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禅喝了口水，又给我递烟，平静了一会儿，接着说：“关于我的《七万言书》，说来话长。就形成的时间说，从1960年至1962年，最早的提纲和蓝本是我同李维汉同志的《谈话纪要》，这是1960年的事；至1962年上半年先后召开人大、政协和民族工作会议期间，我在《谈话纪要》的基础上，经过更广泛的调查研究，听取意见，在会议上作更系统的发言，然后写成文字作为向中央汇报的材料，即《七万言书》，题为《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从内容上说，《七万言书》包括了平叛斗争、民主改革、农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统一战线工作、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宗教问题、民族工作问题等八个方面。《七万言书》首先肯定各方面的巨大成绩，然后指出缺点、错误和偏差，最后提出改进的办法和今后工作的希望和要求。其着重点是批评了西藏工作中“左”的错误，言词有偏激之处，有些事实也不一定那么准确，但我的本意是爱党爱国，为民分忧，希望党和国家在西藏和藏族地区的各项政策贯彻得更好，对国家、民族更有利。在开始时，我的这种积极性曾受到鼓励，即便有言词过激不当之处，也是善意地指出来。

但后来情况大变，主要是党中央在1962年夏天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之后，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的《七万言书》也就变了性质。我十分信赖的老一辈革命家、党内民族问题专家李维汉同志挨了批评，他所主持的中共中央统战部被批评为“不抓阶级斗争，搞投降主义”，“李维汉把这些人宠坏了。班禅翘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比u－2型飞机翘得还要高”。这一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李维汉受到严厉批评，被免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职务。自1962年底开始，我在西藏受到严厉的批判，《七万言书》的命运与彭德怀的《万言书》相似，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因为我不服而抗争，后来又整出个“班禅叛国集团”。

这些事都发生在1963年至1964年的西藏。至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和第四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我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一职。李维汉同志也被免去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资格。从1964年至今，十四年时间过去了，如何评价“文革”以前的这桩历史公案，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党中央会作出公正结论的。与我那段历史公案密切相关联的李维汉同志不是这一次也出席人大、政协会议来了吗？

至于周恩来总理在1962年至1965年这个时期对我的保护，我是稍后知道的。

首先是他亲自关照，让我于1964年底离开拉萨，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常住北京，他担心我在西藏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我到北京不久，周总理又让我住进已故沈钧儒副委员长的寓所，独门独院，有专用车辆，贴身随从，生活上给我优厚的照顾，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在一些人心目中早归入敌我矛盾性质，不是周恩来这样保护我、照顾我，我还能正常生活下去吗？”

“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被监护

“再往下说，就是“文革”爆发之初发生的一幕，那就更可怕了。”班禅一边摇头叹气，一边继续说：“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中央民族学院的少数红卫兵翻墙入院，闯进我的住所，二话不说，把我五花大绑，强行拉上停在门口的卡车，拉到中央民族学院关押。后来知道，周总理在这之前，就一再教育、劝阻红卫兵，指示对乌兰夫、班禅这样的少数民族代表人物要加以保护，他们有问题可以写揭发材料送交中央；也可背靠背地进行揭发批判，但不能揪斗。少数红卫兵违背周总理指示，把我劫走。更严重的是他们私设公堂，在肉体上对我进行折磨，捆绑踢打，啐口水，揪耳朵，边打边骂，极尽恶言污辱之能事。他们在家中抄出一些外币，就硬说是我“叛国投敌”的铁证。他们不仅召开几千人的批判大会，还揪我示众，通过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大声喊叫，说他们已揪出“叛国头子”、“最大的反动活佛”、“西藏最大的寄生虫、吸血鬼”班禅，借此把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也吸引到中央民族学院看热闹，对我的批斗会也持续不断。我虽然相信这不是党中央的政策，但面对这种残酷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污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很可能会被活活折腾掉。

正当生死关头，周总理得知后马上出面营救我。他派出联络员，通知中央统战部和卫戍区部队，要劝阻红卫兵，要把班禅保护起来。我当然是事后才知道这些的。在此之前不久，陈伯达已在中央的一次会上当面点徐冰部长的名，“要炮轰以徐冰为首的中央统战部”，统战部机关已贴满批徐冰的大字报，但徐冰得知周总理的指示后，立即同刘述周副部长一道与周总理派来的联络员和卫戍区的解放军同志一起赶到中央民族学院，与红卫兵谈判，传达周总理的指示，把我交由卫戍区的解放军同志看管，实际是把我解救并保护起来。

