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注意到大家都表了态，唯独梁漱溟没有吭声。出于礼貌，于树老问：“梁先生，你还讲不讲？”梁点了点头，从书包里取出一张纸，上边写着几条提纲，然后说：“各位都说《宪法草案》好，我说也不错，“文化大革命”屈指数来五个年头了，现在有了《宪草》，要召开四届人大，我们没有到政协开会也有五个年头了，这还能不是好兆头？不过我觉得开了好几次会，诸位都没有提什么修改意见。我反复看《宪草》，也反复考虑，既然召集我们来开会，我们如真没有意见尚可，如真有意见而一条也不提，是否有负上级对我们的信任，或者说我们没有尽到责任？据此，我以自己的浅陋之见，提两条供当局修改时参考。

第一点，据我所知，现代宪法最早产生于欧洲，其最初的出发点之一是为了限制王权。换句话说，宪法的产生，其重要之点就是限制个人太大的权力。一个国家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而不能把任何一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因此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写上了宪法，我认为不甚妥当。接班人之说，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而宪法的意义是普通意义的，不能把特殊性东西往普通性的东西里塞。但我声明，我不赞同把个人的名字（包括接班人——笔者注）写进宪法，决不是反对选择某个人当接班人。这是中国特殊情况，外国没有，我们也可以有。第二点，是新《宪草》比老《宪法》条文少了许多，条文少不见得就一定不好，但有的重要内容少了却不甚妥当。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国家主席不可不设，至于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则要经过法定手续来选，不是一回事。现在的新《宪草》偏偏没有设国家主席这一条，不知为何？”

梁漱溟这两条意见，当时语惊四座。短时间的沉默后，便有人提出这是“恶毒攻击”的言论，不能听之任之，必须进行批判；也有人说，这种“恶攻”言论要在外头讲，当场就会被革命群众“专政”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

正巧，军代表不在场。怎么办？于树德不动声色地说：“梁先生的意见，我们负责记录好原话，向上反映，是不是要在小组开展批判，我们听候上级的处理意见再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梁先生在这里说的话，出了这个门，大家就烂在肚子里，谁也不许向外扩散，包括自己的家属，谁扩散责任自负，后果自负。”于树德的两条意见，立刻使会场安静下来。梁漱溟也连声说：

“我说的话，我负责，与诸位无关，无关！我听候上级处理！”

几天后的学习会上，军代表来传达：一、上级指示，因为是征求意见，所以提什么意见、建议都是可以的；二、个别人因思想反动，借机放毒也不足为怪，可不必纠缠，当然凡属反动的言论都不许扩散。于树德听罢松了口气，立即说：“我们就按上级指示办，不纠缠，不扩散。现在我们进行正常的学习讨论。”这个“上级指示”的“上级”是谁？军代表没有说，大家也没有问，直至次年9月，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四届全国人大没有开成，《宪法草案》流产，大家都没有打听。又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大家在欢庆中回顾这件事，才得知这是当时周总理办公室发给政协军代表的电话指示。

于树德三百块大洋供周恩来留学日本，几十年后周恩来提出还账

于树德与周恩来相识相交六十余年，特别是中共建党前后的头七年，关系尤为密切。1976年1月9日（即周恩来病逝后的第二天）上午9时，正好是政协直属学习组学习的时间。由于当天凌晨就广播了周总理病故的噩耗，于树德和王芸生当机决定（未请示政协学委会办公室），停止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内容，改为悼念周总理的内容。自1月9日起直至1月底，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的每个成员都报名依次发言，痛悼周总理的病逝，讲述自己一生中与周总理的相识、相交的历史，其情其景均催人泪下。这个悼念座谈会一直由于树德主持。于树德作为学习组的第一召集人，他平时的职责是主持学习会，启发甚至指名他人发言，而自己则经常是三言两语，凡属小组总结性的发言他都推给另一位召集人——曾任《大公报》主笔几十年的老报人王芸生。这次他控制住自己心头的悲痛，让别人先发言。由于期间申伯纯讲着讲着哽咽不已，于树德破例抢着发言，并且讲得比较长。为求真实和准确，我将当时所作的发言记录和情况整理如下。

于树德在会上平静而缓慢地说：“我认识周恩来，可能在诸公认识他之前。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我应毛主席、周恩来之邀从南方来到北京。许多熟朋友在北京饭店欢聚，那气氛令人永世难忘。出我意料的是，恩来同我见面，一阵热烈握手之后，竟乐呵呵地对我说：“永滋（于树德字永滋——笔者注），我还欠你三百块大洋的债务呢。要算上利息，这笔债我个人现在也还不起啊。怎么办？分期偿还，还是免去利息？”“什么？哪儿来的什么债务？”

