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笔者仍在全国政协机关供职，其中有三年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也与政协机关、民主党派机关的干部和部分知名人士生活在一起。

对于“文革”十年中这些知名人士的种种遭遇，我写过《梁漱溟先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等文章，曾被海内外若干报刊刊载。但是，如同从国家主席算起的许多中共干部和千千万万普通百姓一样，这些非中共知名人士在“文革”十年中的遭遇，所有公开文章上写到的，只能是窥其一斑罢了。

现在我反复考虑，不打算用大篇幅撰写我所知道的所有知名人士的惨痛遭遇。这是因为，一来时过境迁，痛苦的事写得太多、太细，如同揭老伤疤，不是滋味，也不合往前看的要求；二来写长写细更需要核实大量材料，而不少当事人已经作古，要做到事实件件落实有困难。因此，决定只写我亲身所见所闻，一求事实无误，二求以小见大，希望在浮光掠影中能留下那段历史的侧面和投影。如果读者读后能从字里行间品出其中可笑可叹可悲的滋味，我就十分满足了。

讨论“文革”文件两个月后，梁漱溟才郑重其事地开腔

1966年5月初，全国声讨“三家村”进入高潮；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发表，是“文革”总爆发的信号。这时候的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含文史专员学习组），王芸生、于树德、唐生明、赵君迈、杜聿明、宋希濂、溥仪、溥杰、沈醉等知名人士，也都无例外地在学习讨论关于“文革”的文件和报刊上的大文章。他们纷纷作表态性的发言，自然是拥护、紧跟之类，但又小心谨慎，生怕言多有失，引火烧身。因此常常有会场冷落之时，于是由小组秘书念大块文章，以消磨规定的每周两次、每次三小时的学习时间。

由于这场运动来势迅猛，涉及面大，而眼前的批判“三家村”和聂元梓大字报的攻击目标，又明显指的是共产党内的领导，这复杂的背景和现实，自然要使这些非中共的知名人士深感震惊，茫然，困惑……

因此，许多人只是反复表示拥护这场运动，表决心要在运动中进一步改造自己，等等。此时唯独梁漱溟沉默不语，他每会必到，只听不说，组长让他发言，他也摆手推辞。一直到6月7日，梁漱溟才郑重其事地开腔，语气颇为沉重：“我一言不发有两个月了。但我在会上仔细听诸公的发言，回到家里认真读政协发的文件，看报刊上的大文章。我想得很多很多，却理不出头绪来，可说是百思不得其解。我一直是这样的心情，不希望有“三家村”、北京大学党委等等这类事情的发生，看到这种事，心里很难受。好比人身上长了毒瘤，早发现，早动手术，固然是好，但毕竟是毒瘤，如果没有，岂不更好？如今有了，揭出来了，无论如何是国家的不幸。过去许多事情，我们这些人不接触，不知道，站在外边。聂元梓等人身居其中，了解内情，起来与对立面斗争，她当然会对揭发、撤换陆平等人感到高兴。而我们——至少是我这样的人，的确是事前茫然，一听到这种事只有震惊，打心眼儿里没有拍手称快的兴味，有的是莫明，难过，困惑……”

梁漱溟的这段开场白，立时使全组人洗耳恭听。组长特地招呼我，要认真作好记录。很可惜，那时候还没有简便的录音机，这种普通的学习会，是从来不准备笨重的录音设备的。好在梁漱溟一口纯正的北京话，且思路清晰，语言简洁，逻辑性强，而我又做了多年的记录工作，因此虽然不能有话必录，但记下的基本上是他个性化的语言，一般不会有大的遗漏——我当然不会想到，这些保留至今的破旧而一直舍不得丢弃的笔记本，10年后竟成了我写书作文的重要依据之一。

