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山西历险记包括了四位主人公——两位科班毕业的建筑师、两位天才烹饪大师、一位历史学家、一位画家、一位卓有成就的摄影师、一位天津大公报的记者，一位行李打包专家、以及她在艺术上的死对头、最早起床的人，第二名起床的人，两位第三名起床的人……

有趣的命名，只属于当年的几位当事人。

他们还被山西的村民围观，沿路不断地有村民问梁思成和林徽因从哪国来，他们无法理解中国人怎么和外国人同行。在林徽因他们贪婪地看着古代中国杰作的同时，村民围观着他们的福特汽车。呵，混沌又妙趣横生的四人行。

值得一提的是，在数次出行中，费慰梅也发现了林徽因情绪上的烦闷。费慰梅说：

徽因一如既往，对周遭事物极端敏感。当她休息够了的时候，对美丽的景色和有意思的遭遇，迎之以喜悦。但是当她累了，或因为某种原因情绪低落，这时的她可能很难对付。其实，这一次碰到的一些事，我们感觉都不太好，可是她在这时就会大声咒骂起来，这对从小就受到父母教育要随时保持风度的我来说，颇受刺激。

为了给林徽因排忧解难，费慰梅便带林去骑马，去野餐，这一活动，一直持续到费氏夫妇离开中国。骑马这项活动，给了林徽因信心。她迎着料峭的寒风，骑马回来，两颊潮红，黑眼睛发亮。这种体育运动完全没有损害林徽因的健康，反而有益于她的身体，她的精神也在自然中得到了陶冶。林徽因买了一对马鞍、一套暖和的衫裤以及一顶舒服的皮帽子。骑马让林徽因变得有活力了。林徽因在北平那些朋友，大都比她年长，他们提供不了多少乐趣，反而总是从林徽因和梁思成身上寻求灵感和某些新鲜东西。林徽因常有枯竭之感。而费慰梅夫妇的到来，无疑等于是为林徽因的生活，打了一剂强心针。在他们进入北总部胡同3号之前，林徽因总是觉得若有所失，缺了点什么，“有一种精神上的贫乏需要营养”，而在他们到来之后，林徽因能感觉到一种充实。

林徽因和费慰梅夫妇有一张经典合照：费正清坐在石墙顶上，费慰梅倒在他怀里，林徽因抱着费氏夫妇的孩子们，闭眼，陶醉，像一只美丽的猫。

所有的聚会都有别离。青春散场，像一朵蒲公英被风吹散，流离四方。费正清如此回忆1935年的12月：

我们不需要坚忍不拔。wilma（慰梅）和我即将动身到一个比较幸福的世界去了。离开思成、徽因让人黯然神伤，共度的日子让我们已不分你我，难以割舍。徽因成了我和慰梅最亲密的朋友。分别令人心碎。

她们常常写信，传情达意。林徽因常常是大声疾呼的狂喜的调子：

我最最亲爱的正清和慰梅

我刚刚收到了好棒的一堆信！

但是我最最亲爱的傻瓜朋友，

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你们不让信通过“西伯利亚”邮路，

你们知不知道这三封信每封都走了五十天？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林徽因、梁思成被迫带着一家老小，偕同金岳霖以及清华的两个教授，南下流亡。到天津时，梁思成给费慰梅留了一封信：

发生了这么多事，我们都不知道从何说起。总之我们都平安，一个星期前我们就抵达天津，打算坐船到青岛，从那里途经济南，去到换车船不超过五次的地方——最好是长沙，而这期间尽可能不要遇上空袭。等到战争打赢了，我们就可以结束逃难生涯。

