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说，每个男人生命中都会有两个女人，至少两个。一个是红玫瑰，一个是白玫瑰。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粒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其实，张幼仪更像是徐志摩生命中的黄玫瑰，她是他的守护者，不声不响，默默耕耘、付出，打点好一切，她不做圣洁的女神，也不做热烈的情人，她更像是一个妻——中国的、传统的、精明能干的妻。她离爱情最远，离经营传统家庭最近。

对于徐志摩来说，林徽因是上升的，飘忽的，艺术化的，摆脱了烟火气的，是翩若惊鸿的女神，踩着云彩，在空中舞蹈，她脚底下匍匐着的全是她的信徒（在当时，她的信徒几乎全是男人）。林徽因给他带来了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满足了他对女性的全部想象。张幼仪却是下沉的，稳固的，保守乃至于陈旧的，她是庞大的中国传统女性里的一分子，是贤妻良母之典型。她像大地，拥有着宽阔的包容。她才是真正的人间常态。但徐志摩不懂得这一点。他也不想去懂得。他要活出的，是爱，是美，是自由，而非责任。

1920年秋天，伦敦，徐志摩在林长民的客厅里遇到了林徽因，他的心，仿佛立刻中了丘比特之箭。

1920年的冬天，张幼仪千里迢迢来到了英国。徐志摩是她的丈夫，她没有理由不“夫唱妇随”。她和徐志摩在离剑桥不远的沙士顿住，她发现徐志摩每天早上都会匆忙出去，去理发店对街的杂货铺忙些什么。后来她才知道，他只赶着去收伦敦来的信，是一位美丽的女士寄来的。

万里赴英，张幼仪一无所获。她本来是要来看住丈夫，但丈夫的心早已飞远；她想要学一点西方的学问，可每天堆到她面前的，只有清房子、洗衣服、买吃的和煮东西这些事。她成了辛苦迟钝的家庭妇女。徐志摩和张幼仪的距离，在英国这个地方，拉得尤其远。他喜欢的是文学、文化、艺术，林徽因和他谈论的，多半也是这些，文学是他们俩的彩虹桥。可与张幼仪呢，徐志摩则无话可说。在徐志摩眼里，张幼仪是观念守旧、没受过教育的旧式妇女，是个标标准准的“乡下土包子”。她总试图跟徐志摩聊点什么，可徐志摩却不给她机会。他只冷冷回应：“你懂什么？”“你能说什么？”他们的关系，冷漠到冰点。徐志摩对张幼仪的成见，根深蒂固。

张幼仪到底土气不土气？看她和徐志摩的合照，她戴着大大的圆顶宽边遮阳帽，自有一种诚恳老实式的端庄，说土气有点过，她顶多只能算老气，但这大抵也是受生活环境影响所致，如果有机会，在时尚之都熏染几年，我想她也会变得时髦，可徐志摩等不到她蜕变。两人结婚之时，张幼仪应男方要求，穿了红白混合的粉红色礼服，礼服有很多层丝裙，最外面一层粉红裙绣了几条龙，张幼仪还戴了中式头冠，亦土亦洋。1920年，张幼仪去欧洲与徐志摩团聚，他们曾去巴黎的百货公司购物，徐志摩帮张幼仪挑了一些外国衣服，相比之下，张从家里带来的服装“全都不对劲了”。衣食住行，“衣”字打头阵，张幼仪在装扮上的落伍，使得“洋气”的徐志摩颇不能接受了。晚年张幼仪说：“我不是有魅力的女人，不像别的女人那样，我做人严肃，因为我是苦过来的。”她太硬气，缺少一个女人应该有的柔软度，她像是一株不开花的树，那种美丽，不是一般人能欣赏的。

徐志摩的这种“歧视”，几乎是张幼仪一生的痛。后来，张幼仪开过服装公司，出任总经理，涉足时尚业，最大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赚钱发展事业，但其内心深处，恐怕不是没憋着一股劲儿，当年的小脚西服事件对她的影响，延续良久。这里面大概是有一种可爱的倔犟：说我土，我偏要引领时尚潮流！她执掌的云裳服装公司，是中国第一家新式服装公司，独特的立体剪裁法，一改中式服装扁平的状貌，在上海滩风靡一时。服装店开张的时候，徐志摩和陆小曼曾前去祝贺，还拍了照片。

徐志摩曾邀请过一位“明小姐”去他和张幼仪在剑桥的家中吃饭，这位明小姐头发剪得短短的，涂着暗红色的口红，穿着一套毛料海军裙装，可她偏偏有一双挤在两只中国绣花鞋里的小脚。这让张幼仪很震惊。事后徐问张对明小姐有什么意见，张答道：小脚与西服不搭调。徐随即尖叫：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无论这一场景是徐有意或无意为之，在徐的眼里，张幼仪永远是落伍的（虽然张是大脚）。到了1921年的春天，徐志摩和张幼仪的关系，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节点。