梁漱溟喝了一口水清清嗓子，接着说：“从“三家村”被揭到聂元梓大字报发表，看来不仅仅是邓拓、吴晗、廖沫沙，更不止是北京大学党委陆平这伙人，问题要严重得多，以鄙人之浅见，北京市委的主要负责人（指彭真——笔者注）不行了，非撤换不可了，还有其他一些人物，都在其中。这事态的发展，远远不是当初或现在我们这些人所能预料的。我这些日子百思不解的问题关键是“三家村”、陆平，还有更重要的人物，他们搞了多年的革命，受到党和人民很高的信任，都已进了党的领导核心，还生出这种大问题，如何理解？如何解释？不能不使人纳闷，费解，想不通。说他们早就是混进来的反革命，还是后来变质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都不大好自圆其说。

报纸上大文章中的一些分析、批判，亦不足以使人释疑。最近几个月来，我一直在寻求这个难题的答案，始终一无所获。前几天看《解放军报》上的一篇宣传要点，有几句话似乎还多少对我的难题有所回答。这篇文章说：“在一般同志身上，都存在着共产主义思想与个人主义思想的斗争。放松了改造和斗争，个人主义就会发展起来，就会由小个人主义发展到大个人主义。”我的理解，这个大个人主义，亦可称之谓大个人英雄主义。有个人英雄主义之膨胀、扩展，那就尽管他曾经在很多地方走的是无产阶级道路，在国家民族，乃至党政军诸方面，他可能做过许多好事，走了好长一段走得对的道路，所以党才信任他，委以重任，但由于他终究没有能免掉个人主义，还发展为大个人主义，于是就自以为是，争强好胜，目中无人，以至于一步步走上了反党，亦即是与党对抗的道路。因此即使他曾经有过九十九个功，因为有了反党这一过，便不行了。以反党这一大过，抹掉了他过去长年来的九十九个功。

我以为，眼前发生的若干令人难以相信的一些人和事，以此来解释，倒是一个较能自我解脱“不理解”、“想不通”的好方法。这是最近几天我思想开了一些窍的真心话，我的话也就说到此为止。”

梁漱溟的这一席“学习心得”在当时自然与众不同。大家照本宣科，说着同样的话，为的是免得引出是非。心里想的，或者在家中作枕边言，或者就烂在肚子里，对谁都不说。梁漱溟这种不顾一切的历来执着地肯用心思的独立思考，差一点又招来一场引火烧身的悲剧。梁漱溟话音刚落，就有人指出，说什么九十九个功，一个大过，完全颠倒了是非！诸如邓拓、陆平等人，已经烂了，变质了，只有九十九个过，一个功也没有，过去即便有过功，那也不是他的本意，是为了骗取信任！有人甚至声色俱厉地斥责：在这种时候，梁某人说这番九十九功比一个过的胡言乱语，为谁张目，是何居心？这不正是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表明梁某人同这些黑帮正是一丘之貉嘛！

然而这一次政协学习组并没有掀起批梁热潮。这是因为“文革”的烈火蔓延神速，出人所料，很快便人人自顾不暇，大有如履薄冰之感。不久，全国政协机关内部也闹开“革命”，政协直属学习组工作已无人严加过问。最后红卫兵杀向社会“造反”，把政协的大门都封了。学习组只好宣告停止，大家各自回家“自学”。还没有等梁漱溟和他的老学友们进一步去解除思想上的困惑，一场更大的风暴便降临到他们身上。

梁漱溟立在院中，眼巴巴地看着祖传三代的书籍、字画、手稿被红卫兵烧毁

1966年8月24日那天，忽然有人敲打北京积水潭小铜井一号梁漱溟家的大门。这之前几天，偌大的北京城已掀起红卫兵杀向社会大抄家的风暴。梁家人在里面询问是谁，回答是把大门敲得更加震天响。梁漱溟感到事态异常，便亲自开门，一看是许多佩戴红袖章的中学红卫兵，年岁最大的也不过十四五岁。梁漱溟镇定神色，说：“你们是来检查“四旧”的吧，请！”领头的一脸怒气，大声训斥：“什么检查，我们是来造反的！”梁漱溟回敬了一句：“既然是造反，那就各自为之吧。”“你老混蛋！”领头的大声怒斥，但并没有抡皮带抽打，接着是发布命令：“梁漱溟听着，命令你们全家统统站在院里不许动。红卫兵战友们，开始——”

