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宣布恢复高考前一个月，父亲从在大学任教的朋友那儿得到消息，连夜写信告诉我。

公社曾发给每个知青点一套《青年自学丛书》，有数学、物理、化学、史地、政治。知青点里别人都不稀罕，说我们只有小学毕业程度，自己哪看得懂，再说看懂了又有什么用？我便把书保存下来，没事时翻翻。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想重开大学之门，说大学生先由工农兵推荐，再由考试录取。我便认认真真看起来。谁知张铁生一纸白卷，打破了千万人的大学梦。从此，上大学只能靠工农兵推荐。

接到家信，我又把那两本丛书拿出来，每天晚上自学。但是，那套书当知识读物可以，对付高考却不行，内容太浅，也没什么习题。托人从县城里一位老高中生那儿借来“文革”前的高中课本，才看了两个星期，高考消息正式公布，那位高中生自己也跃跃欲试，我只能忍痛割爱。

考期一定，复习的时间就只有三四个月了。家里比我还急。父亲下放在基层工厂，和工人一起搞出好几项技术革新，很有人缘。大家听说他女儿要考大学，却没有书，便分头帮他去借，终于借来一套老高中课本，如获至宝。

那时全大队知青就剩下了我一个。一年前，大队让我当了赤脚老师，不用再下田出工。那时正好“双抢”，学校放假一个月。生产队和大队里知道我想考大学，二话没说，就出证明放我回上海一个月。

在家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半步不离那张大写字台。全部高中的数理化，厚厚的几本，我不是在看，简直是在往下吞书。好在从小记性好，别人看三遍，我一遍就记住了。即便这样，还是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又值盛夏，溽暑蒸人，一个月下来，人像脱了层皮。

一个月到了，学校要开学，我不得不回去。白天上课，晚上复习。这样干了几天，想想这次机会难得，时间紧迫，若不全力以赴，只恐功亏一篑。左思右想，只有去请假。

公社管文教的书记姓王，是个复员军人，总穿一件洗白的军衣，白净脸皮，平时不苟言笑，有点莫测高深。听我说完，他背着手，在地上踱起方步，好半天才转过身来，问我：“你是什么文化程度？有高中文凭吗？”

“没有。”

“啊——那你怎么会想到要去考大学的呢？”

我解释说，这次考试没有学历要求，人人都能报名。我正在自学高中课程，只是需要时间，因此来请假。

他“嗯”了一声。“自学？”他嘴角往上提了提，笑了一声，“你有把握吗？人家是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哩，你自学？”

接着，书记非常严肃地跟我讲起了“农村是广阔天地”的大道理。再说这赤脚老师是个美差，好多人盼还盼不来呢，这是大队和公社对我莫大的照顾，别辜负了贫下中农的一番好意，云云。

我连忙向他保证，就让我考这一次，如果考不上，心甘情愿扎根农村，当一辈子赤脚老师。终于，他摆了摆手，说：“好吧，我准你假，考完了可要立刻回来上课。”

我交给房东一担谷子，四十块钱，请他们每餐多煮碗饭，他们吃啥我也吃啥。从此整天把自己拴在房间里，只有房东小儿子来叫我吃饭才出来放会儿风。

父亲是三十年代末的交大毕业生，解放后一直在机电工业部门。为人淡泊，与世无争，从不过问政治，更不轻易求人。为了我的考试，却四处找人借书，借习题册。每天下了班就伏在书桌前为我解习题，直到深夜。每天早上又赶到邮局把那一叠厚厚的习题解答寄给我。我的时间有限，一刻千金，得通读弄懂高中全部数理化，得背公式，背化学程式，背政治，很少有时间去练习解题技巧。父亲解那些数学和物理题目时，每个步骤都写得清清楚楚，让我看了记住解题的思路。

当年全国下乡的知青，总数少说也有一千五百多万。据统计，最多只有五十五万后来上了正规大学，其他五十万陆陆续续上了电大函大之类的，其他的就只有当年下乡时的文化水平了。像我，就只有小学毕业。并不是他们不想，而是由于恶劣的环境，没有书，没有时间，由于种种原因，根本没有机会。我能考上大学，因为我有个学理工的父亲，也靠天意。我是幸运的。

