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梁先生从书橱里取出一本厚厚的精装书说，“这是美国哈佛大学研究中心出版的有关我的专着，作者前不久访华，专程拜访我，面谈了14个半天。过去他想见我而不得，几十万字的书都是根据资料写的。”

当我与梁先生告别后，在回家的路上，心里还一直纳闷，为什么常常遇到这样的事，中国自己无人过问的事，外国人却研究得很认真呢？

一篇“专访”惹出的百般是非

上述这篇发表在13年前《北京晚报》上的梁漱溟先生访问记，自信不仅今天的读者看来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即使在当时也毫无出格之处。

的确，在报刊上公开正面报道梁漱溟先生的言行，这篇千字文是多年来第一次。“文革”之中，自不必说；即便是“文革”之前的五六十年代，凡公开见之于文字的，梁漱溟先生均处于被批判或反省、检查的地位。正因为这，我虽然早已手握梁老先生种种令人肃然起敬的言行材料，但何时可以公开见报，以怎样的形式见报，我也是没有把握的。

其时，《北京晚报》复刊不久。在该报的众多栏目中，尤以“本报专访”

栏目吸引人，因为在一场浩劫之后，这个栏目不断推出销声匿迹多年的首都各界知名人物，他们的命运、遭遇和现状，深为读者关切。不知是谁推荐的，《北京晚报》的编辑刘存孝（同我素不相识，至今未见过面）写信向我约稿，要我写一篇政协名人专访。盛情难却，我复信允诺，并在信中提出程思远、赵朴初、梁漱溟、杜聿明、宋希濂等十多位我所熟悉的政协名人由编辑挑选。

不几天刘存孝来电话，说他们的意见，先写梁漱溟吧，一个一个来。我欣然接受，次日即去梁漱溟家说明情况，在梁先生点头后我就回家做文章了，两个晚上的时间，就写成这篇千字文。

自然，如何写梁漱溟，我是费了一番脑子的。1977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首次披露《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实际上把1953年9月梁漱溟当众顶撞毛泽东的事件公之于众。1980年11月我写这篇千字文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但我仍然认为，这篇短文切不可触及敏感的1953年9月事件，自然也避开《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那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标了好几个，最后定稿用的是《梁漱溟先生访问记》，目的也是希望越平稳越好，不要太引人注目而惹出是非来。

出乎我的意料，文章一见报，题目改为《一位刚直不阿的老人》，副标题才是“访梁漱溟先生”。编辑并没有违背我的原意，因为文中有“刚直不阿”

一词，只是提出来作题目更加突出了。就在《北京晚报》发表后的第二天上午，一位老友打电话告诉我：“文章不错，但题目太刺激了，你要留神点儿！”

“为什么？”我问。“老弟，你的阶级观点哪儿去了？三中全会虽已宣布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在不少人脑子里，那条纲是根深蒂固的；要真的消除，恐怕得十年八年以后！”我放下电话沉思了半天，但心里还自我安慰，怕不至于捅什么娄子吧？

我怎能料想到，老友的告诫，不幸而言中！几天后接到《北京晚报》刘编辑的电话，他说：“你要沉得住气，急风暴雨般的批评来自上头，编辑部挨了！不过要检讨有编辑部的领导，也有我的责任，题目就是我改的，没有你的责任，你只要对文章的内容事实负责就可以了。我估计你们的领导有可能会找你，我打个招呼，让你有个思想准备，不过请放心，“文革”已经一去不复返，恐怕不会因此被打成“反革命”的，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老兄要看得远一些……”我至今还十分感谢而且敬佩这位年轻编辑的清醒头脑和胸怀胆识，但我却比他脆弱得多，在接完这个电话的当天晚上，一直失眠至次日天明。

果然，几天后还是政协机关那位负责同志（他是一位作风正派、心地善良的部级老干部，请原谅我不能公开写出他的名字）找我谈话。这回他可比上几次严肃多了，但严肃中仍透露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他叹了口气，开门见山地对我说：“你这个人真是不长记性，为什么写梁漱溟的专访不请示领导？

这一次你可闯大祸了！”我佯装一无所知，请他批评指示。他沉思了一下，继续说：“你的文章在《北京晚报》发表后，一位领导同志很生气，拍了桌子，说《北京晚报》乱弹琴，发表吹捧梁漱溟的文章，立场站到哪去了？梁漱溟这样的人，说他“刚直不阿”，他对谁“刚直不阿”，学谁“刚直不阿”？我们管报纸、搞宣传的同志还有政治头脑没有？这不行，《北京晚报》领导必须就此写出检查，以正视听！”负责同志停顿了一下，又缓和了口气继续对我说：“你听听这事情有多严重！当然，主要责任应当由《北京晚报》领导来负，但你是写稿人，又是统战机关政协的干部，事先又没有送领导审看，你应负的责任也不可推卸。你先好好考虑一下，三天以内写出一份情况汇报材料，包括你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检查。你有什么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我有意见又如何能同上级直接对抗？我如期交出这份以认识检讨口吻撰写的情况汇报材料，算是交了账。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吧，负责同志又把我叫去，让我看一份内部刊物，上边刊登了《北京日报》

