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葆光（1908—2003），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34年赴日留学，后进入国民党军统局。1941年向英美发出日本即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行政院国家总动员会对日经济作战委员会常委。1950年将7万册珍贵图书秘密运回内地，此后定居上海。1955年受所谓“潘杨事件”牵连被判刑入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83年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我们的故事，得从邓葆光脸上的累累刀痕说起

1985年4月4日上午，北京乍暖还寒。赶时髦的青年人已经推出春装，但恪守“暖三冻九”的老人却依然全副武装，中山服之外还裹着大衣。

这本是一个十分平常的日子。首都长安街两旁，行人匆匆；上午8点多钟，进入行车高潮，广阔的大街也被堵塞满了，车辆只能时开时停，缓缓而行。这种情景是两三年前的北京所没有的。

一辆来自京丰宾馆的黑色丰田牌小轿车，从复兴门立体交叉桥顺溜地上了西长安街，立即淹没在车辆的长河之中。小车的后座，坐着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他一头白发，身材高大，那严峻的长方脸上，有几道十分显眼的伤痕。表面上，他神情淡漠地张望着左右的车队人流；内心里，却在激烈地翻滚！多年来职业的习惯和岁月的磨炼，使他修炼成喜怒不形于色。但眼下，他真的抑制不住自己了。昨天，他接到文化部的表彰通知后，吃了两次安眠药，晚间也没有入睡。早上起来梳洗，他竟对着镜子哼起歌来，那是一支古老的苏格兰民歌，早已从记忆中销声匿迹，不知触动了哪根筋，一下子又冒了出来。他不得不正视的事实是，4月4日这个在一般人看来十分平常的日子，在他却是整整等待了35年的无比庄重的时刻。他仿佛第一次发觉，首都的车辆堵塞远远超过他所居住的上海；他更是第一次注意到，街道两旁的来去行人，竟一个个无例外地轻松、欢快……

目的地终于到了。当他跨进国务院文化部宽敞的会客室，同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握手之后，紧紧握住他的患难之交——亲密朋友的双手时，他终于抑制不住老泪纵横……人物，在闪光灯下亮相——主角：他，邓葆光，全国政协委员，一位脸上刀痕累累的老人；配角：蒋宝祥——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退休干部；何天锡——北京新华印刷厂退休干部；客串：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汤元炳，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古耕虞。

国务院文化部表彰35年前为保护祖国7万册珍贵图书作出重大贡献的邓葆光等5位有功人员，特向他们颁发奖状和感谢信，指出：“您在1948年至1950年间，为保护原上海东方经济研究所珍贵图书，以免其散失海外，在抢运中作出重大贡献，保护了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第二天，各报都刊登出三五百字的花边新闻。

我们的故事，得从邓葆光脸上的累累刀痕说起。

突然冲出四个彪形大汉，手持匕首，一拥而上，向他头部、脸部砍去

1950年9月12日上午，一个身着西服的高个子中年人在香港轩尼诗道的马路边行走。他风度翩翩，体魄健壮，神态自如地观察着来往行人的神色。

香港人的习惯，中午以后，街道市面才开始热闹起来。时针正指向上午10时，街上行人不多。中年人走到红棉酒家门口，不由自主地望了一下醒目的招牌。突然从大门两侧冲出四个彪形大汉，手持匕首，一拥而上，向高个子中年人头部、脸部砍去。中年人立即甩开双臂自卫，但已晚了。几秒钟时间，他便倒卧在血泊之中。因为毕竟是闹市，顿时喊声震天，香港警察立刻赶到现场，四个暴徒逃之夭夭，警察从血肉模糊的被害人身上，搜出一张名片，上印“宝丰行经理邓景行”、住址谷士打228号。被害人被连砍九刀，已奄奄一息。警方立即把他送到圣玛丽医院抢救。

