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一个女知青吃午饭时突然厉声尖叫，指着碗里的一个米虫，“异怪死了！”（“异怪”就是“恶心”的意思。）闻声而来的小芳在众目睽睽之下，用筷子挑过来米虫，一口吞了，让没吃过米虫的我们目瞪口呆，大开眼界，如同当年第一次见人吃螃蟹一样。从此以后，在缺油少荤的知青中，再也没听说有人埋怨过白白胖胖的米虫。

但小芳也有那么一种或是天真、或是心计的举动，让人不敢冲动。有一次我和她单独干活，有一句无一句地瞎聊，偶尔说起心脏的位置，我故意说在右胸，她竟然认真地说她的心在左边。我说人人都在右边，她的也一定在右边。她急了，挺着胸脯要让我摸。看着她热得带火的身材、细得发腻的皮肤、颤巍巍的***，我怦然心跳，赶紧四周看看，没敢轻举妄动。更糟糕的是，休息时，她竟把这事告诉其他人，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她似乎这才意识到我在开玩笑，红着脸跑了。

去农场的第一年，最难熬的是黄梅天。尽管农场在江北，但那整整一个月，细雨霏霏，和江南无异。不出工固然好，在屋里待久了也憋得慌。十七岁是一个不怕雨的年龄，然而到了雨季才真正体会到城乡的另一大差别。撑一把雨伞，在如丝的雨中走着，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受到无微不至的滋润，令人陶醉。淋一头雨无所谓，淋湿衣服不在意，唯有那归来后满脚的烂泥让人懊恼不已。

黄梅天的政治学习更是没完没了、没日没夜。白天不出工，时常邀请外面的人来作报告。这种“到处莺歌燕舞”的报告大同小异，十分雷同、枯燥。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小芳爷爷的忆苦思甜。

小芳爷爷六十开外，白发斑斑，身板硬朗，满脸皱纹，阅尽人间沧桑却耳不聋、眼不花。他三代贫农，早年暗中帮助过新四军的伤病员，还结识了当今的一位省领导。但他心直口快，刚正不阿，因此没能入党。文革中这位一度倒霉的领导又在他家躲了几个月的“风头”，逃过大劫。后来党的阳光又暖洋洋地照在他身上，被“三结合”进入“省革命委员会”。这也是小芳能从农村进农场的原因。

小芳爷爷的忆苦思甜让人终身难忘，因为他净说些离经叛道的事。说到抗日，先说日本人的罪行，没说几句套话就会说，其实真正的日本军人并没有在他的村子里烧杀奸淫，真正的日本人个个长得白白胖胖，烧杀奸淫的都是二鬼子和三鬼子。这些二鬼子、三鬼子长得又黑又瘦，最坏。二鬼子是朝鲜日本人，三鬼子是台湾日本人……

嘿，大伙在下面听得来劲了。程队长赶快尖声地打断他的发言，请他控诉国民党的滔天罪行。于是，小芳爷爷开始大骂国民党兵杀人放火，惨无人道，可是骂了两声后又走了调——真正的国民党中央军，穿得整整齐齐，从来也不杀人放火，杀人放火的都是地方杂牌军……

这下，底下听的人开始议论了。小时候，报刊、课本、老师的教导中，日本人、国民党军人都是烧杀奸淫、嗜血如命的恶魔，对其仇恨“高万丈”。程队长干咳一声，瞪了下面一眼，全屋的几十个队员便噤若寒蝉。我们这些可怜兮兮的知青，更是老老实实缩在角落里。程队长又堆上笑脸，请小芳爷爷控诉地主老财是如何剥削农民的。于是他又大骂地主老财，狼心狗肺，可是骂着骂着又离了谱——当长工经常吃不饱，饿得难受啊，但再饿再饿，也没饿死过人，直到一九六一年、六二年，我们村上个个饿得骨瘦如柴，一年就饿死了十几口人……

