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和萧乾身上，都有一种爽快劲儿。干净，明朗，向上，充满活力，好像水里裹着火心，那心随时都要跳出来。他们都对生活充满热情，是人世间认真的旅行客。他们都在英国待过，多少有点英伦范儿，潇洒，幽默。他们是一生的挚友，彼此相对，真诚又直接。萧乾一生浪迹天涯，走过许多地方。林徽因同样是。他们总是在一个地方相遇、分开，然后，又在另一个地方重逢。他们经历过不少次“小团圆”。彼此纪念。他们相遇，带着喜悦，分开后，心中饱含牵挂。人生是一场旅行，世间人都是行者，林徽因和萧乾，交错着，彼此微笑，惦念，擦肩而过。人生中，或许总得有这样一个朋友，他们互为风景，交相辉映，小心记取。

相遇一

1933年深秋，萧乾还是个大三的学生，刚从辅仁英文系转到燕京新闻系。那天下午，天气晴好，萧乾从临湖的六楼宿舍下来，照例去文科楼外的阅报栏去看报。报刊栏就在楼前，有两架，一边贴着《华北日报》和《晨报》，一边贴着天津的《大公报》和《益世报》。萧乾就这么不经意地看着，眉眼起落间，心头一震，《大公报》版尽底下一栏，有《蚕》和他的名字。第一次发表作品，又是在《大公报》这样一份有分量的报纸上，萧乾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此前，他只是把寄给了沈从文先生，想请他指点，萧乾心里有期望，但不敢多想，毕竟，他只是个未出茅庐、名不见经传的小子。他曾经想，倘若可以用，怎么着也要重抄一遍。可没想到，就这么刊出了。五千字的东西密密地排在三四千字的空间里。萧乾又是惊喜，又是感动。

更大的惊喜在后面。几天后，沈从文来信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要请你去她家吃茶。星期六下午你可来我这里，咱们一道去。这位绝顶聪明的小姐，便是林徽因。她其实不算小姐，而是个太太——梁家太太。1933年，梁太太的客厅，在偌大的北平城，在上层文化圈，已经是个颇有名气的沙龙。出入太太客厅的，有诗人，有学者，有各门类各学科的佼佼者，而梁太太林徽因小姐，也理所当然是客厅的中心人物。她是龙卷风的风眼、旋涡的正中间，牢牢地吸引着各路能贤。进得了太太的客厅，从某种意义上说，等于是一只脚迈进了文化圈。

萧乾兴奋又紧张着。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位太太会对他这个不起眼的小子进行“召见”。他把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然后，骑着脚踏车，穿过大钟寺，尾随着沈从文先生，步入了太太的客厅。传说中，这位太太已经病得很严重，他以为她一定是穿着睡衣、躺在床上见客。但没想到，这位太太竟身着骑马装，整个人神气活现，兴奋地说着，话说得又快又多。萧乾插不上嘴，就在一旁听着，内心激动又窘促，他也微笑，一对眉毛像是会说话似的，但那神态上，还是有几分拘谨。她太耀眼了，她一出现，就帮他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相遇二

萧乾从1935年开始在天津《大公报》编刊物。每个月他都会来北平，在来今雨轩举办二十三人的茶会，一半为了组稿，一半为了听听大家对报刊的意见。林徽因几乎每场必到，且每次出场，必有一番宏论，令四座惊佩。萧乾还是仔细地听林徽因说着。只是，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那个尚在学校就读的小男孩。几年之前，他对林徽因是仰视。她是女神，他是万千朝拜者中的一个，她的光芒刺着众人的眼，他唯有听从。几年之后，他参加工作了，自信了，这位太太也不是拿腔作势的人，对谁，她都捧出真诚。打这个时候起，萧乾和林徽因的友谊慢慢建立起来了，稳固了。当然，作为编辑，萧乾与林徽因友谊的最初通道，还是文学。

林徽因是个多面手。有人说，在民国里，林徽因是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她学贯中西，流利地操着几种语言，在文艺与建筑之间徜徉。林徽因文学上的导师是徐志摩。徐志摩去世后，她的文学一直没停，最多的是写诗，但也偶有、剧本。在沈从文和萧乾编《大公报》副刊的30年代，林徽因更是屡有佳作。她的作品《模影零篇》，就是经萧乾的手发表的。1936年，萧乾被调去上海工作，同时编沪津两地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年轻、有活力、有热情、有想法，萧乾兴兴头头地为刊物忙着，紧张、兴奋，也热闹。他用“答辩”栏跟读者交流，开辟各种专栏，还推广书评，但凡有好作品，无论是《日出》还是《宝马》，他都组织人在刊物上笔谈，请作者谈经验，一登就是一整版。所有这些，林徽因都热烈支持。她始终是萧乾文学事业的拉拉队。

1936年，《大公报》创刊十周年。庆祝活动是多种多样的。有评奖，即《大公报》文艺奖金，得奖的是芦焚的《谷》，话剧是曹禺的《雷雨》，散文是何其芳的《画梦录》。林徽因参与评奖。同时，从文艺副刊中辑录的《大公报选》需要找主编，林徽因也是最佳人选。《大公报·文艺副刊》从创刊起，林徽因便开始关注，发刊词《惟其是脆嫩》，就是出自她的手笔。而且，她还有热情，有毅力，每出一期，她都逐篇。因为了解，所以最有发言权。萧乾在上海，林徽因在北平，分隔两地，无法当面谈。萧乾便写信发出邀请。林徽因慨然答应，并且，很快就寄出了选目。在这个选本的题记中，林徽因号召作家们应“更有个性、更真诚地来刻画这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人生，不拘泥于任何一个角度”。这种姿态，很像是一个文艺圈子里的教母，振臂一呼，指引着文艺的方向，她靠独到的文艺眼光服众。事实上，在30年代北平形成的松散的京派文学圈子里，林徽因可以说是一个枢纽式的提纲挈领的人物。她选出的沈从文、老舍、凌叔华、李健吾、萧乾等等，都可以说是京派文学的翘楚。而且，她的太太的客厅，也不失为孕育京派文学的一方园地。

