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是逻辑学大家，思维缜密，但在感情上，他又有些迟钝。他把柏拉图之恋进行到了极致，理性扼住了感情，像岩浆内转，沉潜有力。爱到深处便成痛，痛到极致也动容。他爱林徽因，几乎从见第一面起就爱。她是客厅里的女神、野外作业的斗士、人生的魔术师。她是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她将科学与艺术完美融合，再附着美貌，无人能敌。林徽因向金岳霖提供的，成为他壁垒森严的精神领域里一道耀眼的人性之光。她之于他，是人间温暖的明证，他从她那里，找到了一种情感上的慰藉，柔和的，可亲的，和煦的，但同时又极其耀眼。他愿意臣服在她的细细的光芒里，一天，一年，一辈子。

可林徽因到底是别人的妻。金岳霖也奇特，他就能做到跟梁家生活在一起，同时又很克制，不越雷池。金岳霖的性格里，似乎始终存在着一种矛盾的东西，特别是在情感上。他恋家，重视家庭，也很享受家庭关系带给人的滋养，可是，他似乎又是那种随时会冲破家庭束缚的人。他不喜欢一成不变的东西。若果真如此，他的“逐林而居”，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家庭的温暖，他享受得到，个人的自由，他也拥有。鱼和熊掌，他都要一点点，虽然不够味不尽兴，但好处是，悉数尝到。

金岳霖拍照很少笑，即使笑，也只是微笑，嘴不大张，牙齿也不大露。在各式的单照或合照里，金岳霖的表情总是很凝重。像一个逻辑严密的句子，方头大脸。寻常女人，看第一眼大概很难喜欢上金岳霖。他的嘴唇线条甚是刚毅，头发后梳，一丝不乱，无论在哪儿，他都是定定地站着，像一支笔，眼光直直地看着周遭的一切——仿佛在分析着些什么。但偏偏和林徽因在一起时，金岳霖不这样。金岳霖和林徽因有一张合照很经典。那似乎是个野餐性质的聚会，照片中，金岳霖在最左边，侧着脸，笑得腮帮子鼓了起来，眼镜腿横在鬓角边，他穿着西装，戴着围巾。他的正前方，是一帮子朋友，纵向排开，离他最近的，就是林徽因。她同样笑得鲜艳，怀中抱着费慰梅领养的孩子。后面的三位外国友人只是淡淡地微笑着，他们显然没有金岳霖投入。如此近距离地与林徽因相对，金岳霖似乎掩饰不住内心的快乐，他笑得那么好。

我喜欢这张合照。朋友之间的感情，完全自然地流露，那么真，那么喜悦。这显然是一张抓拍的照片，金岳霖不用摆姿势，不用故意摆出一个凝重的表情，或者被照得像一个教授。和林徽因在一起拍的这张照片，释放了一个最原本的金岳霖——真纯、简单、笃实。在林徽因面前，金岳霖很像一个孩子。20世纪30年代，当政治中心南移之后，北平变成了一座文化城。金岳霖身处其中，有外国友人，有知心的朋友，一切似乎都那么完美。

类似的照片还有。1938年的昆明，那是西南联大时期，在文津街院内，几个朋友一起合照。有金岳霖，也有林徽因。画面中，林徽因半坐在地上，一身旗袍扭成s型，温柔的线条，她欢快地笑着，轻轻松松就成了画面的中心点。金岳霖也笑，笑得很憨，站在最旁边。只要有她在，他总是不吝惜自己的笑容。

在金岳霖的生命中，朋友，似乎是比亲人更加亲近的人物关系。他爱把自己的家庭说成是一个“老家庭”。有老便有新，他相对于老家庭，则是一个“新”的人。金岳霖的父亲在清朝做到三品顶戴，曾经是盛宣怀的部署，后来金父为躲避太平天国的战祸，投奔湖南长沙的堂叔祖金兆基，又跟着张之洞办实业，一路扶摇直上，先后担任湖南省铁路总办和黑龙江省漠河金矿总办。金母是湖南衡阳的大家闺秀，很会持家，很善良。金岳霖受母亲影响最大之处，也许就是善良。他和母亲的感情很深，金岳霖说：“我爱母亲，从来没有反抗过她。”1921年，母亲去世，金岳霖从国外回来奔丧，绕棺悲歌。母亲一去世，他与家庭的连接就更淡了。

