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这辈子压根儿不具备那个才能和兴趣。只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环境中，我当上了草原的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这个词，产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文革时代”的南方农村。那里的乡下人长年打赤脚，和当地人融为一体的知识青年们虽然也打赤脚，劳动之余却背起了药箱，走门串户看病，深受缺医少药的农民欢迎。这个词也就应运而生，含有一种亲昵的味道。

按今天的眼光看，没有医生资格就随便给人看病开处方，无异于犯法。但在穷困偏远地区，却起到了救死扶伤的作用。况且那时的中国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法。那股热风一直吹到了北边的大草原，我们这些有点知识的北京插队青年摇身一变，成了草原上的赤脚医生。其实应该叫马靴医生才对，这里是绝对不能打赤脚的，要是赶在冬天打赤脚，脚丫子肯定要冻掉的。

第一针就打错了

公社要举办赤脚医生培训班，每个队选几名知青参加。这个消息很快在草原上传开，我也被赶鸭子上架，成为其中一员。倒不是喜欢，主要是好奇，同时也觉得是个本领，不妨一试。知青中的确有人爱上这一行，好几个同伴回城后上了医学院，现在成了北京几家大医院的医生呢。但我却远离此道，大概从我打第一针起就注定了我不是这块料吧。

草原虽然还保留着原始的游牧习惯，但组织却是现代式的。那时“旗”（相当于汉族地区的县）的下面是人民公社，公社下面是生产大队，大队下面是小组，也就是各个游牧组。公社主要从事行政领导，党委书记都是旗里派来的国家干部。经济和生产管理等都在大队，属于大队经济核算制，由大队党支部负责全面工作。

公社有医院，那里都是些正规医生和护士。只是人数有限，没有力量去基层大队巡诊，大病号要直接到公社医院就诊才行，下面的蒙古包实际上等于无医无药。

这次学习，有医生专门给我们讲课和做简单实习。“文革”全国停课两年后，我们这些中学生又有机会学习，大家都觉得挺新鲜，甚至还有一点激动呢！

我第一次听人讲医学知识、各种病的区别和用药常识，小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最后实习注射时由学员互相打针。只记得医生说扎针时要狠点，针头离皮肤还有一点距离的时候猛地扎下去，有个冲劲，这样皮肤就不会感到很疼。如果针头触到皮肤后再生硬地往里捅，就会感觉非常疼痛。对方给我打针的感觉我已经忘记了，我给对方打的时候下了好几次决心，悬空掂了好几次针管，都不敢一下子扎下去。犹豫了半天，结果还是针头接触了对方皮肤以后扎进去的。捅的时候，看得出对方皱起了眉头，疼得龇牙咧嘴的。

培训结束，公社医院给各队发药，然后再由各队分配给小组。因为药量有限，同一个药盒里也有装两种针剂的，当然都是本人自己装了。然后我们背着鼓鼓的药箱兴高采烈地回到各自的蒙古包。经过一周的培训，我成了我们大队第六组的赤脚医生。

很快有了第一个病号。组里一个年轻的女牧民身上起了一片又红又痒的小疙瘩，看样子是湿疹类过敏症，我决定给她打针。这是给患者的第一针，我很紧张。我把针消了毒，小心翼翼装在针盒里，然后寻找我要用的药。我在一堆药盒里翻了一会儿，看到盒上写着“扑尔敏”三个字，迅速拿起来向牧民走去。

我用酒精棉给她的皮肤消毒以后，取出针管并插好针头，然后从药盒里取出一支水剂。用镊子敲开药瓶的时候还挺顺利，齐齐地削掉了头部的细管。因为如果敲不好，可能会把瓶子整个敲碎。我迅速把针头插进小瓶里吸药水，然后准备给病人打针。因为在公社练习扎针时不大成功，我的心思完全集中到如何扎上了。我掂了掂手里的针管，猛地一下扎进女牧民的皮肤。这次成功了。看到女牧民脸色依然柔和，我松了一口气，心想我还是可以学会的。

接着我开始收拾扔在地上的空药剂瓶。等我拿起空瓶子时，上面的字一下进入我的眼帘：“阿托品”，我顿时呆了。我反复看了几遍，的确是阿托品。但药盒上写的是“扑尔敏”呀！怎么会混了呢？我脑子里一下成了空白，心也咚咚跳起来。我想起来了：在各组分药的时候，我在扑尔敏盒里放了一半的阿托品。是我自己装的，怎么忘了呢？这么大的事，为什么没有在药盒上面写字注明呢？我惊惶失措，悔恨交加，但也不敢在牧民面前表现出来，只想下一步该怎么办。队里的另外一个赤脚医生赵昕，就在附近不远的组里，比我医学知识多，只能求她想办法了。我赶紧找了一匹马，骑上去找她。一路上我心慌意乱，不知如何是好。