这里还有一段插曲：在卫戍区把我转移走的同时，仍有一部分红卫兵不同意，他们不认识徐冰，却认出了刘述周副部长，于是蛮不讲理的红卫兵把刘副部长揪住，当场在中央民族学院校园揪斗，说刘述周是“李、徐修正主义司令部的黑干将”，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从民院校园里四处游斗后又转移到民族印刷厂批斗，刘述周副部长为保护我也吃了不少苦头。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我人身受到卫戍区的保护，但外边各地区、各高校的各派组织对我的批斗却要升级，先后成立了“揪斗班禅联络站”、“批判班禅指挥部”等联合组织。面对这种情况，周总理再次派人劝阻制止，通过卫戍区、中央统战部和他的联络员，给各派组织做工作。周总理明确指出：

班禅现在不能控制在群众组织手里，必须由北京卫戍区负责监护。经过反复协商、调解，达成三条协议：一、各级组织联合召开批判会，不能轮流批斗；二、要文斗，不能武斗，不能捆绑，不能“坐飞机”；三、只能联合批判一次，批判会结束后，必须把班禅交回卫戍区，押送工作由卫戍区全权负责。

“由于遵照周总理的指示达成了这三条协议，首都红卫兵才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召开了一次规模最大的对我的批判会，没有意外的事情发生。但按协议批判会结束要把我送回卫戍区监护，当场却仍有成群的红卫兵围攻、谩骂，不让解放军同志把我带走。卫戍区的解放军同志服从命令，坚持原则，寸步不让，硬是冲破一些红卫兵的阻挠，把我送上汽车。红卫兵对我的大批判也就到此结束。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卫戍区把我转移到北京军区的一个解放军营房里，使我吃惊又感动的是这营房里的官兵都称我“首长”，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意想不到的。自1964年以来，几年时间没有人叫我“副委员长”、“副主席”、“主任”等官衔了，而更多的是“反动分子”、“叛国分子”、“吸血鬼”、“反革命”等帽子，听得太多，也听惯了，忽然听到周围的人叫我“首长”，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啊。红卫兵野蛮地打我，污辱我，我也没掉一滴泪，但听到“首长”的称呼，我的眼圈却红了。特别是营房里的一位年轻的领导找我谈话。是他第一个向我正式传达周总理指示保护我的消息。他说：“首长，是周总理指示我们要好好保护您，绝不允许红卫兵再把您弄走。现在的情况是，不但首都的红卫兵要揪斗您，西藏民族学院还来了一些红卫兵，打算把您押回西藏，交给藏族群众批斗，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肯定会出乱子，出危险。

因此首长现在只能秘密住在这里，暂时不能回家，不能同您父母见面，更不能同其他外人联系接触。要是红卫兵知道首长住在这里，他们马上会来冲击。

万一出事，我们不好向周总理交代，不好向中央交代……”我听着听着热泪夺眶而出……在这个军营里，我住了两个多月，他们送我一本《毛主席语录》，一部《毛泽东着作选读》，还送了一枚毛主席像章，让我佩戴。我一个人住一间房，每天早上同战士们一块起床、出操、跑步，一日三餐由战士送到我的房中，伙食比指战员们都好。我在这里住到寒冬来临，还是那位年轻的领导找我谈话，说：“红卫兵运动过去了，首都现在平静了，首长可以回家了。”当天夜里，他们派出吉普车，把我送回我在东城东总布胡同的寓所。现在回想起红卫兵作乱的那段日子，有多少人被迫害致死！如果没有周总理的关怀，没有解放军同志的保护，还有我班禅活在世上吗？”

长达九年零八个月的第二次监护

班禅第二次被监护，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时间是1968年夏天，即在他离开解放军营房回家居住一年半之后，突然来了一些解放军，说奉上级指示把他带走，到达地点后向他宣布实行“隔离监护”。这一“隔离”，竟长达九年零八个月；准确地说是关进单人牢房。这里不是营房，而是“文革”时期的准监狱，有许多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被关押在各自的单人房间里，里边穿军装的，不是看管人员，便是专案审查人员，他们完全不同于第一次“监护”班禅的营房里的解放军官兵，班禅自己也已不是什么“首长”，而是一名被审查的“罪犯”。“文革”自1968年之后，进入了一个矛盾更加复杂、斗争更加尖锐的时期。后来知道，周总理曾经几次想到班禅，提了解决班禅的问题，包括恢复班禅的自由和出来做应担任的工作。周总理的这些努力，都没有获得成功，可见事情的难度在当时有多大！对于这九年零八个月的情况，我请他谈谈详情时，他谢绝了。他当时只说了如下一段话：