连我自己也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在座的好些朋友则更加不知所云了。“哈哈！”周恩来笑了，笑得那样亲切和甜美。他接着说：“你这个债主可以忘，菩萨心肠，就当作了一桩好事；可我这个负债者，亦即是受益者却一直没有忘啊！永滋，难道你一点也不记得三十年前你我一道东渡日本留学的事情了吗？”呵——我终于想起来了，那是在五四运动之前的天津，我和恩来在青年时代交友的时期——

“我是天津市静海县人，在天津法政学堂（全称叫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笔者注）求学并毕业于该校，那时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求学。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几年，天津市学生的革命运动已经开始搞起来了，我同恩来一来二去就熟悉了。后来组织“新中学会”，关系就更密切。那时他的名字不叫恩来，而叫翔宇。至五四运动前夕，我决定赴日本留学，经多方筹措自备了三百块大洋的费用；恩来也想赴日读书，但他当时家庭经济来源已中断。在我临行前，法政学堂又决定给我一个公费留学生的名额，我立刻想到了周恩来，便欢喜万分地跑到南开中学，对恩来说：“翔宇，好消息！学校给了我一个公费生资格，我自备的三百块大洋给你，我们不就可以一道去日本了吗？”他当然非常高兴，并说过以后一定偿还的话。但几年后我从日本归来，他已去了法国；再以后是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各自有重要的岗位，东南西北中，都没有久居的地点。时间一久，就不再想起这桩事，自然也就忘了。这就是恩来在三十多年后重提负债三百块大洋一事的由来。

“我今天说着这段五十七年前的往事，心绪如潮，这真是沧海桑田，国家和个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对国家、民族作出重大贡献的恩来竟永远离开我们而去，这怎能不叫人心痛得流血！

“我个人更有一番感慨！坦率地说，年轻时我所认识的二十岁之前的周恩来，也是一个平常人，那时我看不出他身上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我总记着“时势造英雄”那句话，周恩来后来一步步成为伟人，“时势”应是重要的客观条件。当然，在周恩来自己，则是一生怀抱信仰，坚定不移，百折不挠，且脚踏实地，兢兢业业，不断进取。这是他个人成功的内在重要因素。

惭愧啊，我比恩来年长，投身中国革命也比他早，当年也自认为不比别人差，但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面临大挫折的紧要关头，自己畏险而退，脱离了革命队伍。虽然，这以后我也把握住自己不要做对国家民族有害的事情，而且还做了一些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有益的事，然而我从中流砥柱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这是我一生中的耻辱。今天，我回顾往事，在全国各族人民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英灵面前，我深感悔恨交加，无地自容（哽咽）……”

于树德说，当我发现毛主席没有出席周恩来追悼会时，脑子里“轰”了一下

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邓小平致悼词。政协直属组的大多数成员出席。就在追悼会后的首次学习会上，不少人谈起追悼会的规模、气氛，特别是邓小平同志致悼词的情景及悼词对周恩来总理的评价等等，大家情绪都十分激动。但于树德却一直沉默，心事沉重地倾听着大家的诉说和评论。直至这次小组会结束，大家把目光移向他，他才语调低沉、像是自言自语般地说：“唉，没有想到，毛主席没有出席追悼会，这是我最大的感触，各位都没有提及。因为我事先认定，毛主席是一定要出席的，陈毅的追悼会他都亲自到会了，周恩来追悼会他能不参加？十五日那天，我出席追悼会，小车过府右街南口，往东长安街直至整个天安门广场，都戒严了，一个人影也没有。我立刻联想到，这是毛主席要出席追悼会了。他从中南海大门出来，要过长安街才能到人民大会堂，因此下令戒严，为着他老人家的安全。又想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周恩来总理是毛主席最得力、最可靠的助手，是真正的亲密战友。毛主席一定会参加，这也是大家所盼望的。但是，当我在大会堂追悼会的会场上伫立甚久，看着中央首长步入会场，而当中发现没有毛主席的时候，我脑子里“轰”了一下，连邓小平同志致的悼词都没能听全。这几天我脑子里一直无法摆脱这件事。这是为什么呢？是毛主席也病得连追悼会都出席不了了吗？毛主席与我同岁，过去身子骨比我好，但人过八十，也难说啊！总之我思想上乱得很，一想到这件事，就像万箭穿心一般……”

他如泣如诉，老泪横流，在座者唉声叹气，默默无言。于树德的这番心里话，事实上是老人们共同的心声。当然，他们料想不到，自1月15日追悼会之后，邓小平同志又一次在中国政坛上消失，公开点名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接踵而来。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位大“左”派是鼎鼎大名的张国焘，我还真同他面对面地吵了一架！”

