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圃属北京市园林局，所以干活的都叫工人不叫农民，虽然整天也在地里跟土打交道。秋天是收树苗的时候。拖拉机深深地犁一下，那些树苗就东倒西歪了，我们上去把树苗拽出来，抖干净土，再捆成捆儿，拿草帘子把根部包了，装车运走。还有挖沟，平地，运白菜，活有的是，闲不着。吃饭呢，跟以往下乡劳动不一样了，在人家职工食堂吃，自己换饭票，想吃什么买什么。可这是东北旺，农村，所谓的工人比农民强不了太多，有些就是附近村里招来的，所以伙食好不了。说白了，肉菜没人买，吃饭的都缺钱，食堂老来素的，天天白菜萝卜，豆腐就算上等菜。我们学生里有不缺钱的，可那食堂也不做肉菜。让你们吃肉，别人闻味，那不是成心折磨人么？不久发现附近村里有个小卖铺，居然有香肠熟肉。我们几个赶紧跑去，一人来上两毛三毛的肉或肠，走出小铺还没十步呢，就全进嘴了。只好又转身回去，再买一毛钱糖慢慢吃。很快，这一百多学生都知道了小卖铺的秘密，于是香肠熟肉经常脱销。我们满怀希望，含着口水赶到小铺，却发现装肉的盘子早就空了，那种失望难以形容。有一次我发现有松花蛋，赶紧来了一个，这玩意儿也行，虽然比不上肉。没想到吃在嘴里又苦又涩，跟在家吃的大不一样，不就缺点酱油么。

我们男生六七十人全住在一个大屋里，上下两层的大通铺，倒也不算挤。老师住小屋，不和我们掺和。于是这边放开了闹腾，谁一高兴就立刻连唱带叫，或敲脸盆敲饭盒，比谁的声大，每次声最大的准是在敲别人的脸盆。那几个“坏孩子”一向就爱欺负人，很快就玩起他们心爱的游戏：抽嘴巴。夜里起来上厕所，回来上床之前先给呼呼大睡的，一般是靠门口的那几个，每人抽个嘴巴，然后紧跑几步上床钻被窝。白天都累了一天了，晚上都睡得特死，挨抽的常常不知不觉，或翻个身接着睡，于是抽人的又想知道需要使多大劲才能把人抽醒。抡圆了抽大嘴巴这种机会不多，一天夜里我听到了，非常脆，很大的一声“啪”！然后是嗵嗵的脚步、哧哧的窃笑和钻被窝的声音。接着是一声大喊：“***！是谁？！谁他妈打的？！”

没人回答，然后一声接一声地问，满腔悲愤。事态严重到老师不得不干预。在全体集合出工之前，老师问是谁夜里打人，还让两位受害者站到前边，每人的脸上都有红红的手印，双眼也布满了血丝，凄惨又阴沉。但所有没挨过抽的都看着那大红手印忍不住想笑。我们几个属于蔫孩子的，包括龙建和宝全，还比较安全，因为都睡在上铺。我们既没挨抽也不敢抽人。我们只玩了一招，叫“卫生口罩”，也是夜里，从地上摸起鞋来扣在熟睡的人的嘴上。对象是有选择的，不敢挑“坏孩子”。龙建发现效果不好，别管夜里扣得多严，到早上“口罩”已经掉一边去了。于是宝全做了改进，除了正面扣在嘴上一只，还要一左一右再摆上两只备用的。别管那脑袋转到哪边，都有“口罩”伺候。

苗圃对我们不错，每两个星期给我们放两天假，还用卡车把我们送到城里，假完了还派车去接。那天刚从家又回到苗圃就得知出事了：阶级敌人房南不老实。房南是111中学抓出的阶级敌人之一，抓出之前是老师，一九六八年十一去天安门组字他还是带队的。人挺年轻，不到三十，爱美，爱穿个瘦腿裤，梳个小油头，也挺活跃，常跟学生开开玩笑、逗逗嘴，尤其跟“坏孩子”还敢半真半假地骂两句，拧拧胳膊，捏捏脖子之类的。工宣队进校后猛揭阶级斗争盖子，他是第二批揪出来的，罪名是坏分子。他还和第一批揪出来的路香港鬼混，一起收听敌台，因此还有特务嫌疑。我们来苗圃把他也带上了，我们是劳动锻炼，他是劳动改造。我们回城休息，他不许回，有两个同学，个儿高块儿足的，还专门留下来监视房南。星期天苗圃全休息，房南也休息，可他偷偷地溜出大门。两位同学没拦他，悄悄地跟着，看他要干什么坏事。

房南直奔村子，进了小铺，再一出来就捧着一大包香肠，还没吃两片呢，就被当场抓获。现在是人赃俱在，于是开批斗会。房南弯腰低头站在中央，面前一个凳子，上面是罪证，那包香肠，开着包。我心里嘀咕：这他妈房南还挺阔，买那么些，至少半斤，我一回只买两毛的。老师先发言，表扬两位同学高度的革命警惕性，然后批判房南，说他充分地暴露了阶级本性，顽固抗拒改造，与革命师生对抗。然后老师有事走了，由我们继续批判。好孩子们想挖出更大的罪行，严厉质问房南钱是哪儿来的，能买这么多香肠。自从房南被揪出来，工资已经减了不少，他怎么买得起这么多香肠呢？还有人问，你吃完了香肠还打算干什么坏事？但问不出结果。坏孩子们则大喊“低头认罪”。一个坏孩子上去仔细把凳子挪了挪，正好在房南的鼻子下边，然后带领大家猛喊：“低头！低头！”房南只好低头，但低到鼻尖距香肠十厘米左右就停了，再怎么喊低头他也是抬一抬低一低，就是不肯拿鼻子顶香肠。坏孩子们很失望地发现，直到批斗会结束，房南只流汗没流哈拉子（口水），批斗效果不理想。