“我不愿回忆这段伤心的事，有些事情的来龙去脉我至今也搞不清楚。我只能讲这么两点：第一，九年零八个月，我没有受过体罚，但常有一连许多天，十天半个月没有人同我说一句话，这活哑巴似的折磨差一点使我发疯。

我的最大收获是天天拿着一本《新华字典》，攻读毛主席着作和有限的报纸，并想尽办法同专案人员和看管人员讲汉语。这漫漫岁月，我坚持不懈学汉语，如今不但能讲，而且能写，汉语基本过关，汉字也够中学程度了。要在过去，你我这种长谈，没有翻译是根本不行的。第二，在我最困难甚至面临绝望的时候，只要一想到敬爱的周总理，我就相信总会有出头之日，尽管当时我还不知道周总理有什么指示，但回想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年岁上我从少年到青年、壮年，所走过的路，党中央、毛主席特别是周总理，是最清楚的，更何况在“文革”之初红卫兵作乱时，周总理想方设法保护了我的生命安全。

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周总理这样的老领导，也是最高领导，是使我在困难和绝望中确立信心的最重要的力量源泉。我要说的只有这两点，别的细节我不想说，甚至连想也不愿再去想它了，但愿所有痛苦的记忆忘得越快越好。

因为今天，毛主席、周总理已经逝世了，损失不可弥补，但重要的是林彪、“四人帮”垮台了，十年“文革”的浩劫结束了。中国有了新的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往前看，因此我不愿意太细地讲过去，特别是痛苦的过去……”

盛年圆寂1989年1月9日，为主持五世至九世班禅合葬灵塔落成开光大典，十世班禅离开北京前往西藏。由于班禅大师对人民政协特有的感情，临行前他允诺当时还只是周二刊的全国政协机关报《人民政协报》派三名记者随他的专机赴西藏采访这桩盛事。我当时负责《人民政协报》的新闻采访工作，离京前，我见到班禅大师还是红光满面，精神抖擞，走起路来一阵风。从1月10日至27日整整18天，班禅大师都在极为繁忙的教务和政务活动中度过，常常操劳至深更半夜。身边的人不断劝他早点休息，他总是高兴地说：“我不累，灵塔的建成，完成了我一桩最大的心愿，再累我也高兴，实在太高兴了……”谁能料到，1989年1月28日，因心脏病突发几经抢救无效，十世班禅大师以其51岁的盛年圆寂，与世长辞！

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于1960年由国务院颁定为第一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1966年夏秋爆发的“文革”风暴，把扎什伦布寺的佛像、佛塔和佛经等文物破坏殆尽，尤其是历世班禅的肉身灵塔连同祀殿全被毁坏，伤害了广大僧俗信徒的宗教感情，自然也成了班禅大师的一大心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班禅大师向中央提出“将被破坏的五位班禅额尔德尼的遗体合葬，建立一座精致壮观的灵塔及祀殿”的建议，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批准。班禅大师亲自主持了这项工程的进行。经过几年努力，这项50年代以来国家投资最多、建筑规模最大的寺庙灵塔终于建成。在1989年1月22日举行的灵塔祀殿隆重的开光典礼上，班禅大师心情激动地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班禅东陵扎什南捷这座宏伟壮观的灵塔祀殿，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宗教政策的正确性和真实性的象征，是汉藏两大民族共同劳动的结晶。我完全相信，凡来到东陵瞻仰膜拜、参观游览的人，只要他是尊重事实的，就必然会领悟到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真谛，领悟到藏汉民族团结的重要，领悟到坚持爱国主义立场的意义。”

就在班禅大师发表这篇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讲话之前的1月11日上午，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热地将50年代批判审查班禅期间，从班禅处没收来的档案文件，包括有名的《七万言书》的藏文本手稿，亲手全部当众退还给班禅本人。在现场，班禅大师从一大堆档案材料中拿出《七万言书》的手稿，颇有感触地对在座的领导同志说：“你们看，这七万言意见书，完全是我亲手写的，亲自修改的，我为此费了不少心血，熬过无数个日日夜夜！但当时批判我，却说这意见书是这个人那个人写的，连累了不少人，也冤枉了他们。”对班禅大师历史冤案的平反，是从“文革”结束后就逐步进行的。1979年1月之后，实际上已在政治上彻底平反，但通过人大常委会对外正式宣布却延迟到1988年，最后一批材料退还给他本人，则在班禅大师病逝前的11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