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爱的极端，翻成淡漠

冰心的名字起得恰如其分，仿佛她的为人：“一片冰心在玉壶”，冷冷的，寂寂的，清平中见理智，就好像月光下的一壶酒，再怎么也喝不醉，也像是夜晚丛林深处闪着寒光的猫眼，悄悄地看着世间的一切。冰心从来是理智的、内敛的、严谨的、有条不紊的，而非感性的、洒脱的、跳宕的。这一点看她文章便可知晓。冰心的文字，特别是散文，在五四时期就以清丽典雅闻名，号称“冰心体”，是中式的意象词语融合了西式的句法，文白夹杂，别开生面，暴得大名。

的确，冰心的散文，意象清丽，行文淡雅，比如下面这一段《笑》中文字：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萤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入。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的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辉，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儿，扬着翅儿，向着我微微地笑。

雨声、清光、凉云、月儿、苦雨、孤灯，外加“画中的安琪儿”，所有的这一切组合起来，飘渺至极，没有一点人间气，这正是冰心散文的着力点和症结所在。它不是隔壁邻居式的，它从来不跟你话家常。冰心的散文，也有感性的，也铺陈意象，但它绝对不是从地上生出来的苗，而是从天上飘过来的花，它有些神性，有点传教的意思，旨在告诉你一个观念，那就是爱。冰心一辈子都在写爱，传达爱——母爱、自然之爱以及对社会的爱，当然，她的这种对社会的爱，是通过批判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即所谓的“社会问题”。但她的爱是概念型的，抽象的，不是雪中送炭、雨中送伞式的。冰心很像一个卫道者，也像一个催眠者。她的文章归根到底是一种说服，那姿态好像是一个修女，以包容的心，站在世人面前，伸开双臂，微笑着说：孩子，你错了，你要相信我，有爱就有一切，不要放纵，要谨慎，你需要约束自己，相信爱，献出爱，好吗？梁实秋当年读了冰心的《繁星》和《春水》，曾在《创造周报》上撰文，发出一点保守的批评：“那些小诗里理智多于情感，作者不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诗人，只是泰戈尔小诗影响下的一个冷隽的说理者。”

虽然她爱说理，但冰心的散文和诗歌还是可以读的，最起码文字美，音律性强，在当时，也不失为一种文体创造，为后来的写作者留下了发挥的余地。但她的却多少有些让人读不下去。有点主题先行了，爱也好，不爱也好，似乎在落笔之前，就已经有了个定论，成竹在胸，而不是让人物自己行动，最终归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也正因为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提起冰心的散文，能说出她的《小橘灯》《寄小读者》等篇什，提起冰心的诗歌，《繁星》《春水》常常也是张口就来，比如那一句“墙角里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就小了”。可冰心的呢？以一个研习现代文学的学生的身份，我竟一时也说不出冰心中的一个人物来。冰心中的人物，终究缺少了点人间烟火气味——她的人物都好像不用开锅攮灶的，一天到晚为社会问题和人生哲学烦忧，是“现代主义”的，但总会让务实的中国人不耐烦。

生之为人，不就是要过日子吗？生之为人，操心的不应该是衣食住行吗？生之为人，怎么可以没有烟火气？想要脱俗，恐怕得像小龙女那样躲到古墓里才行。红尘万丈，爱恨嗔痴，在所难免，就是要表现这个，表现人性。再大的社会问题，也应该从人性中衍生出来，从生活的基本问题中开枝散叶。鲁迅写《孔乙己》，始终是围绕着孔乙己缺吃少穿，基本生活成问题来写。写出来就传神，人味十足。而冰心还是太过倾心于神性了。她的中的人物，似乎都有些“早产”，先天不足，活泼不起来，不能使人过目不忘。这实在是遗憾。