金岳霖在家排行老七，有六个哥哥，但在封建的家庭里，他无法将哥哥们当成朋友。虽然是家中的宝贝儿子，但金岳霖与亲人的关系是偏于淡漠的。原生的小家庭中生发出的种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然让心性简单的金岳霖感到一种束缚，他对于“老家庭”，似乎也不是挣脱，而是天生似乎就不大粘连。金岳霖气质里有一种洒脱，这种洒脱，不是太聪明所以洒脱，而是因为不放在心上，难得糊涂，进而自在、疏离。他闷闷的，独自过着自己想要的人生。他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他对孔子一点兴趣也没有，他是个淡定的“离经叛道”者。

1914年，金岳霖远赴美国，在家靠亲戚，出门自然也就要结交一些朋友。渐渐地，在金岳霖的生活中，朋友两个字，则越来越吃重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期，他结交了胡适、张奚若，还认识了徐志摩。相对于胡适的圆融、徐志摩的贵气和倜傥，金岳霖给人的感觉是笃实、憨厚的，他不大爱出风头的，有点好好先生的意思。但也是具有名士风范的好好先生。金岳霖好酒，土酒洋酒都喝，还常喝醉，也抽烟，曾经烟醉过。他是想吃就吃，想睡就睡，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单身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所以也用不着省钱，少了操心家庭的忧烦，他有十六个字的生活座右铭——没心没肺，能吃能睡；悠闲飘逸，平安长寿。他既是散淡的名士，又是天真的孩童。

谈到吃，金岳霖办过一个“湖南饭店”，紧邻着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也是一个沙龙性质的聚会场所。所谓“湖南饭店”，“湖南”是指他是湖南人，饭店就是他的客厅。金岳霖的客厅和林徽因的比，要简单得多。长方形的屋子，北面是八个书架，院子里养着花。单身汉的业余时间，总需要用友情来填补填补。金岳霖是个很讲究的人。他出身洋务派官僚家庭，在欧美留学，又养成了一副西化的派头。高级知识分子，薪水优厚，又是单身，他一生几乎没怎么缺过钱。20世纪30年代在湖南饭店的星期六碰头会，金岳霖一定要让厨子按照他要求的浓度，做出咖啡冰激凌和咖啡来。门外是灰色的胡同，门内是浓郁的咖啡香。他那时候吃西洋菜，坐东洋车，西装笔挺，洋味十足。

金岳霖对事务有种独特的鉴赏力。这种独特，源自于生活里实打实的体验。喜欢就是喜欢，忠于自我，不讲假话。他喜欢“吃”，单身一辈子，去过那么多地方，口福自然不少。“吃馆子”吃得也很有心得。无论是北京的小馆子正阳楼的螃蟹，还是谭家菜的海参、鱼翅席，又或者是周扬请他们吃烤羊肉，法国巴黎的龙虾宴、马赛的特别菜、德国的烤鹅、英国的烤牛肉，他都心心念念，想起来，便觉得滋味悠长。但他不会做菜。一辈子，要么请厨师，要么下馆子。提到做饭，有一幕金岳霖一直记得。西南联大时期，在昆明，日常生活男女分工，秩序井然：女的做饭，男的倒马桶。林徽因最恨进厨房，结果有一次，跑来几个欧亚航空公司的人躲空难，林破例下厨，炒了一盘荸荠和鸡丁。金岳霖认为这盘菜“非常之好吃”，很有点爱屋及乌的意思。即使对一个“甜”味，金岳霖也有自己的判别与分类。普通的糖的甜，是一种直截了当的事；西洋的糖的甜，是一种傻甜；他喜欢大李子和兰州瓜的甜，特别清香的甜，而且唯有生吃才能体会得到。林徽因也甜，笑得甜，同样属于清甜。

从中国的旧式封建家庭走出来的人，走到了最广大的世界里，生活习惯上开始转变，思想也开始解禁。金岳霖是一个西式的自由主义者，又有些东方道家超脱的风范。1943年，金岳霖在华盛顿见到罗素。金说：“现在打起来了，我们一定胜利，对局势你总满意了吧？”罗素头向西翘，卷嘴东指，说：“他在那里，我有什么办法！”“他”是指斯大林。金岳霖和罗素，在阶级立场上是一致的，他们的区别只是在民族情感上。后来，经过1953年的思想改造，金岳霖不再恨斯大林，还加入了民盟，入了党，但他依然觉得自己没有“改造世界”的要求，而只有“了解世界”“理解世界”的要求。时代压迫着个人，金岳霖是个被压弯了的自由主义者。

