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看到别的地方修楼房像我们大队修学校那样，一层楼的水泥预制楼板硬是我们用肩膀抬上去的。上面的三层是用卷扬机和滑轮吊上去的。靠五万元的拨款修成一幢近二十个教室的楼房，可以想象设备的简陋和劳动强度的繁重。

在与我同龄的农村孩子中，生活过得比这艰苦的很多很多；在我高中的同学中，我的经历也不是最苦的；可在出国读博士的人群里，有这样经历的人大概是不多的。

我干活能吃苦，不挑拣，又能骑车出外办事，帮队干部写大会发言稿，各种“先进”总结材料和报告（有些上报到县里、地区，但从来也不告诉我。后来从别的渠道才得知）。在村里我人缘很好，有求必应，多次被生产队评为劳动模范（村里大部分人还是忠厚老实的）。可好机会总是与我无缘。

不仅当地不给机会，连外来的机会都因家庭背景而被剥夺了，功亏一篑。高中毕业回乡几个月后，武候中学的校长托人带信让我去一趟。原来是学校师资紧张（用校长的原话：拉不开枪栓了），问我愿不愿意做代理教师。学校认为我的基础好，知识范围广，能胜任多门初中课程的教学。我当然是求之不得，满口答应。可回来和生产队和大队讲，大队就是不同意。哪怕我愿意把三十六元的工资全部交给队上（队上一个劳动日才三五毛钱），工分随便给多少，自己负担伙食费，也还是不行。“你们都去坐轿了，谁来抬轿？”一九七六年揪出“四人帮”，我被抽去讲解揭批材料，当时县上有一个干部正好在此蹲点，听到了我的讲解，向大队建议让我去当民办教师，说我比现有大部分老师的能力强，能把他们的孩子教得更好。但教书是轻省活，就是不行。

艰难复习

其实，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广播招生制度改革的消息前，各种小道消息和各地摸底考试和模拟考试的试题已在流传。在高考的消息正式广播前，很多下乡知青都早已回城复习去了。在正式广播后，不管准不准假，他们都回家复习了。而我们回乡知青却只能继续奋战在田野，为“三秋”（秋收，秋种，秋粮入仓）而大忙。那年头，即便是正式考试，也少不了政审推荐，如果自己开溜去复习，到时大队不给在推荐表上盖章，政审通不过，考得再好也没用。

不能明着复习，就只好暗暗加劲。吃饭时间，晚上休息，所有能利用的时间全都利用上了。好在是秋天夜长，且三秋也不像三夏那样紧张，每晚还能看几个小时的书。就是上工干活时间，也都利用起来了。上工前看一道题，边干活边在心里琢磨，等想到有点眉目时，便借口上厕所，在地上画画，得出结果。然后看一道题，再去边干活边想。

什么是“度日如年”，我到此时才真正有了体会。一边想方设法利用所有能利用的时间和机会复习，一边挖空心思想法子找借口能请假去复习。我的鼻子经常流血，有时流起来吃云南白药的保险丸都止不住，村里的人都是知道的。于是，我就想方设法让鼻子流血，天天捂着一个塞着棉花的大蒜头鼻子。到了十一月初，农活不怎么忙了，终于请准了假，到汉中去“治病”，到父亲工作的学校专心复习了。此时，离公布的高考日期，只有四个星期了。期间还两次回去参加公社组织的模拟考试、登记报名和填写志愿。真正的复习时间只有三个星期左右。

那时，我与另外两个老师的孩子结成一个小组，一起复习。就当时能找到的复习资料，我们三人研究不出来的问题，老师也要颇费些思索。很庆幸我们这三个人后来全考上了。我上了西安交通大学，另外两个上了陕西师范大学。其实以我们的成绩，能考取更好的学校。另外一个人的父亲是内部“右派”，都不敢报太高。我们都是按第一志愿被录取的。很多人由于高考复习紧张而掉肉，我的紧张不亚于任何人，体重却增加了四五公斤，真正的是“心宽体胖”。

考场分晓

说来真巧，十二月七日考试时，我的考场竟然就是原来高中的教室，有十几个当年同级同学同堂应试（后来对过一联：各人各命各有千秋）。

我终于有一个机会了！有一个支点了！！

第一门考的是数学，当时的心情特别激动，也特别紧张，腿一直抖个不停。初高中当了几年的数学课代表，可数学是当年四门考试得分最低的，只有六十多分。但中午休息时与其他人一交流，就知道已答得相当好了（尽管大多都认为自己考得不错）。后面的三门考试越来越镇定，成绩也比较理想。语文考试的作文题是《难忘的一天》，我写的是周恩来逝世的日子，还能记得开头：“迎着扑面的北风，踏着细碎的雪花，我挑着箩筐，和村里社员一道，向河堤工地走去……”