对待文学，林徽因和萧乾都很虔诚、真诚。林徽因常说，一个作品，最重要的是诚实，对生活诚实，对自己诚实。林徽因的作品，全部是她热爱生活的产物，那作品非得是从心坎里爆发出来的，她才写，无论是悲是喜。林徽因击破了现代文学中常见的一种弊病——主题先行，她总是以生活为文学的底色，然后，捕捉一些真实的爱恨歌哭。这一点，萧乾十分赞同。

萧乾和林徽因，一个编，一个选，联手捧出了一道京派文学的盛宴。

那几乎是林徽因生命中顶华丽的几年，虽然身体也有病，但精神上的愉快，已经足够她熬过春夏秋冬。林徽因滔滔不绝地讲着，这里，那里，萧乾微笑着站在一旁，见证了一切。

然而，民族危机，像一个巨大的阴影，一寸一寸在逼近。

早在1935年11月间，日本人下令将天津《大公报》无限期停刊。他们办了一份《亚洲民报》，11月21日，林徽因收到了两份《亚洲民报》和一封约稿函。日本方面希望她给文艺副刊写稿。林徽因二话不说，立刻将报纸丢进了火炉，烧成灰烬。

林徽因大概已经知道，自己离开北平的日子不远了。

相遇三

1937年5月，上海《大公报》的老板忽然给萧乾安排一次旅行。去雁荡山。萧乾欣然前往，玩完了，写了篇《雁荡行》，发在报纸上。一切似乎都好好的。岂料没过几天，卢沟桥事变就发生了。作为记者，萧乾连忙从上海飞到北平，然后，又去了趟宛平，再回到上海的时候，八一三事变发生了。上海的租界里都落了炸弹。萧乾眼睁睁看着有人在他身边被炸死，血肉模糊……身在乱世，什么都说不准。战争来了，《大公报》也连忙顺势而变，从十六版缩减到了四版。全报只留下国内国际政治和本市新闻几版，副刊停办，文艺成为侈谈，曾经报馆里的红人，变成了闲人，萧乾失业了，他必须自谋生路。

七七事变那天，林徽因和梁思成正在山西五台山的一座古庙里工作着。那天，林徽因还从一座古寺的罩满灰尘和蜘网的梁上，发现了迄今保存得最完整的古老木结构的建造年月。他们回到北平，一切僵持着，林徽因毫不畏惧，但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让她愤怒。9月，日本人开始笼络北平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梁思成夫妇被注意到了。他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刻收拾行李南下。1937年9月5日，林徽因、梁思成带着孩子、老母亲等人，离开北平，去天津，开始逃难的漫漫旅途。他们从天津乘船去青岛，再经过济南、郑州、汉口，到达长沙。

与此同时，萧乾也离开了上海。他坐船去香港，然后从香港折返，经广州，来到武汉。那时，沈从文和杨振声正在武汉编一套中小学教科书，萧乾去投奔他们，搬进了珞珈山脚下的五福堂。随后，他又跟着沈从文逃去长沙。

1937年的深秋，或许是在武汉，或许是在长沙，林徽因和萧乾见过一面。匆匆的，点到为止的，家已经破了，国正在受难，如此相逢，总有些凄凉。而后，萧乾跟着沈、杨等人坐汽车经益阳去了沅陵。林徽因却在长沙，经历着最惊心动魄的空难。

林徽因在给费氏夫妇的信中写道：

昨天是长沙第一次遭到空袭，我们住的房子被日本飞机炸了。炸弹就落在离我们住所的大门约十五码的地方。我们临时租了三间房。轰炸时，我妈妈、两个孩子、思成和我都在家，两个孩子还在床上生着病。我们对于会被炸毫无准备，事先也完全没发任何警报。

谁也不知道我们怎么没被炸个血肉横飞的。当我们听到落在附近的两颗炸弹的巨响时，我同思成就本能地各抱起一个孩子，赶紧奔向楼梯。随后，我们住的那幢房子就被炸得粉碎。还没走到底层，我就随着弹声摔下楼梯，怀里还抱着小弟。居然没受伤！这时，房子开始坍塌，长沙的大门、板壁、甚至天花板上都嵌有玻璃，碎片向我们身上坠落。我们赶紧冲出旁门——幸而院墙没倒塌。我们逃到街上，这时四处黑烟弥漫。

当我们正扑向清华、北大、南开三家大学合挖的临时防空壕时，空中又投下一颗炸弹。我们停下了脚步，心想，这回准跑不掉了。我们宁愿一家人在一起经历这场悲剧，也不能走单了。这颗炸弹落在我们正跑着的巷子尽头，但并没爆炸。我们就从碎玻璃碴里把所有的衣物（如今已剩不下几件了）刨了出来，目前正东一处西一处地在朋友们家里借住。

天涯飘零，各自珍重，来日重逢。

相遇四

终于到昆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