路很近，我很快找到她。跟赵昕急急说了情况以后，她立刻狠狠批评我：“这是人命关天的事，你为什么打针以前不好好看瓶子上的字？”我说：“现在讲这个也没有用了，赶紧想办法吧！”我几乎是在哭着求她。她马上翻出医书，查我打的那支阿托品的剂量和副作用，并告诉我：“那一支是极量，很可能出事。目前最好打一支解毒药，要是有仙鹤草素就好了，可惜我手头没有。公社医院太远，远水也解不了近渴。”

“那怎么办呀？总得想点办法呀！”我急得拉着她的手，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看我丢魂丧胆的样子，她只好说：“不管怎么着，先去看看再说吧。”她迅速骑上马跟我去看患者。一路上我想：“如果这个女人死了，我只能坐牢了，一辈子就这么完了。”我害怕极了，觉得天昏地暗。

到了牧民包附近我俩下了马，发现没有什么动静，如果出了事，肯定不是这个气氛。我跟赵昕进了牧民的蒙古包，看见那个年轻女子半坐在地上。所谓半坐，就是一只腿跪一只腿蹲，蒙古包里女人最常见的坐法。她穿着缝制合体的绿色蒙古袍，衬出高大丰满的体型，正往灶里添牛粪烧火，看见我们两人后腼腆地一笑。赵昕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看得女人脸都红了。赵昕问她：“你觉得身上有什么地方难受吗？”她摇了摇头。

赵昕松了一口气对我说：“看样子不大要紧，咱们再等等吧。”我们大约等了半个小时，那女人没有什么变化，赵昕用手电筒照了照她的眼睛，告诉我：“瞳孔有点放大，这是阿托品的副作用。但总的来说问题不是很大。”看看没什么要紧了，我送赵昕回去。她一边走一边教训我，我无话可说，只能默默点头。后来我猜想，阿托品是治肚子疼的，草原上的女的大概经常这疼那疼的，那女人又很高大，所以极量的阿托品才没有带来可怕灾难。

草原上虽然闭塞，这种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很快全公社的知识青年都知道了我的这件糗事。后来去公社买粮食，特别是碰到别的队的男生，他们骑在马上，远远看见我就高声大喊：“听说你给牧民打错针了，真有两下子呀！哈哈哈！”我无地自容，知道自己成了知青中的笑柄。

以后再打针的时候，我都要把针瓶上的字颠过来倒过去看上四五遍，确信绝对没有错以后，才敢扎下那沉重的一针。

给初生婴儿打针

不管我多么害怕给人打针，我还要继续打下去，因为组里就我一个赤脚医生。

每天早上一起床，只要想起今天要给某人打一针的时候，我就开始浑身不自在：心跳、出冷汗、无所适从。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大概是得了打针恐惧症。直到打完那针之后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才能有心思干其他事。这种状况持续了将近一年，直到我完成给一个初生婴儿注射的任务后，这种恐惧感才逐渐化解。

初到草原的人，无不为草原的辽阔和美丽而惊叹：雪白如云的羊群，黑压压的牛群，奔腾无羁的马群和点缀在绿海之中的雪白蒙古包，都给人梦幻般的奇想；如盖的苍穹和夜晚的繁星亦令人心驰神往。在羡慕马上牧民的矫健雄姿和蒙族姑娘壮美的身材外，也看到了另外一种难以相信的景象。

那个年代，城里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但在少数民族地区却没有这个限制。这里人口很少，我们大队恐怕也就百十来个人。全公社三个大队，方圆几百里，不会超过一千人。牧民家里的孩子也不多，好多孩子还是养子。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缺医少药是一个原因，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也促成了这个事实。性病的长期流行，使很多人失去了生育能力。为此，政府曾几次把外地的孤婴成批送来，据说五十年代就有一批来自上海的婴儿被送到这里。

草原牧民热情好客，串门是一个习惯。尤其对我们这些来自城里的年轻人，大家都争先恐后地邀请。我们到处串门，家家都得去，家家的奶茶都得喝，有时肚子都撑得走不动了。如果能在牧民家里过夜，他们更高兴了。我们队里有个年龄很小、来自呼和浩特市的蒙族知青，只有十四岁，因为会说蒙语，串来串去跑得最快，经常给我们带路。一次他刚进一家后，就神色惊慌地跑出来告诉我们：“不好了，不好了，看到妖怪了！”接着比手画脚地说：“我看到一个可怕的老太太，没有鼻子。”我们不相信，等进了这家以后也都一愣，眼前的老太太在应该有鼻子的地方只有两个鼻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