十一月底，停了好几个月的分配又开始了。于是我们找来土块，北京话土坷垃，一二三照猴子就砍。土块砸在石头上冒起土烟，猴子们全精神了。第二轮炮火再过去它们就全明白了，三蹦两蹦转到山那边去了。这难得住谁呀？我们撒开了包围圈，分匀了站着，看你们往哪儿跑？一通速射。猴子们真机灵，吱哇乱蹿了一会儿就全隐蔽好了，或在山洞里，或在山石后边，只露半拉脑袋逗我们。一个都打不着了，于是去打老虎。我们在狮虎山外边转了一圈，可是一只老虎都不在外边。居高临下使石头砸的招用不上了，只能进屋隔着铁栏杆打。狮子老虎就是比猴子重要，门口坐着个人看着。我们只能悄悄地摸出弹弓给老虎来一下子，老虎身上挨打的那块肉一哆嗦，虎眼有了神，东张西望找了找，然后就怀疑我们仨。等第二下再崩过去，老虎腾一下站起来了。嘿，打老虎就是比打猴子强。可回头一看那边的工作人员也站起来了，紧盯着我们。没法往下玩了，我们藏好弹弓，若无其事地往外走。

后来我们终于发现了最好的目标：没人管的野牛。有非洲野牛和美洲野牛，都在挺偏僻的地方，四周一个人没有。我们赶紧找石头，可是找不着，动物园为防备我们这样的，把地扫得特干净。但这难不住我们，不远的小河里有冻裂的冰，我们抱了好几大块，两个人架起第三个人双手举起冰块照野牛脑袋就砸。效果太好了，野牛立即大怒，叫声不高却非常震撼，眼睛瞪得圆圆的，而且一会儿就变红了，一次又一次地冲过来，犄角把铁门撞得咣咣乱响。我们想象着这是在非洲大草原上，毫无遮拦，愤怒的野牛冲过来了，多么惊险！龙建干脆假设野牛把门撞开了，我们该往哪儿跑。正在讨论的时候，野牛的火气消了下去，于是再砸它一冰块加加劲。

到其他公园就砸房子，在八大处，香山都干过。那会儿整个公园里就没几个人，山上东一处西一处的房子破破烂烂没人管了。比如香山的玉华山庄不小吧，可那年月愣没人看着。那天除了我们仨，别的一个人没有，房子被几年前的红卫兵砸过了，玻璃没一块整的了，门大开着，屋里空的，一地石头碎砖，还有屎尿。于是我们找那窗户框子、门板还算好点的，带点玻璃最好，因为玻璃发出声音最好听。然后收集弹药，等每人跟前有了一堆石头，就一二三开始“万炮齐轰”。乒乒乓乓，稀里哗啦，心里真痛快。

每次去香山，一定要爬上鬼见愁（顶峰），那会山顶上光光的，什么都没有。我们先找背风的地方把带的饭吃了，一般是馒头夹咸菜，好点就夹豆制品，最好的夹香肠。吃完就躺下，撸起裤腿挽起袖子晒太阳。听说太阳有营养，晒十五分钟等于吃一个鸡蛋，于是一边午睡一边捎带着补充几个鸡蛋。那天正睡得迷迷糊糊忽然听见人声，翻身往山下一看，有一男一女，又跑又喊又乐。太好了，赶紧找石头扔下去。那男女站住了，使劲挥手，拼命喊：“下边有人！别扔石头！”我们一听士气高涨，石头扔得更快，一边也喊：“打的就是你！”从这儿开始，我们又有了新玩法：专砸一男一女谈恋爱的。那会儿谈恋爱是不光彩的，尤其到公园里手拉手肩并肩，不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协调，还有耍流氓的嫌疑，冲他们扔几块石头简直是理直气壮。不过当面扔有一定风险，那男的一般都比我们个高块足，大着好几岁呢，又有个女的在旁边鼓劲，需要提防那男的跟我们玩命。所以只宜偷袭不宜强攻，发现了目标，从后面悄悄摸上去，到了攻击距离一二三土坷垃出手，转身就跑。

动物打过了，房子砸过了，“流氓”也教训了，插队以前还干点什么？我说应该弄只鸡吃吃，龙建立刻埋怨我，说这么好的主意怎么不早说呢，于是立刻出发去找宝全。走到半路龙建提出个问题：多个人扔石头多份力量，可要多个人吃鸡呢？我立刻明白了，还是两个人干。那会儿北京城里养鸡的太多了，住平房的养，住楼房的也养。百万庄那一片楼，到处能见着鸡散步。可没想到鸡也挺有心眼，没事的时候，你就从它身边走过它也不动，可刚一打它的主意，它怎么就知道了呢？不容走近撒腿就逃。一个多小时过去，我俩服了，见着腿长身子苗条的鸡，理都不理了，反正累死也抓不着。就在我们准备找宝全入伙时，意外地抓到一只短腿、肥胖、跑不动的黑母鸡。

我俩美滋滋地来了个一鸡三吃。黄乎乎的肥油烙鸡油饼，煮熟的鸡撕巴撕巴来了个蒜泥白肉，一锅鸡骨头鸡汤下了面条。一只鸡吃了两顿。龙建很佩服他自己的远见，说两个人多好，可以一鸡三吃，要是三个人，一鸡一吃都不一定够。就在我们决定一只只吃下去的时候，突然我、龙建、宝全都接到了通知，我们被分配了，这是临时增加的最后一拨，西城区工业局。这还真是最后一拨了，我们后边还剩下的二十多人真去插队了，北京郊区昌平县。

中学时代结束了，那年我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