于是红卫兵们便翻箱倒柜，搜遍院内的每个角落。由于梁漱溟是独院居住，大门一关，别人是进不来的。梁漱溟站在院里，看着他们把查抄的物品和书籍运走，还边抄边骂“统统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由于书籍太多，最后又下命令：搬不走的当场烧毁！梁漱溟立在院中，眼巴巴看着部分祖传三代的书籍、字画、手稿化为灰烬。他心如刀割，却又不能言辩，因为他的内人已因多说了几句话饱受皮肉之苦。红卫兵们几乎一人有一根宽皮带，那是他们镇压胆敢顶嘴反抗者的武器。红卫兵们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不停地呼口号，梁漱溟都忍着不吭一声。但是，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的精装《辞源》和《辞海》时，梁漱溟忍不住，他很客气地劝阻他们：“同学们，这两本是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我的外地学生放在我这里，借给我用的。烧掉太可惜，使我无法物归原主，况且留着你们也有用，太可惜了！”

“闭住你的狗嘴！”红卫兵瞪了梁漱溟一眼，还是把这两本大部头扔进火海，并训斥说：“你这老混蛋甭想蒙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

就足够了，用不着你们这些反动权威使用的封建老古董。”由于这两本书太厚，一时烧不着，一位红卫兵又从厨房取出一瓶芝麻香油往上浇，又用棍挑着烧，火苗才旺起来。梁漱溟看到此，心想正是应了那句老话，秀才遇上兵——有理也说不清了。

抄家结束后，红卫兵又看上梁漱溟家是独院，又有电话，于是领头的宣布：“我们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这个院我们占领了。”然后他们又把梁漱溟拉出去游街，高呼着“打倒反动分子梁漱溟”的口号。待游毕回来，红卫兵命令梁漱溟住进不向阳的一间南屋，又湿又暗，所有向阳的北房和大间，统统被红卫兵占领。

这种状况维持了20多天，直到红卫兵杀向全国串联为止。在这20多天内，梁漱溟被命令打扫院子和厕所，其他时间则躺在小屋子里构思他的着作《儒佛异同论》，没有片纸只字的资料，全凭脑海中的记忆，每天写近2000字，全文4万余字就在这20多天内完成了。梁漱溟在纯学术的思考中寻觅心灵的宁静，以此与现实的风暴拉开距离。

政协机关造反派让政协委员和文史专员们重新低头做“阶下囚”

事情还得从1966年8月24日说起，这个日子正是梁漱溟被红卫兵抄家的同一天。

在这之前，每天在全国政协机关文史专员办公室上班的全国政协委员（同时是文史专员）杜聿明、宋希濂、爱新觉罗·溥仪等和文史专员沈醉、郑庭笈等，已眼看着他们的主管上司申伯纯被机关里的运动打成第一位包庇“牛鬼蛇神”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家内心不得安宁，时时预感着会发生突然的灾难。终于，8月24日下午，红卫兵杀向社会的风暴席卷而来，政协机关内也产生了一个称之为“红卫兵造反派”的组织，人数不多，也不全是年轻人，有不少是已过不惑之年的，但都是根正苗红的政治上受信任者。他们首先进了文史专员办公室，以从未有过的声势向专员们宣布：“你们听着，从今天起文史专员停止学习文件，也不准参加运动，一律在机关搞环境卫生，打扫全部厕所，并随时听候接受其他劳动任务，老、病者也必须尽其所能，都要在劳动中改造自己，谁也不得例外，有事必须请假批准。”念完以后又大声问：“听清楚了没有？”文史专员们答：“听清楚了。”又问：“你们是不是应该老老实实参加劳动？”文史专员答：“完全应该。”

