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罗丹的父亲与老师勒考克甚至他本人所预料的那样，罗丹选择雕塑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后，的确是不停地和偏见、政府、美术馆作斗争。他的每一件大型作品像《青铜时代》《塌鼻子的人》《施礼者约翰》《思想者》《地狱之门》《雨果纪念像》《巴尔扎克纪念碑》等的展览都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讥讽、嘲笑、猜测、抨击如潮水一样袭来，令罗丹苦恼不堪。

他的《青铜时代》因为太像真人而被人怀疑是用人体浇铸而成的，流言不胫而走，后经报界渲染被广泛传播开来，直到罗丹在几位权威评审委员们面前当众雕塑《行走的人》，流言才被粉碎，罗丹才告别默默无闻，走向成功之道。他的《塌鼻子的人》曾因为造型太丑而遭受嘲笑；有人曾站在《雨果纪念像》前痛骂罗丹，因为他不能容忍伟大的文学家雨果竟被雕成裸体像；后来闻名于世的《思想者》惨遭攻击，被评论家斥责为“怪物”“人猿”；《巴尔扎克纪念碑》被艺术界说成是个“雪人”“大麻袋”“丑八怪”“神经错乱之作”，而且他刻画的巴尔扎克连手都没有尤使观众不能接受，于是，巴黎市议会通过决议：禁止将《巴尔扎克纪念碑》竖立在市内的任何地方。他的朋友奔走呼吁，抗议这尊塑像所受的不公平待遇，并且组成专门的筹款委员会，由著名画家、作家、作曲家以及雕刻家联合签名，准备筹借三万法郎，买下《巴尔扎克纪念碑》，罗丹为朋友的义举深深感动，但他谢绝了朋友的好意，默默地将雕塑安置到自己牟峒的花园里。

因为罗丹的作品太过坦率真诚，毫不矫饰，因此常常得不到别人的认可而遭到订作人的拒绝。即使有时给友人造像，也常因过于直率而引起友人的不快。一直到罗丹声名远播，成为塑造大师，他的作品成了收藏品，成了许多人争购之物，贫穷才离开他。

罗丹一生忙于雕塑，无暇顾及父母，是贝莉像女儿一样无微不致地照顾着罗丹的父母，以至于他的父亲感动得在弥留之际对罗丹说：“你一定要娶贝莉为妻，她像我的女儿一样待我。”尽管罗丹在雕塑《地狱之门》时爱上了自己的秘书兼学生的美丽的卡密尔，俩人曾一起坠入热恋，罗丹曾以卡密尔为模特雕塑了《清晨》《思》《吻》《虹之女神》，都闻名于世。但卡密尔最终明白，罗丹不可能离开共患难的贝莉，只好一个人绝望地悄悄走开了，并拒绝接受罗丹提供的任何帮助，最后，卡密尔因伤心失望及精神不好而变疯了，再没有清醒过来。罗丹知道后百感交集，却无以表达，只说了一句：“法国已经失去了一个优秀的艺术家。”

1917年1月29日，在儿子奥古斯特出生后50年时，罗丹与贝莉在地方长官主持下结婚，儿子充当证婚人。而结婚仅两周后，妻子贝莉便因病去世。病体虚弱的罗丹受不住这一沉重打击，也在不久与世长辞。

罗丹的一生是被人攻击和嘲讽、同时亦为人理解和支持的一生。但他始终以一种伟大的人格正确地面对这一切。罗丹一生攀登，并终于登上米开朗基罗之后的又一高峰。罗丹坚信：“艺术即感情。”他的全部作品都证明了这一观念，都深刻揭示了人类的丰富情感。以此而论，罗丹是最杰出的浪漫主义雕刻大师。然而，他的伟大，还在于他的深刻思想：他没有浪漫派中容易见到的那些弊病，如肤浅的热情，空洞的夸张，虚假的内涵。他偏爱悲壮的主题，善于从残破中发掘出力与美。这使他的艺术具备博大精深的品格，既动人之情，又启人之思，使我们得以神游于心灵的波涛，生命的奥义，宇宙的玄远，创造的神奇。由此观之，罗丹又超越了浪漫主义，超越了门户派别，超越了时代和区域，成为历史星河中一颗璀璨的巨星。他同情底层劳动人民，热爱自己的祖国，将其毕生投入到对艺术执著追求和人生种种痛苦的苦苦思索中去。他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创作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手法。他的作品所体现出的思想和精神魅力，永远带给人以深沉的美，启迪着人们不停地思考。

