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跨一辆锰钢自行车在北京街头耍飘，是很风头的事。所谓锰钢自行车，是指用锰钢材料做车架，全包链，涨闸，加转铃的高档车。那时自行车属于紧俏产品，买车需要“车票”并加付“工业券”。“永久”、“飞鸽”、“凤凰”等名牌车的“车票”很难搞。锰钢车在市场上根本见不到——都是内部销售。

我父亲的一位同事买了一辆新锰钢车，不几日，车上的转铃铃盖就让小偷拿跑了。有人问他：“转铃盖怎么丢了？”此公答曰：“小孩子拿去玩了。”这语气中不但没有丝毫不快，还夹带着几分轻松。以这种态度对待得失的人，当是大家。

无论去哪儿，我们都是把车骑得飞快，呼呼地超人超车。遇到有谁比我们还快，超过了我们，那一定要赶上去，超回来才算数。遇到较劲的对手，一时超不回来，那就要死跟，让他也歇不着，最后再伺机超上去。有时候，跟着跟着，人家拐弯儿了，不同路了。即便是这样，也要跟上，不然那小子以为他把“尾巴”甩掉了呢，不能让他得意。

一次，我去西郊木材厂买东西，清晨六点骑车出来，在路上同一个上班的青年工人较上劲了。那小子像奔丧一样，骑得飞快，不但超了我，还甩下我一大截。这可不行，咬牙死追。追了很长的距离，还是没超过他，可我已经到木材厂了。那也不管，不买东西了——接着追。又骑了好远，那小子的速度终于慢下来了，我总算超过去了。那次赛车回来后，大腿酸疼了两天。如果常有机会这样赛车，我也许就进北京自行车队了。

骑车出行自由度很大，或走或停，或快或慢，或远或近，悉听尊便。于是，我同几个伙计骑着自行车东下通州城，西上八大处；北登八达岭，南行丰台镇。活动半径陡然又增大了许多。去八达岭长城那天，来回骑行了一百三十多公里，其中有三十六公里的坡道，十足地考验了体力和毅力。在酷日当头的正午时分，我们正在上大坡，坡度很陡，根本就骑不动，只能推。几公里的坡路推车上来后，一身臭汗，浑身透湿。我们脱下衬衣擦汗，一会儿衬衣就能拧下水来。到了八达岭长城后，我是一步也不想走了，躺在长城的烽火台上就懒得起来，也没劲爬长城了。现在也记不得是如何骑回北京的，只记得当天骑回来后，我们三人的屁股都肿了，在床上躺了两天。不过，我们创造的业绩是“前无古人”的。当时大院里谁也没有骑车去过八达岭，且当天往返。

表面上看我们这伙人似乎总是专找苦差使干，不怕苦和累，实则不然。我们只是找好玩的，有刺激的差使干，为了这个目的，再苦再累也去。否则，就想着法儿地逃。

学校复课后组织拉练。拉练就是自己背着行李，每天步行几十里路，夜宿老乡家的土炕，这样走两三天，到了郊区农村后，就帮老乡干农活，干完活后再走回北京。你听听，这有多累，多没劲。可是不去又不行，装病显得太没意思了。正为这事犯愁呢，忽然听见老师在动员大会上讲：本年级需要一位同学骑车参加拉练，并进行后勤采购工作，哪位同学愿意？我刷地举起手，生怕别人把这好事抢了去。后来四下一看，也就我一人自愿骑车拉练。我问同班一位骑车上学的同学：你怎么不举手？骑车拉练多省劲啊！你猜他怎么回答：“骑车拉练多毁自行车呀！跟着队伍慢骑特伤车链子！”嘿！他还管那些？！

那次拉练我是一步也没有走，一天农活也没有干。背包绑在车架子上，轻而易举地日行百里。别人下田干活时，我的工作就是骑车去怀柔县城里，为拉练大军采购副食品，顺便还能在县里的商店搞点糖果什么的解解馋。然后，一拐弯去怀柔水库看风景。这次拉练对我来讲，跟春游一样，带劲。

学校“复课闹革命”之后，除了外出拉练就没什么好玩儿的事了。倒是在课堂上，有幸受教于几位有学识的老师。一位是特级语文教师魏老师，在课上讲到《水浒》人物时她说：潘金莲是受社会压迫的妇女，不是坏人。还说《水浒》歪曲妇女形象，其中的女性要么是“母夜叉”，要么是“母大虫”，我们觉得她有自己的观点。还有一位英文老师，她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英文播音员的位置上退下来的，她说的英文是带拐弯的。让她来教我们这些刚认识abc的学生，是大材小用了。