党委（按：《北京晚报》与《北京日报》同属一个党委）就发表梁漱溟专访文章的检查。使我感动的是，《北京晚报》党委把全部责任都包揽了，文中除提了一句“这篇文章是我报主动约请全国政协机关的一位普通干部撰写的”，没有把任何一点责任推给作者。我默默看完后，负责同志对我颇为关怀地说：“现在毕竟与从前不同，你不会因为一篇文章而落得一个什么罪名，但这件事教训是深刻的，你仍应当严肃对待，引以为戒。”是的，我深知这个“与从前不同”，完全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回天之力。

但是，这场风波仍在我身上产生了效应。因为当时，我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已动笔撰写《梁漱溟传》。这件事后，我决定放慢写作速度，先抓紧做史料工作。由于梁先生当时已近九十高龄，要抢救活的史料，是十分紧迫的任务。我坚信，自己做的工作，早晚有派上用场的时候。因为梁漱溟先生作为近代中国文化名人的历史地位，并不会由于某些人的反对或赞成而改变。

如何实事求是地撰写，怎样恰如其分地评价，那是我的责任。想到此，我的心情就平静多了。

梁漱溟出书受牵连

关于《北京晚报》的文章遭受批评的事，我始终没有告诉梁漱溟先生。

很久以后（大概有一年半载吧），在一次采访中，梁先生问我，他耳闻《北京晚报》的那篇文章受到上头的批评，是否确有其事？我才十分简要地答复他的提问，并一再说明有错误责任也不在他，估计上边也不会去查问他的，事情已过去很久，不必提它了。他边听边摇头，并打断我的话说：“这件事是前不久我的一个学生告诉我的，我乍听到也颇惊讶和纳闷。但我一生经历过许许多多事，我无顾虑，更无忧虑。我一生所做的事，其是非自有旁人、后人评说。我担心的是，你还很年轻，又是国家干部，你自己的是非得失则不能不考虑。我所为而不强人所为，这是我一贯的主张，希望你考虑我的话。”我听着心里不是味，当即答复说：“我的年岁只有您老的一半，思想和阅历均相差甚远，自知无能力评价您老一生的功过是非，但我利用现成的条件做些史料工作，或许对今人后人有点用，我也决不会因搞史料而犯什么大错误的，您老请放心吧。”

梁漱溟先生唯独没有提及他的重要着作《人心与人生》也因此事牵连而不能出版的事。梁先生晚年呕心沥血撰写《人心与人生》一书，其着眼点在于补正他早年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出版）之不足，专门阐述人类心理活动之规律，颇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独特观点和见解。在解放前几十年，梁先生曾就这一大题目多次讲学，并时有笔记，但终因奔走国事或着述其他书籍而无暇完成此书。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梁先生居家赋闲，才旧念萌发，卒于1975年夏天完成这部几十万字着作的初稿，了却他一桩多年的心愿。但从一开始，该书的出版就遇到困难。完成初稿时“文革”尚未结束，自然只能将书稿锁在箱子里；“文革”结束不久，《毛泽东选集》第5卷又刊登那篇批判梁漱溟的文章，出版社的老总们谁敢顶风逆浪出版此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情况发生变化，《人心与人生》一书也有了出版发行的希望。岂料尚未最后拍板，又发生了这桩震动新闻、文化、出版界的《北京晚报》梁漱溟专访事件，出版社的老总们又缩了脖，竟退回了《人心与人生》的原稿。

梁漱溟先生是一生认真探索人生和社会问题的学者，他最珍贵的莫过于自己倾注多年心血的学术着作，最难受的也莫过于这辛勤耕耘的果实不能与世人见面。在苦闷和困惑中，1983年满90寿辰的梁漱溟先生得知上海新开一家自费出版社——学林出版社，只要作者自掏腰包，除了政治上公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和低级庸俗的来稿外，没有其他限制，尤其欢迎学术性的着作。

梁漱溟决定自费出版《人心与人生》！

多年来，梁漱溟平日的生活完全靠几百元工资收入。他老伴多病，直至去世，月月要花销；他还常常接济比他经济还困难的老朋友和老学生。他本人食素七十余年，极少与他人有吃喝方面的交际，衣着俭朴，直至1986年，他家用的还是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这在他居住的北京复兴门外的部长级公寓大楼里，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其间我曾数次提议，应该换一台14英寸的彩色电视机，他总是摇摇头说：“黑白、彩色都一样看，生活中能省则省，不该花的钱决不能乱花。”由于他如此节俭，才在不宽裕的生活中省下几千元钱。

这一次他决定尽其所有，掏钱出版《人心与人生》！

但据出版社初步推算，梁漱溟手头的钱有可能不够，而且万一书印出后销售不出去，那就一分钱也收不回来。正在这时，中共中央统战部一位负责同志设宴为梁漱溟九十诞辰祝寿，关切地问梁漱溟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梁先生考虑再三，才坦诚地说：“多年来国家在生活上厚待我，我没有什么困难。

只是我最近联系自费出版一本书，担心我的全部积蓄都可能不够。如是，我将要借债。这个困难一旦出现，不知统战部能酌情帮助否？”统战部负责人当场答复：“这没有问题，您提出个数目，我们很快研究一下。”但梁漱溟又说：

“现在还没有准，我只是把问题提出来，还没有到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