在艺者眼中，一切都是美的，因为他锐利的慧眼，注视到一切众生万物之核心。如能掘发其品性，就是透入外形触及其内在的“真”。此“真”，也即是“美”。

——罗丹

生命之泉，是由心中飞涌的；生命之花，是自内而外开放的。同样，在美丽的雕刻中，常潜伏着强烈的内心的颤动。这是古代艺术的秘密。

——罗丹

天才画家梵高

文森特·威廉·梵高（vincenwillemvangogh，1853—1890），荷兰后期印象画派代表人物，是19世纪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他热爱生活，但在生活中屡遭挫折，艰辛倍尝。他献身艺术，大胆创新，在广泛学习前辈画家伦勃朗等人的基础上，吸收印象派画家在色彩方面的经验，并受到东方艺术，特别是日本版画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创作了许多洋溢着生活激情、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表现了他心中的苦闷、哀伤、同情和希望，至今享誉世界。

梵高出生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里。中学毕业后他被送到海牙一家美术商店当学徒，不久他又先后来到巴黎总店和伦敦分店卖画。年仅16岁的梵高，就这样天天接触美术品，耳濡目染，认识和欣赏能力渐渐增强，可是这并没使他的工作受到赏识，得到认同。一次，一位有钱的妇人为自己的新居购画，她一边喋喋不休地胡乱发着议论，一边尽挑那些在梵高看来十分庸俗、低水平的画作，还自鸣得意地大声说：“瞧，我选的都挺不错吧！”“你即使闭上眼睛，也不会比现在挑得更糟了。”梵高忍不住顶了她一句。他觉得这位目空一切、浅薄无知的太太实在令人讨厌。难怪那妇人听见此话，顿时大怒：“天哪！你不过是个乡巴佬而已！”店老板闻声赶来，训斥梵高不要毁了他的生意，警告他再不改过，便只好让他走人。梵高却生气地打断老板的话，说：“怎能为了赚钱向这种愚蠢的人卖画？”“还有，为什么不懂艺术的人有资格到这儿来，而那些对优秀艺术真正有鉴赏力的穷人，却拿不出一个铜板去买张画挂在自己的墙上呢？”这件事发生后不久，他不辞而别，回到家里。

父亲希望儿子继承自己的职业，便说：“卖画不成，那你就学神学吧。”后来他在叔叔的劝说下于1877年考进阿姆斯特丹大学神学系预备部。可他不久又彷徨起来，他认为自己在神学系背诵枯燥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对那些伸着双手的穷人并没什么帮助，于是他再一次不辞而别。不久他出现在比利时皮森特牧师等几人组织的福音传道学校里，因为这儿只要他学习三个月后就可得到一张合格证书，便可分配去工作，那时他替上帝为穷人服务的愿望马上就可以实现了。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临毕业时，负责人对梵高说：“你宣讲时连话都讲不好，委员会认为你不够格给百姓传授教义，我遗憾地通知你，你没有合格地毕业，我们不能给你任命。”梵高惊呆了，伤心地跑了出来。后来他在皮森特牧师的帮助下，谋得了一个实习机会，并对他说，只要梵高做得好便有机会转正。就这样，两天后，这位没有文凭的布道者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可梵高来到比利时南部博里纳日矿区不久便感到了困惑，这里的人过得太悲惨了，自己来到这里并不能使这些悲惨的命运有丝毫的改观。此时，他也是平生第一次感到，他的宗教没有用处，他的上帝那么苍白无力。他把自己的内衣、袜子、外套、毯子、木床都分给了贫困的工人，整天忙着帮工人洗衣、煮饭，给人们治病，教会发给他的工资，也几乎被他分送光了。不久，这儿又发生了一次矿难。前来视查的牧师发现梵高狼狈不堪的样子，认为他有失牧师的身份，当即宣布解除他的任职，工资立刻停发。山穷水尽的梵高不禁感叹：上帝在哪儿？