邓景行便是邓葆光。他于1948年携家眷由上海到香港，请好友蒋宝祥、何天锡做助手，在谷士打道开设宝丰行。

轩尼诗道血案发生的当天下午，邓葆光的美籍妻子格里娜赶到圣玛丽医院。这时候，邓葆光正人事不省地躺在手术室里，连续两个多小时，输血近1000cc的缝合清理手术还没有完结，格里娜焦急不安地坐在手术室门口的长廊上，好不容易堵住一位值班医生，是他把病人从急诊室送进手术室的。格里娜结结巴巴地问：“医生，我的……丈……夫有生的希望吗？”

“千分之一，我只能作这种估计，太太，伤势太重了！你耐心等待，让上帝保佑你！”

格里娜眼前发黑，泣不成声。

十多年的婚后生活，虽然不乏急流险滩，但更多的还是温暖、甜蜜和恩爱。当初，格里娜看上的不只是邓葆光留学日本、专攻经济归来的学者风度，也不只是可与欧美男子媲美的个头和外貌，她更憧憬的是古老中国伦理道德传统在邓葆光身上浓缩后的再现。他深沉地爱着她，夫妻相敬如宾，有做不完的事、说不完的话。岁月像河水般一天天流逝，生活像电影一幕幕闪过。

格里娜是多么执着地眷恋着她的丈夫、她的家庭，但很有可能，这突然而来的袭击，会把这根贯穿着蜜糖的连绵十余载的红线切断。这将是多么大的一个打击，格里娜不敢再往下想了……

何天锡赶来了。格里娜赶忙擦干泪水，还未来得及说话，值班医生便急匆匆过来对格里娜说：“夫人，你丈夫需要连续输血，最好是鲜血，而现在医院里只有血浆，不知家属可有办法？”

“我的血型不行，”格里娜回答说，“但我可以马上想办法。”

“我是a型，与邓先生相同。”何天锡抢着说。

格里娜不同意，因为丈夫倒下了，有许多事情需要何天锡奔波。半个月之前，邓葆光见局面一天天紧张，便让蒋宝祥陪同格里娜携两个孩子，悄悄绕道澳门晋京，把孩子安顿在育英中学就读。格里娜随即返港，蒋仍在京滞留。想不到，灾祸这么快从天而降！蒋宝祥不在，何天锡责任更重了，又怎么能输血呢？但是，何天锡深知，眼下最大的事是救命要紧，别的都先可以不顾！更何况自己身体健康，血型相符。于是他坚持要输，格里娜竭力阻止。

相持不下，值班医生却笑嘻嘻地说：“没关系的，献几百cc，两天就能再生，夫人可放心。鲜血总比血浆强，有多少是多少，何先生出于自愿，您不必阻拦了。”

经过两天两夜的抢救，动手术多次，总共连续输血2500cc，邓葆光才渐渐苏醒过来，但不能言语，全身不能动弹。又经过10天10夜的抗感染治疗，才奇迹般地从死亡边缘夺回了生命，使千分之一的可能变成了现实。

香港报端披露了邓葆光遇害未死的消息，毛人凤一脸怒色香港报端披露了邓葆光遇害未死的消息，端坐在台北办公室里的国民党军统局的头子毛人凤一脸怒色。他把刚刚读完的《星岛日报》往桌上一摔，操着很浓的浙江江山口音大声骂娘：

“娘卖x，四条大汉杀不死一条狗，真正是天字第一号大饭桶！来人——”

一位身着军服的小个子副官立即推门进来，一动不动地立在毛人凤的面前。

“给我向香港站发报！”毛人凤离开办公桌，开始他下命令时的习惯性的来回踱步，“不获图书，便要人头！两边落空，纪律不容……”

这时候，邓葆光九死一生，刚刚睁开双眼。他失去神采的目光无力地望着守候在身旁的爱妻，却说不出话。由于脸部、头部都是伤，他的整个脑袋用绷带团团包扎，只留着两只眼睛和出气的鼻孔，连嘴部都紧紧捆住。格里娜见邓葆光苏醒过来，眼泪夺眶而出，紧紧地抱着丈夫的右手，轻轻哭泣。