在我的记忆里，于树德平时从不谈自己早年的往事。上述在悼念周总理学习会上的发言，是极个别的情况。不仅他自己不讲，就是主动问他，他也是三言两语，以健忘之名推托。他更不接受记者的采访，包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我也从来没有听说他写什么回忆录之类的文章。然而，由于我毕竟与他相识相交二十年，每周见面若干次，而且我是一个晚辈，喜欢看书，有时也常常当面请教他，问问一些20世纪初他亲身经历的人和事。但即使这样，他也答复甚少。现在能记得的有以下一些与李大钊、张国焘相关的事情。

有一次谈起中共历史上王明、康生的“左”倾路线问题，于树老放声且摇头对我说：“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位大“左”派是鼎鼎大名的张国焘，我还真同他面对面地吵了一架！”因为是在小组会前，开会时间就要到了，我便约他改天再请他细说，他直摆手。由于我紧追猛追不放，过了好几天，他才同我讲了一个大概。他说：“1922年，李大钊推荐我作为“新中学会”的代表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民族代表会议。这个会议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有国民党的代表，也有共产党的代表，还有其他进步团体的代表，只是国共两党的代表多一点。共产党的代表为首的是张国焘，还有王尽美、邓恩铭等人。

代表们从各地各自到达中苏交界的满洲里，过境就有人接待，并派了专门的列车。人员到齐后，大家就感觉到好像这个会是列宁同志发起的，由苏联共产党组织和接待，于是乎张国焘便以全体代表的首领自居，在列车上一个个找人谈话，对非中共人士很不客气。张的做法，连王尽美、邓恩铭等中共代表都表示不满，但张依然故我。那时候，中共才成立不过一年。要算历史，国民党的领袖是孙中山，才是真正的大党，你张国焘何以如此？不料张也把我找去面谈，第一句话就审问我信仰什么主义。那时我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也读过无政府主义的书，还没有认定哪一个正确，但由于李大钊的关系，我是倾向于共产主义学说的，但还未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他这么一问，而且态度像审问似的，便脱口而出：“我信奉无政府主义！”

他当场脸一横，说：“什么！无政府主义是反动的，***的，你凭什么到苏联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便同他吵闹起来，不少人进来解劝才作罢。到了莫斯科，他又向苏联方面提出不让我出席会议，但苏联方面没有听他的，不但让我参加了会议，还让我做了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报告。这次会议期间，列宁因病未出席，托洛茨基出席了，并接见了我们。列宁在病中还是单独接见了张国焘，但接见后张没有向代表团任何人传达列宁讲了些什么。回国后，李大钊要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当即向李大钊反映了张国焘在苏联的所作所为，并赌气说，共产党有他张国焘这样的人，我就不想加入。李大钊和颜悦色地对我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张国焘那种做法，是代表他一个，不代表共产党，共产党不是哪一个的。”由于李大钊是我最信得过的好朋友，他又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当时威信最高。经他耐心做工作，我才于同年由他做介绍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因与李大钊同是朋友，于树德和梁漱溟也成了朋友

于树老讲过，他认识李大钊远在辛亥革命之前。他和李大钊是天津法政学堂同学，李是1907年入的学，于是1909年入的学，而后又先后到日本留学。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李大钊做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他们早已是很要好的老朋友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国共第一次合作，于树老去了广州，李大钊仍留守北京。1927年4月，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于树德正在武汉。后来于树德知道，当时已是北京大学名教授的梁漱溟先生在事前曾极力营救李大钊先生，事后又是第一个赶到西城长椿寺为李大钊收尸，于树老私下曾多次称赞梁漱溟这一不顾一切的行为。梁漱溟说，在20世纪初，他是因为李大钊才认识于树德的；于树德说，他也是因为李大钊才认识梁漱溟的。朋友，朋友之朋友，又是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之间的好朋友，难道这不是一段名人之间，也是中国爱国统一战线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吗？

1982年，于树德以90岁高龄病逝的时候，政协直属组许多人出席他的追悼会，怀念他作为忠厚长者的种种优良品质和道德风尚。程思远说：“在于树老身上，充分体现着中国人的优秀传统道德，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我们将永远怀念他。”梁漱溟说：“我认识于树德，是在六十多年以前，他是李大钊的挚友，以同盟会会员的资历，后来成为国民党的要员；他同时又是着名的早期共产党人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修身养性，却证明他仍是一位言行皆执着可信的儒者！他与我同庚，却先我而去！近二十年来，我屡受批判。他身居组长之位，又是我的老朋友，但总能把公私摆正，常常规劝我认识自己，改正缺点毛病。我对他的话，是最能听得进去的。

我为失去这样一位老朋友，只有长歌当哭。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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