在矿区百无聊赖的梵高整日在饥寒交迫中闲荡。一次，他从一个老矿工身上感到有一种什么东西打动了自己，自己一时也说不清，这种触动驱使他从口袋中翻出一截铅笔和一封家信，迅速地把那个迈着缓慢、沉重步伐，穿过黑色原野的身影画了下来。他觉得那上面的人物说出了他想说的一些话，而且还引发出自己一种不可遏止的冲动，就是要把印在头脑中的博里纳日人都画下来。从此，他又开始到矿工家去做访问了，不过，这次《圣经》被画纸和颜色笔取代。他画得仓促而潦草，勾勒着对每一个人物的第一印象，什么解剖学、透视学，比例问题等等概念全然没有考虑，但落在纸上的就是博里纳日的矿工，这是谁也不会弄错的。他省悟到：自己是在怀念那久违的艺术世界了，也许自己已经走到了艺术殿堂的大门口？经济上的窘迫丝毫没有影响梵高心头的快乐和幸福感，虽然仰仗父亲及弟弟的钱来维持生活曾使他羞愧不堪，可现在他顾不得多想这些，只管画下去。

梵高一生中最为幸福的也许就是他有一个自身并不富裕的弟弟能终生地接济他。即便如此，生活还是时时将他压迫到生存的最低线，但他始终不改对艺术的痴迷与执著，他的一生也没有为改变贫穷的命运而稍稍偏离过既定的航道。

和弟弟一同回到家乡的梵高不分昼夜地钻研绘画技巧，画累了，就读书，因为没有文学修养，画也会缺乏内涵，流于浅薄。莎士比亚、狄更斯、雨果等一位位大师笔下的人物常常从他的眼前“走”过，他感到既充实又满足。弟弟给他寄来必需的纸笔、动物解剖图、人体骨骼复制品、颜料和尽力省下的钱。每当这时，梵高会更加催促自己，为了艺术，也为了早一天不再成为弟弟的累赘。

后来，为了进一步改善自己的技艺，他想找到一位画家，看他是如何在画室作画的。于是，他便来到海牙的画家表哥那儿，可他根本不按表哥的指点画画，次数多了，表哥再也不理他了。梵高在自己租来的屋子里一边疯狂地画画，一边经常性地忍饥挨饿，弟弟每月160法郎的汇款根本不够他花的。颜料贵得吓人，可梵高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不能薄施颜料，也无法减缓画画的速度，他有时兴致一来，干脆拿着颜料管向画布挤去，后来，提奥把汇款时间作了调整，由每月初一一次寄清改为每月一号、十号、二十号分别寄50法郎。而往往是，只要汇款一到，梵高就抓起装满空颜料管的提袋，一溜烟地跑到画商那儿去购买特大号的各种颜料，然后又快乐无比地尽情挥洒起来，直至颜料和钱消耗干净为止。而每每这时，离下次来钱还有四、五天时间无法打发，忍饥挨饿就成了家常便饭了。“你简直就像个刚领了工资就往酒馆里跑的醉汉。”一位朋友这样说他。

梵高生性善良，早年为了“抚慰世上一切不幸的人”，他曾自费到一个矿区（博里纳日）里去当过教士，跟矿工一样吃最差的伙食，一起睡在地板上。矿坑爆炸时，他曾冒死救出一个重伤的矿工。然而在他主持的一次葬礼上，一位老人的厉声谴责使他突然变得清醒，他才又回到绘画事业上来，受到他的表兄以及当时荷兰一些画家短时间的指导，并与巴黎新起的画家（包括印象派画家）建立了友谊。

