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从小到大我一直住在作家协会大院。那是一座由三栋奶黄色的楼围成的院子，共九个单元。两个单元是拆迁户，一个单元属于我父亲所在的研究院，其他则住着作协和文联的人。像诗人李季、郭小川等那时都住那儿。还有鲁迅同时代的女作家白薇，她住我家隔壁单元的三层。

当时院里的小孩都知道她是“老姑娘”，而且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觉得这三个字非常好笑。

她的穿着也十分与众不同。头上总是戴着一顶男式帽子，夏天是浅色的，冬天是深色的。脚上穿着一双厚底男式皮鞋，一身一本正经的干部服，尤其是那裤子肥得像现在的裙裤，还有棱有角的，特别滑稽。

夏天的傍晚，下班回来，她不像其他人一样行色匆匆地往家赶，而是穿着一身肥肥大大的黑绸衣裙，裙子长得拖至脚面，戴一顶浅灰色的帽子，提着皮包，站在杨树下饶有兴致地、久久地看着我们跳皮筋。路人都看她，我们不看，只是专注地跳，可是心里却觉得好笑得要命。现在想，也许那时她非常地寂寞。

“文革”开始以后，我们院的孩子大部分成了黑帮子弟。我和年龄差不多的一帮初中女孩们，不愿意到学校去挨骂，便都不去上学了，待在家里，开始是找书看。那时各家的书都没有被抄走，只是把报纸贴在玻璃的书柜门上，将“毒草”和“封资修”的东西禁锢在报纸后面，当然也就给了我们这些孩子们可乘之机。我对所有名著如屠格涅夫、莱蒙托夫、乔治？桑、巴尔扎克和雨果等等的阅览，包括对艾思奇哲学思想的探讨，差不多都是在那个时候一次性完成的。看完后大家还讨论，我记得最深的一次是对《悲惨世界》里沙威这个人物的争论。“文革”前，没有太多机会看，看一本非教科书的读物，自己都有负罪感，偷偷摸摸的。

对名著的崇拜，很快变成对作家的崇拜。那时大多数有名、有头衔的码字的都在牛棚里蹲着呢。一天，我们几个女孩敲开了白薇的门。她穿着一身灰不灰、蓝不蓝的干部服，其破烂的程度，想必应该不是追求时尚所致。头上戴着顶帽子，灰白的头发直直地垂在满是皱纹和老人斑的脸庞上，微驼着背，两只脚趿着一双很破的鞋，在地上蹭着走路。以前独特的、让我们小孩觉得可笑的风格，没有了。

“奶奶好！”我们乖巧地叫着。

“嘘——”她把食指放在嘴上，像对托儿所小孩一样说，“叫姑姑。”我们忍不住大笑起来，不由得想起她以前的种种。

她住的是一间一套的房子，房间里家具很简单，不知是不是抄家以后剩下的。一张带写字架的单人床，一张硕大的书桌，一个单人沙发和一个书架。我们挤在沙发和书桌旁的椅子上坐下，扭捏地叫了她“姑姑”。她便很高兴地到厨房拿出一罐白糖，舀出满满一勺递到我们面前，“吃糖！吃糖！”我们又忍不住大笑起来。

她的桌子上摊着一首写好的诗，大意是“革命战鼓震天响”之类，总之，“文革”运动具有煽动性，连她这岁数的文人都写了这类的诗。

她拿出了她年轻时的照片让我们看，真美，而且非常有魅力。再看看眼前的她，在我还很稚嫩的心里，第一次觉得岁月的残酷。她告诉我们，她结过婚，也有过孩子。后来，孩子夭折了，丈夫也离婚了。这样我们才知道，让我们笑了许多年的“老姑娘”原来名不符实。

我们走时，我想起和她借书。她很艰难地从壁橱里拿出几本过期的《人民文学》（“文革”开始，《人民文学》就停刊了）。我不太理解她的艰难，以为是文人大都不愿意借书给别人的原因。几天后，我去还书，她拉着我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你还我书，从来没有人还过我书。”我先是不懂，后是惊愕，同时也明白了她“艰难”的原因，然后便是想哭。我希望这不是事实，我不相信人性能坏到这样，可是这种想哭的感觉一直藏在了我心里的什么地方。

很快地，出于自愿、半自愿或强迫，院里的孩子们纷纷到了祖国大江南北的农村，黑龙江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内蒙的牧区、陕西的黄土高原和云南的雨林地带等等。我们走了，也不懂应该向这个寂寞的老人道个别。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没有任何“礼”的约束，可能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经过招工、上学，等我们再回到作协大院时，已经成年了。听说了白薇和保姆的种种纠葛，也听说了她的亲属和她的一些事情。想想她不会再认识我了，便没有去打扰她。其实应该去的，在那样一个年代，能给我们这群她并不熟悉的女孩，那样亲近和真实感觉的人太少了。

每到周末，总能在家里听到邮递员高声喊：“白薇，信！”便想她还活着，也许不再寂寞。

一九八六年夏天，我带女儿到加拿大陪读。不久便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悼念她的文章，便知道，她去了。