邓葆光一股充满酸甜苦辣的热流涌上心来，想举起左手抚妻子的金黄色的秀发，却虚弱得连手也抬不起来，他既不能说，也不能动，所剩的只有那双无神的目光。但可庆幸的是，人活过来了，便有了活的思想和记忆。邓葆光从几天前发生的置他于死命的一幕向前推，往事如云，像过电影似的，连成一片了。

五年前，日本投降了。邓葆光作为国民党军统局经济研究室上校副主任兼上海敌产处理局的审议委员和逆产组组长，奉军统头子戴笠之命，到上海接收日伪经营的东方经济研究所的全体人员和财产，兼任该所的所长。早年留学日本专攻经济的邓葆光，是抗战爆发时因对日经济作战的需要，作为搞经济研究的专门家而被延请进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工作的。不久，他便转入军统局经济研究室。在抗日战争时期，收集、研究日本的经济情报，邓葆光做这件事时得心应手，他很快得到戴笠的赏识，被提拔重用。抗战结束了，邓葆光作为接收大员来到上海。地位、金钱、房产，源源而来，但邓葆光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并没有掉进这个陷阱。他还在想着，在当了东方经济研究所所长之后，下一步应该开展一些什么工作。不过，还没有等邓葆光考虑，一位姓秦的朋友便在他家宽敞的客厅里出现。

“老兄，你不是在北平吗？怎么又一下子钻到上海？”邓葆光紧紧握着客人的手。

“你呢，不也是一下子飞到上海了吗？”

酒过三巡，客人发问：“八年抗战熬过来了。全中国上上下下都要求和平建国，不想打仗。老兄对今后的时局有何展望？”

“和平来之不易，谁也不想失去它。”邓葆光一边给客人斟酒，一边说，“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局势如何发展，我想得少，最笨的办法是听上头的。”

“老兄，什么都听上头的，还要自己的脑袋作什么用？”客人有点生气，双颊涨红，分明是酒喝多了。虽然多年不见了，但邓葆光知道秦某正在傅作义将军手下得意。要说从前，秦某确有“智多星”之称，是善于开动脑筋的。

“谢谢老兄的忠告！”邓葆光说。

“我是因急事来上海，两天就返回北平。”客人告辞时说：“据我所知，东方经济研究所有若干珍贵的东西，你负有保护的责任。至于时局，涉及中国何去何从，你我也不可能不作考虑喔。因为有头脑，才配称得上是人，不然……”

邓葆光还未来得及一一清点东方经济研究所的资产，便传来了军统局头子戴笠机毁人亡的消息。戴老板之死对于个人主宰一切的军统局，无疑是一次大地震。这场地震的余波，是使邓葆光这类军统局高级头目，而又资历较浅、背景不深的人，不断受到新权贵的歧视和排斥。但邓葆光依然坚守岗位，把所里的资产清理完毕。他发现大量敌伪所藏的图书资料中，除一部分是敌伪情报部门收集的有关国内共产党、国民党抗日活动和美国等对日作战的情报资料外，更大量的是大汉奸周佛海、梁鸿志、赵尊岳等所藏的珍贵善本图书。邓葆光将其登记造册，并报告军统局本部。

国共破裂，内战打响。国民党曾经趾高气扬了几天，但很快时局急转直下。邓葆光开始悟出了“不得人心者失天下，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他不能不为自身的处境和前途担忧了。一天晚间，忽然有位自称来自湖北老家的姓秦的外甥登门。邓葆光离家乡多年，更无秦姓的外甥，他心中蹊跷，立即接见。进来的是一位看上去才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他环顾四周，才悄悄说：

“邓先生，我姓李，是你在北平的一个姓秦的朋友的儿子的同班同学，我因回浙江老家探亲，路过上海。秦大伯让我给你捎两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交代我说完就走，不必等你回话，我也无法回话。”

“哪两句话？”

“望兄多珍重，春燕往北飞。”

“你什么时候返回北平？”