从那儿以后，被迫上学。从中学到大学到研究生，十数年下来读了几本书，上过一些课，也应景一般地考过很多回试。但这些经历都平淡得很，不值一提。倒是那些独特的、玩的经历对我有很大影响。

依我看，小学生应当以玩为主，兼学别样。既要玩得高兴，玩出水准，还要在玩中认知世界，磨炼性格。

如此办教育乃是孩子们的大幸。逃学

逃学

大约在一九六八年前后，学校里办了一个“流氓学习班”，班主任便毫不犹豫地把我送了进去。当时我十二岁，念小学五年级。

“学习班”一共有二十几个人，都是全校最知名的坏学生，有打架不要命的，有破坏公物狂（打灯泡、拆课桌椅、毁坏门窗），也有小偷小摸的。最多的是扰乱课堂秩序的“害群之马”。我的罪名却是：“抽烟，喝酒，唱黄色歌曲，和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我第一次抽烟，是从我父亲那儿偷来的“大中华”，我和朋友躲在门洞里，像干什么秘密勾当。他教我怎样把烟吸到肺里去。那天我连抽了两根，脑袋开始发晕，回家后觉得有点恶心，就拿了一个苹果躺在床上吃，刚咬了两小口，便昏昏然睡过去了。后来我们到有梳妆台的人家里去抽，对着镜子，练习鼻孔吸入的技巧。

我父亲抽烟很凶，看书的时候一支接一支。我坐在他不易察觉的位置上，仔细观摩。他一口能吸掉整支烟的四分之一，吸过以后，许久许久才有一点点薄薄的青烟从嘴里或鼻孔漏出来，其余的皆不知去向。

开始，我和朋友们都认为这是一种技巧，我们反复练习过，没有成功。

不管把烟在肚子里憋多久，到喷出来时，仍是浓而色白，且与吸入的烟量大致相等。于是，大家对我父亲这种老烟鬼称羡不已。

事实上，我们抽烟时非常注意隐蔽。一般都是在大力家抽，一边抽一边放唱片。大力家刚被抄过一次，房间里空空荡荡，唯独这架老俄国留声机幸存下来。有一天正放着《梁祝》，谢鸡子儿慌慌张张地跑进来喊：“快！警察来了！”余音未散，警察已进了门。他十分内行地问我们：“听什么哪？《梁祝》？”然后直奔留声机，拿了唱片就走。事后哥儿几个都是一身冷汗。谢鸡子儿说：“操，一耳朵就听出来是《梁祝》——丫准是个老‘晃儿’。”

我喝酒的历史比抽烟更长一些。有一阵子我们时兴卖破烂儿，我卖的是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六年的《人民日报》，几乎一天不漏。大力的二哥抱出来比城砖还巨大的两本《资本论》，反倒不值几个钱。其他人从家里搜到的是什么，我已记不得了。我们去的是贡院的废品收购站，卖了钱，直奔东单食堂。大家围圆了坐一桌，每人要了一大碗散啤酒，颇有点水泊梁山大聚义的架式——“喝罢，将碎银子丢在桌上，唤店小二自来取去。”

我的班主任姓甄，外号叫“老牛”，小脑袋，浑身肌肉，眼睛只是两条缝儿，嘴巴闭不住。他是刚从中学毕业分来的高三学生。在我印象里，那时所有的中学都正在准备上山下乡，他为什么能留在北京当小学老师，不得而知。“老牛”从一开始就看我不顺眼。现在回忆起来，根本想不出他教过我们什么课，是怎么教的；只记得他在课堂里命令我站起来，批评我，一次又一次地逼我写检查，或者在游行（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原子弹爆炸成功、抗议苏联侵占珍宝岛等等等等）时趁天黑人乱踹我的屁股。如今我能写一点文章，大概跟甄老师当年苦心栽培我写检讨不无关系。记得有一天中午放学后，他不让我回家，非逼我写完一篇深刻检查不可，然后自己就去食堂吃饭了。教室里空无一人，我写了两行就趴在课桌上睡去。后来一位老师偶然进来看到我，问我为什么还不回家，大概我的回答相当凄惨，那老师想了一会儿，说：“算了，别写了，回家吃饭吧！”