考试的时候是冬天。等在寒风里进考场，手脚冻得冰冷，心里更是发毛。我已立下军令状，没有退路，也没有第二次机会，只能拼命一搏。

考试后

等待最是难挨。每天给小孩子上着课，像没事人一样，心里却度日如年。

考完出来，看那些老三届们讨论着试题，自信满满，便更加自惭形秽。越想越觉得自己一定是考砸了，今生再没有希望了。每天就这么疑虑重重，一天比一天感到希望渺茫。

因此，当房东儿子兴高采烈来告诉我说，我考上了，通知已在公社，我还以为他在调侃我。

“是真的，这样的事也开得玩笑吗？”他一脸正经，不由我不信。

我这位房东是退了休的区长，老革命，每月领一百多元工资，在当地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几个儿子都高中毕业，却也免不了回乡务农。他不是我们生产队的。看我们住的那屋实在不像样，他家新盖了瓦房，是给儿子日后结婚住的，反正空着，就让我住了进去。他的几个儿子都对我很好，我的房间就像他们的俱乐部，每天晚上都要来坐一阵子。因为父亲的关系，他们和公社干部都很熟。特别是小儿子，小名万崽的，那年才从县高中毕业，刚回乡不久，说话冲头冲脑，和干部们勾肩搭背，没大没小。别人当他是孩子，也不介意。

万崽那天去公社替他爹领工资，公社王书记让他带口信给我。我考试合格的通知已下到公社，但还有政审一关，通过政审，学校才会给我发正式通知。王书记要我第二天立即去公社谈话。

我得救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但政审有什么可谈的呢？我家“文革”时虽被抄了家，却没什么严重政治问题。我自己一介学生，下乡时还不满十六岁。平时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种田，贫下中农有口皆碑。这时我庆幸自己还好没跟着别人去偷过鸡摸过狗，也没回家探亲超假不还。我的政审应该是最好办不过的。

第二天，我求万崽陪我一块儿去，而且不能离开我半步。

那天不是逢圩（当地有集市的那天叫逢圩），公社大院里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影。王书记的办公室在走廊的尽头，也是他睡觉的房间。里面一张床，一个写字台。

书记那天满面红光，连眼睛也是红的。一反往常的严肃，他和颜悦色，脸露笑容。万崽见王书记要和我个别谈话，只好离开。

王书记祝贺我考上大学，说应该感谢公社和贫下中农的支持。但考试合格不等于就能上大学了，还得通过政审一关。凡事政治挂帅，公社不盖这个政审合格的图章，考分再高也没人会要我。

我一边琢磨着他的话，一边打量着屋子。门是关着的。王书记没让我坐在办公桌旁，而要我坐在床沿上。他一边说话，一边朝我凑近。脸上红光满面是因为喝了酒，一说话，酒气冲天。

王书记越说越激动，干脆坐到我身边，伸出他的大手来握住我的手。

“今天早上喝了点酒，你摸摸，我心跳是不是很快？”他把我的手按在他胸前。他的心果然怦怦直跳。他又把我的手搬到我自己胸前，“你摸摸你的，没我跳得快吧？”

我的心岂止跳不快，简直要停住了。我觉得，总有那么十秒钟，我的血是凝住的。但我脸上不能不笑，眼神也不能慌乱，他就等着我发慌呢。

我感谢他对我的栽培，感谢公社对我的支持，感谢他百忙之中抽空和我谈话，感谢他会让我顺利通过政审。反正只要想得起来可感谢的，我都感谢了。我像说绕口令似的反反复复地说，不停地说，只要不让它冷场。王书记的脸都快凑到我鼻子上了，发红的两眼直勾勾的，呼出的酒臭喷了我一脸。

他紧紧抓住我的手，也紧紧抓着我的命运。

也许，那冥冥之中真正掌握我们命运的却不愿难为我。只听门上“乓乓”响了两下，门被推开了，万崽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

“还没好啊？赶快，赶快！现在走还能搭上拖拉机。”他冲着我嚷嚷，又转向王书记，“王书记，别浪费时间跟她啰唆了。政审有什么难的？人家在这儿待了八年了，表现还能不好吗？写一句话，盖上章，不就完了。”

我像逃生一样跑到门口。王书记脸上有点悻悻然，却不好说什么，对我们摆了摆手，“去吧，政审估计没有问题。”

回家的路上，万崽看我闷闷的，就来逗我，“别不高兴了，女韩信啊，快要出头啦。等你以后做了大官，回来把这些家伙都宰了吃喽。”我跟他讲过漂母一饭，胯下之辱这些故事，只要看我发闷，他就叫我“女韩信”逗我开心。

就像弱国无外交，一个人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就没有了尊严。我只是一个弱者，一个凡夫俗子，在人屋檐下，我的头只能是低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