然而，日子没那么好熬过。一路奔逃，向南。林徽因一路给费慰梅写信，即使隔着万水千山，她仍旧需要与好友“交谈”，哪怕只是对逃难生活的描述，也是一种感情的抒发。她写自己如何遭遇惊心胆战的空袭，写沿途的难处——破车，意外的抛锚，臭烘烘的小客栈，还写一路壮丽到令人心疼的风景：那玉带般的山涧，秋山的红叶，发白的茅草，飘动着的白云，古老的铁索桥，渡船以及地道的中国小城，所有的一切，她都想细细向费慰梅诉说。她依旧那么乐观、积极，依旧抓紧一切空隙时间，力图让生命变得更有价值和意义。

战火连天，物质匮乏，连寄信都变成一件奢侈的事。费慰梅收到林徽因寄来的信，信纸是各式各样的，但都很薄，发黄，发朽，看上去像是刚刚从菜场包过一些肉或菜。这些信还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每页信纸上的每一点空间都被写满了，没有任何空隙，信的最后一页总是半张或三分之一，其余部分被裁去干别的了。

巨大的消磨损耗着林徽因的生命。在李庄的四年，是林人生中最灰暗、最抑郁的一段，身体的病痛，一天胜似一天，更可怕的还有精神的消磨，沉闷，闭塞，思维的停滞，没有谈话、交流、沟通，她只能盯着眼皮底下那点令人厌烦乏味孤寂的生活，她觉得自己像一个旧式的家庭妇女，仅靠自己的一点感觉打发日子……生活的摩擦，连她的母亲在她眼里，都成为了最不可理喻的角色之一。

除了几次朋友的造访能给林徽因带来欢乐之外，她生活中最敞亮的事，可能便是收到费慰梅的来信了。读着费慰梅用打字机写的家信，林徽因不禁泪流满面，纸面上的每个字都仿佛有脚的音符，顽皮，跳宕，字里行间如此丰富有趣。

林徽因如此需要朋友，不仅仅是朋友物质上的帮助，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安慰，好确认自己并未孤绝，心中默念，我们还在一起，在一起，能挺过去，能挺过去。李庄时期的林徽因很瘦，像一缕诗魂，但只要朋友来访，她仍旧会充满活力地张罗家中的一切事务。用餐次序井然，饭后大家开始滔滔不绝地聊天。徽因还是主讲。傍晚五点半就靠蜡烛照明了，所以八点半是睡觉时间。没有电话，有一个唱机和一些贝多芬、莫扎特的唱片，有暖瓶没有咖啡，有不少毛衣但没几件合适的，有床单没有肥皂，有笔没有纸，有报纸但是过期的。一切都那么寥落，却出奇地昂扬，就仿佛一只鹤，冲破了罗网，在高翔。林徽因有自己的坚持，费慰梅夫妇几次写信劝她和梁思成去美国。良好的医疗条件，优渥的工作环境，优厚的工作报酬，美国的光明等待着。可他们婉言谢绝了。

梁思成在回信中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如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费慰梅说：“思成和徽因对政治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他们在艺术熏陶中长大，崇尚理性，一心一意要在他们痴心投入的建筑史和艺术领域有所建树。”但在烽火连天的岁月，林徽因的民族感情达到了费慰梅想不到的深度。她经历的艰辛和病痛，使得她沉了下来，她原来是豪情万丈，现在却成了潜气内转，她变得深刻了。

对林徽因来说，1945年6月10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一年前的这一天，是盟军的诺曼底登陆日，而今，又是6月10号，她得到了费慰梅要抵达重庆的消息，恰巧6月10日又是她的生日。李庄四年，林徽因的心境是多么悲凉，因为找不到人交谈，她在病榻上读了大量的书，她最喜欢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还喜欢《米开朗基罗传》，硬是熬过了四年。是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结束了。消息传到重庆，又传到李庄，很快，费慰梅坐着飞机来了，来到分别已久的朋友——whei的身边。她看见林徽因躺在床上，苍白，瘦削，宛如那首叫《静坐》的诗：“一条枯枝影，青烟色的瘦细。”但林徽因的精神很好。她们长谈许久，相互诉说一别多年彼此生活中的事。林徽因坐轿子晃呀晃地到茶铺喝茶，费慰梅则在一旁跟着走；有时候，费慰梅还开着吉普车，带林徽因出去玩，去美国大使馆餐厅用餐。林徽因热切地和美国武官谈话。费慰梅还带林徽因去看过机场电影和戏剧。