冰心的写作姿态很像是一个虔诚的女人，捧着一方蜡烛，于暗夜之中，站在广袤的荒野里，她想要照亮前途漫漫。冰心是博大的，最起码在文章中是这样。

冰心女士一贯的女神状，早在好几十年前就引起了小她十几二十岁的张爱玲女士和苏青女士的不满。张爱玲说：“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苏青说：“从前看冰心的诗和文章，觉得很美丽，后来看到她的照片，原来非常难看，又想到她在作品中常卖弄她的女性美，就没有兴趣再读她的文章了。”这两句话说的虽然有些云山雾罩，读者乍一看还当是这两位与冰心有什么过节儿。其实不然。张爱玲和苏青女士这么说，大概并不是因为“影响力的焦虑”——对文坛大姐冰心的嫉妒，说这话时，张苏二人在上海，已然是花开两朵，如日中天，没必要平白地“出恶声”；当然也不仅仅因为冰心的照片非常难看，所以她们看不惯（苏青自己也算不上绝色），而大抵是因为，冰心的“仙气”“触怒”到了张苏二人的“人间气”。

看看当时张苏二人的身份、文笔就不难明白。张爱玲成名时才二十三岁，是个躲在公寓里窥探世界的资深宅女，她对人间和人性有种别样的兴趣，她是躲在云层上看人间，偶尔下凡，处处都是欢喜。她去街上买个菜，也是眼观六路的，能“道路以目”，看出骑自行车的男孩那一撒手的快乐；她去坐个电车，则是耳听八方的，能听得出几个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即便坐在公寓里，大门不出，二门不入，她也能体悟到“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体察出中国人“不甚彻底的道德观”。张爱玲像一个戴着面纱在人世滑过的女子，你还没觉察，她便飘过去了，并且体察到一切。张爱玲懂得“凌波微步”。所以说张爱玲虽然住在公寓里，喜欢“万人如海一身藏”，但她对人间简直太爱了，尤其上海那种五光十色、稀奇古怪的人间。她必须听着电车声才能入眠。

苏青呢，则是另一路数，但也同样世俗。她初登文坛时，是良家妇女，在文坛爆红时，则是离了婚的妇女。她不像张爱玲，张爱玲有种少女气，天真的，活泼的，神经质的——张从来都是古怪的天才女孩，而苏青不。苏青一上来就是妇女，她给自己的定位也是如此。冰心写文，也给人一种妇女气。但冰心之清绝，又使得她的文章传达出来的，绝不是烧锅做饭的妇女形象，而是踩着云彩的女仙人，很有点嫦娥的意思。苏青则完全和冰心背道而驰，也许她没结婚前，偶尔也扮扮嫦娥，但结了婚后，特别是结婚十年后，她就无法再“嫦娥”下去了。苏青始终为生计操心，她关心的，就是衣食住行，就是自己的小日子。你说她是嫦娥，没关系，她自己则会认为，嫦娥也要吃饭。所以，苏青一提笔，写的就是结婚、生男育女、女子交友、夫妻吵架，写离婚、做官、红颜薄命、做媳妇的经验……她谈男人，谈女人，谈性，不亦乐乎。最出名的是她的一个断句：食色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个逗点位置的改变，四两拨千斤，一秒钟气坏孔子，也算奇观。

不难想象，如此这般在十里洋场活得兴兴头头的女文人，又怎么能对严谨、端然、一丝不乱的冰心抛出橄榄枝呢？还是冰心那句诗：“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就小了。”苏青恰巧编过一本杂志叫《小天地》。其中意趣相抵，不言自明。冰心的玉壶中倒出的不是咖啡和葡萄酒，而是女儿红，一埋十八载，苦乐都忍，只有等女儿出嫁才能喝的。倒出来，杯中躺着的是冷静的爱——神之博爱。仿如冰心在《寄小读者》中所写：

所以世上一物有一物的长处，一人有一人的价值。我不能偏爱，也不肯偏憎。悟到万物相衬托的理，我只愿我心如水，处处相平……博爱的极端，翻成淡漠。

我的朋友里，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

互相不对付，原本没有谁对谁错。更何况，冰心从来都是这样的人。她的那一套人生观和价值观，自小养成，根深蒂固，一以贯之，世人赞赏也罢，厌恶也罢，它都自是一种存在，无伤大雅。

