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中旬，林徽因一家在长达六个星期的艰苦跋涉后，终于来到了昆明。他们把家安在翠湖边。那里风光秀丽，空气清新。可是，短暂的欢愉过后，是生活一线最严苛的考验。物价上涨，生活压力巨大，林徽因夫妇只好发挥专长，给“卑鄙的富人和奸商”设计房子。很快，梁思成病了，满口的牙齿都被拔光。为了生活，林徽因不得不找工作，干兼职。她帮人补习英文，每周要爬四次山坡，走很远的土路。而且，因为名气大，他们还要应付昆明“上流社会”的各种应酬……焦灼与苦闷劈头盖脸向林徽因袭来。

好在老朋友们来了。金岳霖、沈从文、杨振声、萧乾都先后来到了昆明。他们是同一类人。到了昆明，他们依旧延续着北平时期那样的聚会，谈战事，谈文学，谈政治，谈社会，精神上的愉悦，让大家日子都好过些。昆明的小院团圆，仿佛北平时期聚会的缩小版，不同的是物质的匮乏，还有天气。昆明阳光明媚，偶尔，林徽因甚至觉得，这里像是意大利。虽然经历如此多的困难，林徽因却还是那么迷人、活泼、表情生动和光彩照人。只是，她不再有那么多机会滔滔不绝地讲话和说笑，国难当头，实在没有多少可以讲的，也没有多少值得笑的。林徽因沉寂了。

萧乾的昆明岁月，同样苦闷异常。编教科书的工作，他不太适合。他性格太好动了，干报人干了几年，马不停蹄地忙这忙那，猛一下停下来，他多少有些不太习惯。朋友们各有各的事情做，萧乾落单了，他像一只走惯了江湖的小货轮搁浅了，无从施展。和朋友们的聚会，暂时冲淡了他的惆怅，但也只是扬汤止沸。林徽因、萧乾、沈从文这些人，人人都在挣扎着，他们像不小心驶入海里的小船，谁也不知下一波风浪会把自己冲到哪儿。萧乾送好友曹维廉去参加新四军之后，也想过去延安，但考虑到“一路关卡太多”，最终没有成行。整天期待大时代，现在，大时代真的来了，他们却无所作为，百无一用是书生，战争年代尤其如此。

在昆明的日子，萧乾经常失眠。睡不着、心情糟、百无聊赖的他，只好去翠湖边转悠。有一次，他在某家西药店发现一瓶专治抑郁症的药，他赶紧买了回来，吃了几粒后，才从处方上发现：那药是专治妇女月经症的！

就在萧乾的心情最最黑暗的时刻，他的老板来电报了。他可以去香港继续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了。

他告别了林徽因等老朋友，找到了一位同伴——施蛰存先生，一道经安南，前往港岛。

乱世，风云流散。个人的力量如此微小，聚少离多，是常态。但朋友的联系并没有断，萧乾在香港编文艺副刊的时候，林徽因和他依旧有通信，林徽因还像从前一样，遥遥地给他指点和支持。

1939年，萧乾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伦敦，近二十年前，林徽因曾在那里徜徉，现在，萧乾来了。他一待就是七年。

相遇五

1946年，萧乾在东伦敦登上“格林诺高”号货轮，走了足足一百天，才抵达上海。同年7月，林徽因一家，搭乘一架重庆直飞北平的飞机，返回了阔别已久的家园。林徽因和萧乾都爱北平。萧乾是蒙古族人，从小在北平长大。林徽因则在北平度过了她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如今，林徽因回来了，她贪婪地要重游每一处故地，渴望再次串起记忆里那断了线的珍珠。萧乾也回来了，但是，他的回归更为复杂和纠结，抗战这些年，他几乎都是在海外度过的，他与中国的现实多少有些隔阂，更何况，他还有一位英国女友。她不适应中国的环境，吵着要回国。

即便如此，林徽因与萧乾还是联系上了。1947年，萧乾要从上海飞去北平。事先，林徽因写信来，要求萧乾一定得留一个整天给她。萧乾和林徽因的这次重逢，显得那样沧桑。战争让人变得残缺，尽管古老的北平城依旧，城墙下仍然是护城河，蓝天照例有白云掠过，草还会绿，花还会开，但他们知道，时光之水不会倒流，十年前北总布胡同的胜景，再也不会出现了。

1947年，林徽因住在清华园，那里环境宜人，阳光充足，相当宜居。林徽因家里有了弹簧床，浴室里有了冷热水管道，生活条件比战时好了许多，但她的病却更重了。她躺在床上，提不起精神，寂寞又苦闷……某一天，萧乾来了，风尘仆仆。他走进清华园，心情有些兴奋和激动，十年之前，他跟着沈从文迈进了北总布胡同的太太的客厅，窘促而胆怯，十年之后，他长大了，成熟了，甚至沧桑了，他不再是觐见文艺女王的小仆从，而是以一位知心朋友的身份，来探望另一位生了病的老友。萧乾提着包来了。清华园的总管务很细心，林徽因家前的空地上，竖上了一块一人高的木牌，上书：这里住着一位病人，遵医嘱她需要静养，过往行人，请勿喧哗。吊诡的是，这位病人却常常和来访者滔滔不绝地谈天。