这刹那间的宣布和一问一答，不由得使这些文史专员想起若干年前在战犯改造所监狱里的日子。劳动对于他们，已不是难以承受的事，问题在于这是一种政治压力。他们不仅在五六年前被政府特赦，而且由于党的政策和实际关怀，他们在政治上有了安排，工作上有了着落，生活上有了新的起点，大部分人家庭团聚或重建家庭，怎能想到会突如其来这么一场前所未有的运动，让他们重新低头做“阶下囚”？从这天起，文史专员们除天天扫地清理厕所之外，凡有装运煤或运送家具、杂物，拉排子车、装卸汽车等重活也是他们的任务。因为有了这支文史专员劳动队伍，机关的公务人员自然减少了正常工作，以更多的时间投入无休止的派仗之中。

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三人见到住宅胡同口的大字报，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真是祸不单行。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三家人同住北京东城的一个院落。从前正常上班，都各走各的，由于进入这种非常时期，他们才相约一块上班，一块回家，三人同行。与他们同院住大北房五间的是全国政协委员唐生明，他是国民党起义将领，在当时待遇与杜、宋、郑等特赦“将领”不同，唐又是唐生智的胞弟，妻子徐来是解放前的电影明星，因此生活舒适，平时也不上班。这里补说一句，杜、宋二人，一般读者知道，是黄埔一期出身的国民党知名度较高的将领，在蒋介石的信任、重用下，不到不惑之年就指挥几十万部队，只郑庭笈一人，读者可能较为生疏。郑是海南文昌人，黄埔五期出身，是郑介民的堂弟，官至国民党中将军长。话分两头，就在杜、宋、郑三人在机关被勒令劳动改造的第二天，即8月25日，三人一块下班回家，刚走到住宅胡同临街的胡同口，看见一张报纸大小的大字报，上书“该胡同x号大院内住着几位国民党战犯，他们都是新时代的寄生虫、吸血鬼”云云，没有点他们的名字，下边没有落款。这一惊非同小可，他们三人面面相觑，半天说不出话来。大家商议，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立即返回机关，报告这个不祥之兆。但政协机关的负责人已下班回家，就近找到几位中层干部，答复说，这类事现在谁也不敢管，提醒他们要正确对待，红卫兵真的上门就老老实实地听，不得顶撞，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杜、宋、郑三人的心情更紧张了，看来只有自己解救自己了。他们商议后立即返回家中，一进院内才知道家里人早已看见这张大字报了，正焦急地等着他们回家呢。他们三人又找平时神通广大的唐生明商议，他也摊摊手说，只能听天由命了。

这一夜，全院人和衣而睡，等待着一场灾难的降临，但并没人来光顾。

一个男孩怪模怪样地走过去，举手摸摸唐生明因为肥胖而鼓起的肚子

第二天，由宋希濂为三人打电话请假，得到允许暂不去机关，守在家里。

下午果然来了三男两女，一式军帽军装，戴着红袖章，看上去不过十五六岁，他们把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唐生明统统叫出来站在大院中间。为首的一位高个子男孩训话说：

“我们是xxx中学的红卫兵小将，你们听着，过去你们欺压人民，剥削人民，是人民的敌人，今天你们还住这么多的房子，吃穿这么好，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我们今天只是奉命来察看一下，看看你们都长得什么模样！明天我们红卫兵总部将会发布通令，你们要老老实实，恭候命令的到来！”

杜、宋、郑都连连称是，表示一定遵守红卫兵小将的管教，服从命令。

唐生明除表示服从外，还多说了几句：

“我是起义将领。对起义将领，毛主席是有政策的。”

“政策我们懂，用不着你放屁！”高个子立刻把他顶了回去。

这时，一个个子最小的男孩怪模怪样地走了过去，举手摸摸唐生明因为肥胖而鼓起的肚子（四人中唐最肥胖），冷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