程队长小心翼翼提醒他，六一年、六二年是解放以后。小芳爷爷此时已讲得动了真感情，刹不住话啦，“你懂个屁。那年头，人人饿得发了昏。你知道那年你弟弟饿得把什么吃了吗？那年你奶奶被饿死，村里刚好接到破旧风俗立新风尚的指示，死人不许土葬，要火化。你大、你妈带头，火化了你奶奶，把骨灰放在锅灶上一罐子里。几天后，你大见灰没了，问你弟弟，他说吃了。你大问吃的是什么，你弟弟说是炒面。你大当时就昏过去了。”（“你大”就是你爸爸的意思。）

小芳爷爷的话刚落音，程队长一声厉叫，也差点昏过去……

黄梅天也使上厕所成了问题。我们宿舍里没有厕所，公共厕所离宿舍有二十米之遥。但阴雨绵绵的黄梅天之夜，睡得春情勃发，稀里糊涂的男同胞一泡尿憋醒了，掏出那东西就在门口放。第二天清晨，臊气熏天，路过的人，个个掩面，人人唾骂。

那年秋收，程队长派我们去支援农民秋收，田间收割，烈日当空，干渴难耐。休息时，小芳带我们去农户家喝水。这家老农，满脸风霜，和蔼谦卑，为我们一一洗碗、倒水。小蒋像个“舌搭子”一样，问寒问暖。（“舌搭子”是南京人说好主动跟别人啰唆的那号人。）喝完水后出来，小蒋说：“老贫农对知青好，是革命的感情深，我们应向贫农学习。”大家点头附和。

小芳不开窍地笑着说：“他是地主。”

大家听了，吓了一跳。地主在我们的印象里，是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周扒皮，是坏人，怎么会衣着破烂，一副忠厚可亲的样子呢。

小蒋责备小芳：“你怎么带我们去地主家喝水？”

小芳不以为然：“他家离得最近呗。”

小蒋咋呼道：“我们只能喝贫农的水！地主是阶级敌人，恨我们革命知青，谁能保证水中无毒？”那口气像高玉宝、刘文学，众人听得倒吸一口冷气。

小芳惊愕半响才涨红了脸说：“他在我们村住了一辈子，从小对我很好，要害你干什么！真是活二五。”头一扭，辫子一甩，跑开不理小蒋了。当时，许许多多这样的小事冲击知青多年所受的教育。大家思绪混乱，似乎有所觉悟，但又不能与人言。

一九七六年是个多事之年。年初，做了二十七年总理的周恩来去世。七月六日，朱德过世。七月二十八日，河北唐山发生了百年未遇的大地震。九月九日，“红太阳”终于合上了他那已经不再光芒照四方的双眼。十月六日，“四人帮”倒台……由于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大道、小道消息频传，日子过得还算顺。

当时的大事是每月一次的团组织生活，所有青年人，不论团员与否，都可参加。表面上，靠拢组织，列入共青团的帮教对象，以后上调才有希望。实际上，这组织生活能吸引人主要是可以和其他点的知青聚会，交朋友。出门在外，交几个狐朋狗友，相互有个照应。

对单身男女青年来说这组织生活也像每月一次的“社交”，大家拾掇得跟过节似的，口中哼着：“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

这年秋天，又遇到这种月会在深山老林的“夹皮沟”开，即我们场最偏远的茶叶队开，全队青年人走得只剩三个：我和另外两个“落后分子”。这两人，大字不识几个，只因为生在城里，居然也叫“知识青年”，虽识字不多，但肌肉不少。那天他们一定让我出个主意，吓唬一下其他点的知青。我灵机一动，让他俩裹着雨衣，抱成一团，从山坡上缓缓地滚下。他们练了几次就配合得天衣无缝。我们选好地方，等待他人回来。

那天新月刚刚上悬，月光从树缝中泻下来，划破浓浓的夜色，映照在山谷的羊肠小道上。一股股阴森森、凉飕飕的山风从山脊梁上吹来，把大树变换成各式各样张牙舞爪的魔影，时而还变换出旷野的低声哀嚎。我一人埋伏在槐树上，暗地里思量，相信科学是城里人的奢侈，在这空旷无人的山野里待久了，不由你不信神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