考完后回家时，路过舅舅家，舅舅问我考得怎样，我很自信地说总评应该不会低于六十五分。后来知道总评是七十四分。当年整个地区有两万多考生，据说总评在七十分以上的不到五十人。而此前全地区每年工农兵学员招生就有二百多名。得知分数后，全家人暗暗喜在心头，然而丝毫不敢在外面有所流露。在那个年代，还要有大队推荐和政治审查，过不了这一关，再好的成绩也白搭。

暗度陈仓

我二姐当年上山下乡时，回到了老家（致命的错误）。刚回来时，完全是下乡知青的待遇。到后来有招工和招生的机会时，却被当做回乡知青看待。眼看别人一批一批地招走了，可就是不承认她下乡知青的身份。不知跑了多少路，找了多少人，不是被推掉，就是要研究研究。一直到一九七七年，在乡下待了九年后，地县有关部门发文下来，她才被承认是下乡知青，在十月被招工出去了。我妹妹放弃了报考中专的机会，以免目标太大，太招惹人注意，只希望我能顺利考上。

当年，我考高中的成绩比较好，就遭到别人的攻击：“他们家偷偷点着二百瓦的灯泡复习。”好像灯泡瓦数越高，复习的效果就越好。其实，村里家家都是十五瓦的灯泡，我们家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偷用二百瓦的灯泡。再说了，乡下的破房子，用二百瓦的灯泡还能不被发现？“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想了很久很久，我们决定以低姿态，就说复习时间太短，考得不好，给别人垫背去了。那年全大队包括下乡知青有二三十人去考，也有在这里下乡的支部书记的外甥。很多人都讲自己考得很好，希望很大，只有我是个例外，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也许是这个暗度陈仓，再加上几年来的积极表现，很惭愧，也有阿谀奉承和刻意讨好，让那些土皇上们认为给我的推荐表上盖章只不过是顺水推舟的空头人情，盖了也白盖。也许是大势所趋，全部报考者都被推荐。再说当年的政审推荐比以前宽松得多，没有了名额限制，大队公社都没有了生杀大权。交上了盖着红印的推荐表，我的心里才有了一些安稳。

体检风波

初选通过，接到通知到县医院体检。想我一米八的个头，经过多年的艰苦磨炼，视力又极佳，体检还不是走走过场？

第一个出乎意外的是血压，低压90，高压138，悬乎！高压再多两毫米就是高血压了（90140）。

闷头一棍打来的是胸透：体检表被“留中不发”，说是还要复查：肺上有个钙化点。好在复查的有不少人，心里还不太紧张。下午复查还是通不过，说是我的钙化点太大，有指甲盖那样大（一般的钙化点只有米粒大小），尽管边界清晰，当天值班的是个刚进修学透视回来的大夫，不能做最后确定，两天后再透视会诊。看着大部分复查的人都通过了，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

托同村人带个信回家，我赶着最后一班汽车到汉中和父亲商量，决定第二天到市医院、地区医院、地区卫校医院的放射科去检查，这些医院的级别都比县医院高，如果他们的结论是钙化点而不是活动病灶，事情就好办。我坚信自己不是“痨病鬼”，否则，怎么能顶得住多年来那么繁重的劳动呢？可这个钙化点到底是怎么得来的呢？

第二天到三个医院的放射科又是透视又拍胸片，反反复复好几次。这些地方大多有父亲的学生，都很同情我，尤其听说我成绩很好，政审也已通过。他们都肯定我的肺没有问题，仅仅是个钙化点，还请科长来会诊，签字并证明。从那时起，到入校后的体检复查，每次站在x光机前，我都会紧张得发颤。透视和拍胸片时，医生都让将胸部贴紧设备，把脖子仰起来。每当我把脖子仰起来靠在设备上时，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在上绞刑套，会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仿佛决定我命运的就是那随后的几秒钟！

到下午六点多，拿到三张被证明没有问题的胸片和三张透视单时，我才稍微心安地吃了两天来的第二顿饭。

县医院复查会诊总算是有惊无险，经验丰富的放射科长确认是钙化点，医院盖章放行。终于通过了第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