲说：“我高兴我的青年时期，已经过去，更喜欢它永不再回来。这完全是无知和受束缚的时期，准备着不能成功和幼稚的思想，希望今后我真正能占领我自己。”

在她的日记上她写了这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