金岳霖活得简单。始终未婚，是一种自由，政治上的淡漠，也是一种自由，尽管这种自由也是一种政治态度。像他这样一个追求自由自在的人，心中期盼的女性，在思想层面上，似乎也只能是个受过西方教育的，骨子里散发着独立、自由气息的女子。金岳霖早就认识陆小曼一家。他对陆小曼似乎并没有多少好感。他谈到“车”的话题时，提起过陆家，他只说：“她父亲是财政部的左右丞之下的小官。家里有一匹马，一辆四方的车，这就是说，已经不是骡车了。母亲身体短小，能说会道，父亲不大说话。家里还有一个年轻的新姑娘，是预备作亲的。在徐志摩追求陆小曼之后不久，新姑娘被解放回家了。”言语寡淡。金岳霖似乎有些看不上这样的家庭，虽然他还是徐志摩和陆小曼婚礼的伴婚人。

金岳霖谈过美国女友，叫丽莲·泰勒（lilianaylor），中文名叫丽莲。他们应该是在美国认识的。1924年，他们一起去过法国。1925年，金岳霖回国，丽莲尾随。1926年，金岳霖接替赵元任，去清华教逻辑——现学现教，不过他不住在清华，而是跟丽莲一起住在北京城里。这对恋人的行为在当时很超前——只同居，不结婚，任性而为。金岳霖固然洒脱，丽莲也不是凡角，据说她“不倡导结婚，但对中国的家庭生活很感兴趣，愿意从家庭内部体验家庭生活”。显然，对待感情和生活，他们注重的是过程的体验，而不是一个稳定的结果。

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夫妻，不如说更像是朋友，从美国，到欧洲，又到中国，很有点潇洒走一回的意味。他们似乎很相似，在生活上，都是神经大条的知识分子，柴米油盐不沾，弄出笑话无数。金岳霖一生爱养鸡，但他和丽莲显然都不是过日子的人。金岳霖每天给鸡喂鱼肝油，鸡吸收营养，日夜猛长至18磅。因为营养过剩，难产——一个蛋生了三天生不下来。两人无法，只好请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前来诊断。结果杨一到，见状，又好气又好笑，用手一掏，就掏出来了。金岳霖一见，赞叹不已。事后，为表庆贺，他们一起去烤鸭店吃烤鸭。由此可见，在生活上，丽莲对金岳霖可能并无多大帮助，他们更像是两个志同道合的“驴友”，而不像是一对你侬我侬的夫妻。

他们都有一种质朴未凿的天真。金岳霖尤其是。仅举一例。西南联大时期，大概是1943年，美国开始邀请大学教授去美国讲学或休息，金岳霖也去了。去的理由最主要不是休息或讲学，而是他想去找在美国发了大财的同乡——李国钦先生，让他捐十万美元，帮西南联大买补药。李姓富商当然没有同意，第一，他们的交情并不算深；第二，十万美金大款，岂是小数？李某人客客气气地请金某人去乡间别墅吃了一顿饭，了事。

金岳霖90丽莲两人出行，更是绝配。徐志摩有过一段记述，令人捧腹，那大概是1927年的事：

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花子更褴褛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莲小姐更好了，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脑子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黄花缎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爷的，拖着一双破烂得像烂香蕉皮的皮鞋。他们倒会打算，因为行李多，不雇洋车，要了大车，把所有的皮箱、木箱、皮包、篮子、球板、打字机、一个十斤半沉的大梨子破书等等一大堆全给窝了上去，前头一只毛头打结吃不饱的破骡子一蹩一蹩地拉着，旁边走着一个反穿羊皮统面目黧黑的车夫。他们俩，一个穿怪洋装的中国男人和一个穿怪中国衣的外国女人，也是一蹩一蹩地在大车背后跟着！虽则那时还在清早，但他们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过北京城里官僚治下的势利狗子们的愤怒的注意……

这着装，那场合，不用亲临现场，都能感觉出是一种奇景。丽莲和老金在一起，一点儿不像一对准夫妻，倒像是一对行为艺术家。他们仿佛不是奔着结婚过日子去的，而是奔着探讨男女之间相处究竟有多少可能性去的。传统的夫妻关系，放在他们这里，倒也俗了。金岳霖谈到“恋爱”时说：

恋爱是一个过程，而婚姻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恋爱是否得到了幸福要从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以婚姻作为衡量。

爱是一个过程，爱是一个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