那些年北京市公安局经常在工人体育馆组织“万人公审大会”。说是“审”，实际上判决书早就写好了。先由首长讲话：当前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但是阶级敌人如何如何，然后就宣读判决。每次必有一批死刑犯伏法。犯人皆五花大绑，脚上戴镣，脖子上挂着牌子。三个警察，两个在左右，一人在背后揪着犯人衣领。当念到“xxx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后面的警察一脚便将犯人踹倒在地，会场上群众的口号声顿起：“打倒xxx！”“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场面热烈，而且极富戏剧性。死刑犯里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有“现行反革命”、逃亡地主、强奸犯、杀人犯……我至今还记得一位死囚的名字，叫夏杜克。他比我大不了几岁（那年未满十八岁），父亲是个部级干部，家里生活优裕。但这小子却溜门撬锁，偷盗成性，就为这，给拉出去毙了。

我对班主任“老牛”最不理解的就在这儿：在“流氓学习班”期间，凡有“公审大会”枪毙人，他必命我去参加。问他去干什么，他说让我去“受教育”。人家那儿枪毙人，关我什么事呵？我在那儿能受什么教育啊？就因为我十二岁唱了句“黄歌儿”（“你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开多美丽”），离犯死罪可还远得很哪！是不是觉得我“罪”不“大”，“恶”不“极”，让我去跟人家多学几手（受教育），好早日将我绑赴刑场呵？

后来有一次，应该上午九点在“工体”北门集合，当天正好下起暴雨，我心一横，骑着自行车奔广渠门外买新鲜蔬菜去了。那是我第一次逃学。

不久后的一天，我和几个初中生去东单体育场打篮球，傍晚饿了，就走到台基厂现在的松鹤楼的前身——一家上海小吃店吃饭。不知为什么，“店小二”看我们的眼神儿当时就不对，等我们点过菜，他又来问我们喝不喝酒，我们就叫了几瓶“小香槟”。吃喝完毕，我手里还攥着半个包子，大伙儿就往外走。一出门全傻了：门外居然已埋伏了一帮警察，像夹道欢迎似的，分两排站着，把我们堵在中间。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就在这家小吃店斜对面的正义路上，警察出动当然很便捷，但至今我也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出动抓我们。就算我们是自己找上门来“太岁头上动土”，可吃个便饭能算什么大罪过，犯得着惊动这么多民警叔叔吗？我已经忘了他们是怎样把我们关起来，审了些什么，只记得审讯完毕，隔了很长时间，才又有人进来。来人说已经和我们每个人的学校联系过了，让我们明天各自找学校工宣队交代问题。然后他又特别走到我跟前，点着我的鼻子说：“别瞧你最小，你在这里头最坏，我已经掌握你的全部情况了，明天张队长和甄老师找你算账。”

我们一路往回走，都不说话。我手里剩的半个包子一口也吃不下去，路过东单公园时，顺手扔到树丛里了。我想起“老牛”那身结结实实的肌肉，想起他那缝隙似的眼睛，我与这两道缝隙对视了两年，却始终看不到里面藏着什么东西，猜就更猜不到了。我想，我受“万人公审大会”的教育实在已经受够了。所有该当死罪的行为：书写反动日记、强奸、鸡奸、通奸、诱奸、猥亵……我也都了然于胸，只差身体力行了。所以，我已完全没有必要去学校了……

在我正式逃学的初期，班主任“老牛”仍一心想挽救我。他让许多同学捎话来，希望我“悬崖勒马”。下班后，他常常有意骑车绕道我家门前过，企图把我抓个正着。那时我家附近正在建地铁，工地上堆着用不完的卵石。我在街角、树后和门洞里储备了不少石头，只要“老牛”从胡同经过，我就一阵乱石砸将过去。“老牛”在最后一次终于镇定下来，他捏住手闸停下车，一条腿跨在车梁上，冲我大喊：“姓顾的，你等着！毕业的时候找你算账！”架不住石头不长眼，他喊过后，即蹬车鼠窜而去。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

在逃学的日子里，我度过了少年时代许多快乐的时光。我讨厌学校，也看不起老师。后来我虽然又上过学，但逃学已成了习惯。我所有有用的知识都是在逃学期间自学，或从朋友们身上学到的。学校还常常使我联想到“万人公审大会”，至少在当时，学校和“万人公审大会”的确具有某种相同的气氛。我虽然逃了学，却无法从那种气氛中彻底挣脱出来，至今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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