萧乾走了进去。七年之后，他又见到了老朋友林徽因。她那样瘦，但眼睛里依旧闪着光。而且，依旧健谈。朋友的到来，总能激发起林徽因的生命力。她也曾留学英国，对英伦的种种，她都熟稔，并关切。她不断地说着，仔细地问着，认真地聆听着，萧乾这七年生活的每一处细节，她都恨不得了解到。萧乾在伦敦东方学院教什么，在剑桥学了什么，在西欧的战场经历了什么，她都一一细询，不肯错过。然后，她又把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完完全全地说给萧乾听。七年，人生有多少个七年？七年的战事，消磨了他们多少精力和才华，已经算不清。七年里，他们沉沉浮浮，在各自的流浪途中，找寻未来的曙光。现在，他们重逢了，他们彼此倾诉着，交换着经验，那感觉，就好像自己又活过一遍似的。通过交谈，他们各自的七年，也似乎交叠在一起，织就残酷又美丽的画卷。相聚是一种证明和沉淀，他们的友谊一直都在，随着时间的流逝，更深了。

相遇六

1949年初，萧乾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抗战几年，他活在欧洲，虽然是另一种奉献，但也让他成为了“祖国的陌生人”。1949年，萧乾的母校剑桥大学要成立中文系，系主任何伦教授邀请他去讲现代中国文学课。何伦甚至还亲自来到香港，打听到萧乾的住处，苦口婆心盛邀，一回不行，就两回。何伦答应，剑桥会负担萧乾全家的旅费，同时给萧乾终身职位。临告辞，何伦还故意逗了逗在婴儿车里吮着奶瓶的小孩，说：“为了他，你也不能不好好考虑一下。”

萧乾陷入了沉思。许多朋友来劝他，认为接下剑桥的聘书，是上策，留在香港，是中策，去北平，是下策！说就冲他这个燕京毕业，在国外待了七年，不把他打成特务间谍，也得骂他一通洋奴……然而，众人的话，没能劝阻住萧乾渴望回家的心。他给何伦教授留了一封信，8月底的一天，带着全家，登上了“华安轮”，转道青岛，抵达了北平。他是一只恋家的鸽子，北平则是他的家。萧乾出生在北平，母亲早逝后，他搬进学校宿舍，寄人篱下到十四岁。他忘不了北平。即便是在“二战”大轰炸中的伦敦，即便躺在地铁站台上过夜，萧乾心驰神往的，还是那个被护城河和垂杨柳围着的古城。

萧乾回来了，赶在开国前夕。他又和林徽因同待在北平了。不过，他们的心境却大不相同。在1949年之前，萧乾从未在镰刀斧锤的旗帜下生活过，对于新生活，他有些期待，但也有些惶惑。他摸不准路子，一双眼观察着，试图找出一条路。林徽因则不同，抗战八年，她未离开过中国，现在胜利了，共和国要成立了，她回到北平城，完全是一种主人翁的姿态。她的病体是沉重的，她的心态却是昂扬的。她和梁思成被委以重任——领导国徽设计小组，她的设计事业，由此达到了最高峰。萧乾替林徽因高兴，但也不好多去打扰，他只是默默关注着这对夫妻，替他们高兴。那时，梁家在清华园，梁思成每天都要进城，他买了一辆小型克劳斯莱牌汽车代步。林徽因也很高兴，有了车，她就能经常出门看望朋友，或者接朋友来玩了。萧乾和林徽因的友谊依旧，只是，他们又走在各自不同的道路上了。

相遇七

萧乾和林徽因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53年秋天召开的二次文代会上。萧乾30年代初期开始写作，到了1949年7月，他领到了一张作协会员证。但由于“开罪”了某个权威，他觉得自己其实是被排斥在文艺队伍之外了。1952年，作协副主席冯雪峰找到萧乾，说要调他去一个文艺团体，萧乾兴奋得一夜没合眼。但他哪里知道，重新拿起笔杆子，在未来将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噩运。此时的林徽因，日夜为设计忙碌，北京的城市规划，一直让她揪心，至于文艺，她只能暂时搁在一边。她和萧乾见面的机会少了。不是因为不想见，而是因为实在太忙，无暇见。

说白了，他们的处境不同了。但林徽因其实没变。在文代会上遇见，她老远就跟萧乾招手。萧乾坐在她身边，握握她的手，叫了她一声“小姐”。就这么一声，仿佛时光穿梭，一恍神间，又回到了30年代，回到了那年的北平，那个客厅，那些朋友……林徽因不胜感慨地说：“呀，还小姐哪，都老成什么样子啦。”她有些伤感。萧乾说：“精神不老，就永远也不会老。”果真不老吗？也许，但命运的车轮却轰轰向前，无法扭转。1955年4月1日凌晨6时20分，林徽因的生命上路走到了尽头，悄然离开了人世。4月1日。偏偏是这个日子，是她要跟世人开一个玩笑吗？不，萧乾知道，小姐已经走了。

1984年，七十四岁的萧乾提笔纪念林徽因。他对当年太太客厅里的那个林徽因，记忆犹新，那是他们最好的时代。他爱她的诗，爱她的，爱她所有的即兴演说和文学创作，他说：

这里，我再一次表示遗憾：她写得太少、太少了。每逢我聆听她对文学、对艺术、对社会生活的细腻观察和精辟见解时，我心里就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十八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

1999年，萧乾重病在床，还不忘写下绝笔之作《一代才女林徽因》，以资纪念。林徽因比他早走了近半个世纪。也许，对林徽因来说，在那个时间点离开，也是种解脱。无法想象，如果林徽因继续活下去，又怎样去面对命运的冲击？半个世纪的路，没有了这位太太，萧乾一个人走。在孤单不如意的时候，或许他偶尔会想起，那年的北平，那方客厅，那位太太，舌灿莲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