友情里也有忧伤。当时重庆有一个人叫李欧艾娄塞，他是美国著名的胸外科医生。他听说林徽因长期患有肺病后，慨然答应去招待所看望她。他用听诊器听了听，又询问了病情，便告诉费慰梅，他断定林徽因的两片肺和一个肾已经感染，最多只能再活五年。林徽因没有问过，费慰梅也没告诉她。都是坚忍的女子。林徽因应该猜得到自己的病情，身体是她自己的，但她恐怕更加明白，人生的意义不仅在长度，更在深度。

费慰梅给林徽因画过一张素描。简单，清爽，算不上绝世美人，但自有一种清雅，细细的线条勾勒出林徽因的上半身，图画中，她穿着窄高颈旗袍，头发向后梳，眉似柳叶，嘴唇微张，一双眼睛黑黑的，盛满了认真、好奇与疑问。这眼神的确应该属于林徽因。费慰梅抓住了林之神韵：一生向上，认真，充满热情。时时刻刻都准备激情迸发的林徽因，就应该是这情态。

在费慰梅心中，林徽因永远不老，即使身卧病榻，年华逝去如流水，她依旧新鲜，提着精气神，营造出强大气场。其实细问内心，我们也不难发现，时至今日，林徽因在人们心中的形象，还依旧是少女扶花，精致美丽。林始终没过青春期。她最怕浪费时间，她要与时间赛跑。林徽因有点像西方神话里的西西弗，明知道石头会滚下来，还是不断地努力，向前，向上，林徽因从来都是个志存高远的女人。她的精神与志向，让她超越女人这个性别的阈限，而成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表征，而不仅仅是一代名媛。独立、民主与自由，这些在彼时中国女人身上较少看到的质素，在林徽因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正因为此，林徽因才和费慰梅谈得来。

1949年后，由于两国关系的变化，费慰梅不可能再回到中国做考察，她与林徽因、梁思成的联系，也就此中断，但她从未忘记中国，以及中国北平的那方客厅里的轻倩背影。费慰梅没有博士学位，因此她无法走上讲台。但她似乎领会到了当年林徽因组织的“太太的客厅”的妙处，在美国，有近三十年，费慰梅有属于她自己的“太太的客厅”——每到星期四下午，费氏夫妇都要为哈佛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中国的学者举办一个茶会。简约的，清谈的，食品也只有茶、黄瓜、三明治和巧克力饼。有的客人硬是坚持了近二十年。只是，与健谈的林徽因不同，在哈佛的客厅里，女主人费慰梅更多的只是聆听。

1972年，费慰梅出版自己的论文集《复原历史的探险》，扉页上赫然写着：纪念林徽因——艺术家、建筑学家、诗人，“林徽因”三个汉字，还特别取自林本人的笔迹，下面还有一行英文“oneouofmany——manyinone”。1984年，费慰梅编辑了梁思成的英文著作《图像中国建筑史》，在林、梁的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举荣获全美出版奖。自1979年起，费慰梅多次访问中国，她特地去了山西……她忘不了那个夏天、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建筑……

2002年4月4日，费慰梅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家中，告别尘世，享年九十二岁，据说她的追思礼的程序单内页，印有自己年轻时的照片，以及林徽因的一首小诗。林徽因比她早走了将近半个世纪，而她，远在重洋的朋友，却用后半生的追忆，来纪念自己在最好的时光里，遇到的那个最美的人。1994年，费慰梅出了一本书，《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温柔恰切地叙写了林、梁当年之种种。她在序言中说：

对于这一代的中国读者，梁和林的那个时代可能也是陌生的，似乎故事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但是这也是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而且是感人的。

记忆的光，时间的蜜糖，慢煮慢熬，熬出半段佳话，半段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