冰心出身军人家庭，长在海边，许多人认为她因此便有了一种如海一样“浪漫的情思”，但实际上，大海可能赋予了她博大，但浪漫恐怕并无多少。军人家庭熏染她的，恐怕是“规矩”二字，冰心因为成了一种传统秩序的尊崇者和维护者。她虽然是被五四“震上文坛”，但她从来不反叛。她很正，根正苗红。是五四时代的玉女写作掌门人。她写文，一起步就是“永久性”的，写母爱，写童真，写自然，偶尔写写问题，也是点到为止，而她为这些社会问题开出的药方上，永远也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爱。顺遂的生活，出奇的好命，让冰心的思想意识始终保持一种难得的纯洁。她的世界秩序井然。她从小就常常是第一，始终追求“光明正大”，持重端然，不喜欢洒脱的行径。

冰心天生有种道德优越感。也难怪，造物主眷顾，她太有理由心高气傲了。

论家世。冰心的祖父谢銮恩是道光十四年的举人，算个读书人，毕生讲学，弟子众多，在他这一代，还在福州三坊七巷买了林徽因堂叔族上的大房子，一家人安居乐业。冰心的父亲谢葆璋，也是自小发奋，光绪七年考入严复主持的天津水师学堂学习驾驶，学成后在北洋水师服役，参加过中日甲午海战。战时我方舰艇被攻击，他纵身跳海，凭借出色的游泳技术，死里逃生。谢葆璋三十五岁时生冰心，后在烟台办海军学校，据说抗战时期，中国海军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舰艇长是该校毕业生。中华民国成立后，谢葆璋曾任海军次长。

讲出身。据说冰心刚出生时，她们家后园第一次开了三蒂莲，应了花瑞。她爷爷谢銮恩拿她的八字去算命，算命先生的批文是——“八字里带着文昌星，可惜是个女孩子，否则准做翰林”。由于八字缺火，二伯父谢葆珪按照谢家女孩的排行，为其取名婉莹。

拼求学。冰心顺风顺水。家庭优渥，她从小就有读书机会，幼时冰心在军营成长，十一岁在福州进女子师范学校预科读书，到了北京之后，进教会学校读书，然后考入燕京大学。毕业后又去了美国波士顿著名的威尔斯利女子学院攻读英国文学，与宋美龄是校友。留学回来，又是进高校工作，一切顺利得不可思议。平常人烦忧的求学、工作问题，在她这里全不在话下。

比成名。冰心毫无疑问是新文学里成名最早、名气最大的女作家。她十八岁开始写作，二十一岁出版了集《超人》，次年出版诗集《繁星》，二十三岁写出散文集《寄小读者》，她一生中最重要也最有价值的作品，在青春的开场，就呼啦一下子全出来了，照亮整个五四文坛。而且，无论是文体还是题材，都充分显示了冰心的聪明。讲文体，她是中西结合，既有点文言文的雅致，又有点西洋文的新鲜；说题材，她则永远是“爱”的主题，刚出现就一副“恒久远，永流传”的架势。单调是够单调，但也容易让人记住，形成品牌。作家，女作家，年轻的女作家，年轻的玉女作家，冰心忽然就那么红了。她成了风头最健的女作家，没有之一。冰心以一种端然的姿态，跻身文学研究会一票男作家中间，虽然算不上最杰出，但已经突出了。正如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二十三岁，冰心就得到了常人所不能得到的。

谈感情。冰心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去美国留学，在“约克逊”号上阴差阳错认识吴文藻。吴文藻不明就里对她一顿“呛声”，正好投了冰心的脾气，引起了冰心的注意。要知道，她当时可是名满全国的女作家，走到哪里，人们都是好好好，只有在吴文藻这里，她却成了被教训的小学生。这股子“呆”气，正是冰心中意的。她从来喜欢老实人，朴实，可靠。两人1929年结婚。一同走过了六十年。

熬福寿。冰心更是笑傲民国，1900年出生，1999年去世，她差一点就成为百岁老人，横跨三朝，看尽风光无限。跟她同期出道的石评梅早已因脑膜炎去世，庐隐因难产离世，林徽因只活到半百，长寿点的苏雪林、冯沅君，也都死在她前头，再后辈一些的女作家，张爱玲在她之前死在美国，萧红更别说，三十一岁就魂断香港。扳着指头数数，几乎数不出哪个人能比冰心更加“福寿双全”。年少成名，生活安定，婚姻幸福，福寿绵长。如此这般的冰心，对人对己要求高一些，可以理解。

1942年，冰心在《妇女新运》上写《我的童年》，首度发声评价自己，可以作为理解冰心女士的参考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