“我回不去了，北平已经四面楚歌。”小青年说完就走，连头也不回。

一声响雷，划亮了一道闪光。等到邓葆光得知国民党作出一步步退缩台湾的决定之后，他也打定了主意，或者投奔解放区，或者逃往香港和国外，台湾则坚决不去。邓葆光深思熟虑，要投向光明，自己得有所作为。他想到了他所经营的包括20多个工厂在内的逆产及价值5百万美元的珠宝首饰，还有那7万余册珍贵善本图书，其中不少是国宝——仅有的孤本。他要能保住这些东西，无偿地交给新政权，将无愧于祖国和人民。但是，决心是下定了，能不能做得到呢，却没把握。

1948年秋的一天，邓葆光接到军统局新头目毛人凤的急电，电文示：“立即将所属一切珍贵和有价值的资产财物运往台湾，不得延误。”这虽是预料之中的，但邓葆光依然端坐在办公室里发愁，军统局系统的机构非同一般，到处都有耳目，任何疏漏都会招来杀身之祸。怎么对付呢？邓葆光左思右想，拟好了一份回复的电报：“命令立即执行，但上海局面混乱，手下人少，交通运输困难更大，短时期难以完成，我等将全力以赴，望局座示谕。”邓葆光使用了拖延战术，但并非是夸大其词。国民党自蒋、宋、孔、陈四大财阀起，有多少军用物资、民用资产要运往孤岛台湾呵！在上海，有的人为了早日逃离，不惜用一把金条买一张黑市飞机票，要求并不占显要位置的东方经济研究所立时把全部资产运走，谈何容易！回电发出，毛人凤没有细细查问，他自有更多的伤脑筋的事情要办，邓葆光所管之事只不过是大棋盘中一枚小小的棋子。但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动静。毛人凤第二次急电催问，邓葆光坐不住了，只得将部分工厂资产和毛人凤最关注的珠宝首饰先发运台湾，以免遭到怀疑。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一天，邓葆光接到军统局驻上海有关部门的密报：“查获你所陈xx、梁xx与共党有瓜葛，请协助侦查归案。”陈、梁都是邓葆光聘请来的经济研究人员，相识不久。但他立即意识到这也是一个为投向光明立功的好机会。一天晚间，邓葆光把陈某找到家中，让妻儿家人退去，请他到书房坐下，悄悄询问陈：“陈先生，您是北平人，府上都有些什么人？”

“我是北平人，但家住在石家庄。”陈笑着回答说，“我的父母亲和妻儿都在一起居住，我是独身在上海，怎么，邓所长今天关心起我的家庭生活来了？”

邓葆光笑了，他立即表示：“过去我关心不够，今天我特别把你找来，专门加以关照，没想到吧？”

“有话你就直说吧？”陈某严肃起来。

“你行动不慎，暴露了！”邓葆光也严肃地说，“有人控告你同共党有联系！”

“所长打算怎么着，没有证据就把我抓起来吗？”陈某不动声色地说。

“梁先生你熟吗？”邓葆光答非所问地反问。

“我的好朋友。怎么，他也是共党吗？”

邓葆光略加沉思，郑重其事地说：“好了，话就谈到这里。我是冒险找你来的。坦率地说吧，现在正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时候，我不忍让你们做刀下之鬼。请你立即转告梁先生，你们必须在今晚逃离，越快越好！”

“邓所长！”陈某站了起来，盯住邓葆光那双严肃而挚诚的目光，激动地说，“那么，您本人呢？您对自己的去向有何考虑？”“这你就不必管了。”邓葆光回答说，“你必须立即离开，这是当务之急！”

陈某走了，邓葆光的心也平静下来。他想着，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又做了一件事。

军统局香港站办公室，一间严密、考究的房子。四条大汉笔直地挺身而立，一字排开，目光跟随着正踩着地毯气冲冲来回走动的矮个子站长。这位走在香港街面上谁也不会注意到的人物，却是军统局资历很深的角色，当年跟着戴笠一块离开浙江省江山县老家，闯荡二十多年了。而今登上军统局头目宝座的毛人凤，虽都是江山小同乡，论资历却要比他“徐矮个”晚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