文章中讲到她的种种辉煌，是她活着的时候，我们从来不曾听说过的。这辉煌随着她，随着风，飘去了。无声无息，无痕无迹。

走好，白薇姑姑。希望在那个世界，人性不会如此败落。不论何时，不论对谁，不论借什么东西，都会有借有还。电影？怀旧？虚幻

电影？怀旧？虚幻

“文革”时，我刚上小学二年级。从扬州来了位“百科全书”式的表哥，一石激起千层浪。既是扬州表兄，当属“旧文化”的遗少，特爱怀旧，号称看过几百部电影。睡觉前，哥儿俩四只脚参差不齐地伸入洗脚盆，片名由此推出：从拉美影片《中锋在黎明前死亡》到国产片《李双双》，每晚一部。兴致高时，“连映两场”（当然没“新闻简报”。）

表兄记忆过人，才气横溢，就像我们洗脚盆里的热水，一个劲向外泼。听他娓娓道来：赵丹演《林则徐》，初出场，抬轿停，赵丹出。只走出三步，便听得电影院内观众席间爆发出雷鸣般掌声：那三步走得好！（后来看徐进导的《红楼梦》，方知那名演员步态之讲究：徐玉兰饰贾宝玉，“挣脱了那不离不弃的黄金锁”，斜眼瞥了一下通灵宝玉，嘴角露出一丝不屑的淡淡微笑，随手一撇，然后转身开步而走，那几步，雍容洒脱，不紧不慢，再配上“群情激昂”的众女声伴唱：“抛弃了……”相形之下，迈克尔？杰克逊的“太空步”简直是残废人重获新生的乱摆动！）表哥又讲王丹凤演女理发师，琢磨着丈夫搭乘的火车进站是个啥样，不觉之中将剃头推子模拟缓缓进站的火车，在手下胖顾客的头顶深深开出一条“铁道”（如今看来像哈佛广场的“朋克头”），我便咧着缺牙的嘴大笑。

电影故事讲多了，脑子里构出了一个世界：想象中，“文革”前，五六十年代的“黄金时代”。而我听故事的年代又如噩梦一般，一长队颤巍巍的老人或执铁锅或拎铁炉，一路走，一路敲：“我有罪”，胸前挂着牌。城内的三个疯子，一日忽聚一起，挽臂横行于街头，曰：“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害得我常做噩梦，梦见那个疯老太婆，穿一身紫红追我，我怎么也跑不快……相比，表哥的故事，便成了冬日被窝中的温暖。即便是那阿根廷中锋须在黎明前死亡，也死得动人。况且，还有那个美丽的芭蕾舞女子恋人，着白天鹅服，掬一把天鹅之死的温馨泪。由此，我更羡慕表哥：偏偏让他赶上那个“温暖”的年代，而我只有画饼充饥想象的份儿。

更恼人的是，“文革”初尚有一些“内部批判”影片却没眼福。一日得票两张，表哥与我同去，结果在影院门口我被挡驾，说是儿童不宜。只好悻悻离开，将票转手“倒卖”了。换得的钱恰好够买一盒“飞行棋”，回家海陆空大战一场方才消解心头之恨。

“文革”后开禁，饱赏了五六十年代的“旧片”，像封窖百年的贵州茅台，一开封，醇香浓郁，三日不知肉味。究竟是片子真好，还是因为其中凝聚了童年幻想的缘故，说不清楚。现在，一想起那些片子，就神思飞越：许云峰冷看重庆夜；李向阳大智金蝉脱壳；刘三姐荡舟歌满两岸；苦妹子倒影姑苏池塘；小嘎子悄然轮胎放气；阿黑哥飞马搭救恋人……

美则美矣，可哪知一幅银幕遮住了“肃反”的滥杀，“反右”的无情，和连年的饥馑！同是五六十年代截然相反的两幅图景：前者温情脉脉，歌舞升平；后者杀气腾腾，全无诗意可言。不幸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因有后者，而将前者的虚幻就此抹去。正因为伴着无法做到的那些虚幻长大，那虚幻便成了真实的过去——该怎样称它呢？真实的虚幻？虚幻的真实？由此，构成了一个矛盾：我们所怀旧的对象是不值得去留恋的，但那毕竟又是我们仅有的无法选择的过去。回想起来，酸甜苦辣，却一样滋滋有味。我仍然执著地相信那个银幕世界是个确实的存在：心灵的世界，感觉的世界。对那个世界的追缅，其实是对自己心路历程的追溯。说来也真是个悖论：对精神贫乏的年代的回忆，现在竟成了丰富的内心世界的内容……

将来准有一天，我们白发苍苍地坐在镭射录像机前，独自看《枯木逢春》之类老片子，遥想那时候心潮起伏，老泪纵横。旁边玩电子游戏的孙子辈们一定会瞥一眼屏幕，再大惑不解地盯着咱们看半晌，然后嘟囔道：“多奇怪的老家伙！”言毕，又埋头去玩他们的“二十一世纪星球大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