梵高全部杰出的、富有独创性的作品，都是在他生命最后的六年中完成的。他最初的作品，情调常是低沉的。可是后来，他大量的作品即一变低沉而为响亮和明朗，好像要用欢快的歌声来慰藉人世的苦难，以表达他强烈的理想和希望。一位英国评论家说：“他用全部精力追求了一件世界上最简单、最普通的东西，这就是太阳。”他的画面上不单充满了阳光下的鲜艳色彩，而且不止一次地下面去描绘令人逼视的太阳本身，并且多次描绘向日葵。为了纪念他去世的表兄莫夫，他画了一幅阳光下《盛开的桃花》，并题写诗句说：“只要活人还活着，死去的人总还是活着。”

1888年2月，梵高离开喧闹的都市，只身来到法国南部的阿尔。他被这里的美景震憾了，顿时感到一个促使自己成熟结果的炽热太阳就在眼前，到哪里能再捕捉到这种梦想的色彩呢？每天，他流着泪迎接朝霞，挥着汗水送走夕阳，在阿尔的荒原上作精神的漂流。阿尔人对梵高敬而远之，他们看见这人日出前就背着一大捆东西跑出城去，头上从不戴帽子，下巴急切地伸向前方，眼睛里冒出狂热和兴奋。而在傍晚，他们又看到他拖着疲惫的脚步走回来，两眼像两个冒火的洞，头顶红得像没有皮的鲜肉，腋下挟着一幅未干的油画，边迈动双腿边咕哝着什么，还不时打着手势，他们便称呼他“伏热”“伏热”，意思是红头发的疯子来了。

早在1885年，梵高完成自己的名作《吃土豆的人》时，梵高基本确立了自己的艺术风格，精神分裂倾向已初露端倪。当时，高更看了梵高的画后，曾直言不讳地问梵高是否是癫痫病人，梵高深感纳闷与不满，高更解释到：“哦，你的这些画，它们看起来仿佛就要从画布上跳出来似的。当我看着你的作品——这对我可不是头一次，我就开始感到一种几乎无法控制的兴奋。我的感觉是，如果你这幅画不爆炸，我肯定会爆炸。”

而这期间，梵高以惊人的质与量向艺术的巅峰挺进。1884~1886年，他平均每年画4幅画，1887年他画了12幅画，而就在1888年那一年，他的创作量竟高达46幅！

梵高生前只卖出过一幅画，价值4英镑，而100年后的梵高的《向日葵》以420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后来，他的《蝴蝶花》在美国拍卖时，售价高达5350万美元。这是我们迄今听到的艺术品的最高价之一。

1888年春，梵高为寻找创作灵感，移居到法国南的阿尔勒，而法国画家高更也于10月应邀前往与梵高共同作画。两位大师对艺术有着不同的见解，一般人会认为，这样很好，可以交流学习，可是他们不是一般。两个人几乎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激烈的争吵。在性格方面，梵高有着癫痫病人所特有的偏执，而高更则有着超乎常人的冷酷，这使得争吵变得无法调和。高更离开布列塔尼本来就有几分不情愿，见这般光景，遂萌生去意，这让梵高的精神更加紧张。因为他知道，如果高更走了，他建立“南方画室”的梦想就将破灭。

一次他们为了一幅画争吵得很凶，梵高拿出枪射向了昔日好友高更的身上，高更带着受伤的身体离开……过了许多天，梵高觉得有些想念高更，就去看望他，两人重归旧好。

梵高与高更曾经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但造化弄人，他们两人决没有想到相处是那么困难。两人都少年气盛，哪里顾得什么天高地厚，在现实中又那么不如意。以后一个不久自杀身亡，一个在孤岛上抑郁而死。

不幸的那一刻终于来临。1888年12月的一天，一种不可遏制的躁动攫住了梵高的身心，他手握一把剃刀，怒气冲天，四下巡行。结果，慌乱中，他冲向高更，但在高更的逼视下，他退缩了。最终他割下右耳，血淋淋地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一个妓女，也许是为了兑现她的戏谑：“你可不可以用你的耳朵来代替两个法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