一面是春暖花开，一面是冰天雪地，徐志摩对待林徽因和张幼仪，态度非常两极化。到了1921年的夏天，为了赢得林徽因的爱情，徐志摩下定决心，跟张幼仪离婚。盛夏，张幼仪怀孕了。徐志摩非常反感，让她去把孩子打掉。张幼仪说：“听说有人打胎死掉的。”徐志摩回答：“坐火车还有死掉的呢，难道就不坐火车了吗？”爱情之火烧昏了头，徐志摩对张幼仪完全失去了耐心。离婚，张幼仪当初可能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会离婚。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离婚对她来说，几乎是最大的绝望与耻辱。她什么都没有做错，可在她的丈夫眼里，她整个人的存在，都仿佛是个巨大的错误。徐志摩离家出走了。张幼仪想到过死，但她最终还是勇敢地活了下来，南下巴黎，找她二哥。

林徽因被惊吓到了。她没有想到，自己情感的肆意蔓延，竟给另一个女人带来了如此大的伤痛。她不能接受，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苦难之上。她退缩了。林长民也感到了事情的不对，他精心安排林徽因跟随柏烈特医生一家去英国南部度假。度假一结束，他便带着林徽因踏上了归国的旅途。林徽因给他留了一封信，上面说：

我走了，带着记忆如锦金，里面藏着我们的情，我们的谊，已经说出和还没有说出的所有的话走了。

又说：

上次您和幼仪去德国，我、爸爸、西滢兄在送别你们时，火车启动的那一瞬间，您和幼仪把头伸出窗外，在您的面孔旁边，她张着一双哀怨、绝望、祈求和嫉意的眼睛定定地望着我。我颤抖了。那目光直进我心灵的底蕴，那里藏着我的无人知晓的秘密。她全看见了。其实，在您陪着她来向我们辞行时，听说她要单身离你去德国，我就明白你们两人的关系起了变故。起因是什么我不明白，但不会和我无关。

缘分太难说，错的时间，错的地点，遇到了错的人，还能说什么，唯有叹息。徐志摩就这么和林徽因“错过”了。他一个人待在剑桥，靠文学和幻想来疗治自己心头的创伤。

1922年2月，张幼仪在柏林产下一个男孩。3月，徐志摩奔赴柏林，要与张幼仪离婚。他给张幼仪写信说：

无爱之婚姻无可忍，自由之偿还自由，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有离婚，止绝痛苦，始兆幸福。

张幼仪接到信，彻底绝望，第二天就跑去跟徐志摩离了婚，吴经熊、金岳霖作证。有人作证还不够，徐志摩还把《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发在了《新浙江》副刊《新朋友》上，以示昭告天下：徐志摩和张幼仪终于离婚了。

张幼仪把自己的人生一分为二，“去德国前”和“去德国后”。去德国前，她大概是什么都怕，怕离婚，怕做错事，怕得不到丈夫的爱，委曲求全，可每每受到伤害；去德国后，她遭遇了人生的最沉重的怆痛，与丈夫离婚，心爱的儿子彼得死在他乡，人生最晦暗的时光，如一张大网，铺天盖地笼罩着她，一切都跌至谷底。伤痛让人清醒，就在这时候，她忽然明白，人生任何事情，原来都要依靠自己，别人的怜悯，搏不来美好的人生。离婚丧子之殇，让张幼仪一夜长大，羞怯少女，转身成为铿锵玫瑰，就算沐雨栉风，她无所畏惧，很快开创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精彩。

在和徐志摩的婚姻里，张幼仪是徐志摩的妻子、徐父母的儿媳、孩子的母亲，她是任何别人需要她扮演的角色，唯独没有她自己。和徐志摩离婚后，张幼仪身体里那个迷失的自己被迫归位，她告诉自己，必须振作，她要找到崭新的人生。离婚后的张幼仪，奋发图强，进入裴斯塔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回国后开时装公司，入主上海女子储蓄银行，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张幼仪恨离婚，也感谢离婚。离婚后，她拥有了第二次生命。

张幼仪和徐志摩离婚后，林徽因嫁给了梁思成，徐志摩娶了陆小曼，张幼仪被甩在一边，努力过着自强不息的女强人生活。当年在英伦的情感三角，已然破裂，主人公并没有两两组合，而是各自幸福，各自辛苦。张幼仪有些恨林徽因，不为别的，就因为林得到了徐志摩的爱，却又把他踢开。张幼仪一直爱着徐志摩，爱到她甚至不忍心看到任何人伤害他，诋毁他，尽管他做错很多，伤了她的心，毁了她的命，让她背负许多常人不能忍受的伤痛，她还是爱他。张幼仪对徐志摩的爱是深沉的，非文艺式的，但她却用时间熬出了最大的浪漫。她缺少的，仅仅是一些驾驭男人的技巧和一些灵动的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