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希濂（1907—1993），湖南湘乡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国民党陆军中将。抗日战争期间，参加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滇缅会战等战役。曾任国民党七十一军军长，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十四兵团司令等职。1949年被人民解放军俘虏，1959年被赦。先后担任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0年赴美探亲并定居，在美国创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曾任黄埔同学会会长。

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黄埔同学会会长的宋希濂将军，与周恩来感情至深。他曾多次面见周恩来，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次。读者可以从宋希濂三见周恩来中感受到，这里面既有师生之间的情谊，又有历史重要关头的折光……

1926年的一天，宋希濂在陈赓带领下进广州城见一位要人。推开房门，伏案写字的要人竟是周恩来

1924年初，年仅17岁的宋希濂怀着一腔热血，抛弃学业，不顾家人的阻拦，随同湖南湘乡小同乡陈赓，结伴十余人，由长沙、武汉、上海到达当时的革命基地广州。5月间宋、陈共同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期的学生。8月，周恩来到任黄埔军校主持政治部工作。1925年初，黄埔军队第一次东征，不久又回师广东。10月，第二次东征，最后消灭陈炯明部。一年之内，陈赓和宋希濂都由副排长、排长而升为连长，但并不在一个团。1922年在长沙就加入共产党的陈赓（宋希濂在湖南时不知道）是黄埔学生中的佼佼者。宋希濂历来佩服陈赓，且暗暗为有这样的挚友和小同乡而自豪。1926年初，宋希濂刚提升为教导二团第四连连长，驻防在潮州。一天，陈赓突然来访，聚谈后提出愿不愿意加入共产党。宋希濂喜出望外，随即由陈赓做介绍人，成为返回广州之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陈赓约宋希濂进城面见一位要人。他几次盘问要人是谁，陈赓笑而不答。当他们来到大兴公司附近的一幢房子的二楼，推开一间屋子的房门，看见伏案写字的主人正是周恩来主任时，宋希濂分外惊喜，立即收拢脚跟，挺了挺身子，行了个军礼，脱口而出：“报告周主任！教导二团第四连连长宋希濂应约……”周恩来马上起身，跟他们一一握手，招呼他们坐下。

房间里的摆设，简陋得使宋希濂吃惊。

他在广州曾有机会去过几位官长的住处，没有一家像眼前这样，除了一张支着蚊帐的木板双人床，只有一张旧办公桌，几把木头椅子，更何况听说周恩来主任刚和邓颖超女士结婚不久呢！宋希濂的目光扫过屋里的陈设，又落到周恩来主任的身上。他浓眉大眼，英俊的脸庞露着笑容，正要开口，宋希濂又站了起来，再一次敬礼，说：“报告周主任！陈赓约我进城面见要人，但他不告诉我要见的是谁……”

“哈哈，陈赓又卖关子了。坐下，坐着说。”周主任亲切地摆着双手，“你不必报告了，情况陈赓早就同我讲过，你已经加入了共产党，这很好嘛。你们既是我的学生和部下，又是我的同志，不必拘束，随便谈谈。”

宋希濂的心情很快平静下来，但一时不知从哪儿谈起。他瞧见陈赓，从办公桌左侧的抽屉里取出茶叶盒，给周主任、宋希濂和他自己各泡了一杯茶。

宋希濂心想，这老兄竟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肯定来过多次了。

“你的连队情况怎祥？有几个共产党员？”周主任问。

“有三个共产党员，目前部队士气很高。”宋希濂回答。

“士兵里有党员吗？”

“可能没有。我在的那个团党员开会，都是军官。”

在宋希濂汇报连队基本情况之后，周恩来主任说：

“革命军队最大的特点，是每个官兵都应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连队是军队的基础，连长是全连的表率。你们的一言一行，都务必以身作则。”

周主任又询问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宋希濂这时已不再拘束，便打开了话匣子：“黄埔军东征的胜利，为广州革命基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黄埔军也因此闻名全国，威震海内。眼下部队官兵斗志旺盛，工农大众热火朝天。看来国民革命的道路已经打通，革命胜利之日已为时不远。”

周主任又问陈赓：“你也是这个看法吗？”

陈赓略为沉思后说：

“当前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前景颇为乐观，这是事实。但说到整个国民革命，还刚迈开第一步，而且今后的革命道路也难说一定是一帆风顺。”

周恩来主任接过话头，很满意地说：“你们在部队基层工作，关心大局、胸怀大局是非常重要的。要立足自身的职责，眼观时局的发展。要多学习、多研究、多商讨，多从难处着想，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做事情，搞革命，掌握主动权都是十分重要的一点……”

从周恩来主任处出来，宋希濂责问陈赓：

“老兄，为什么你事先不告诉我要见周主任，弄得我毫无准备？”

“老弟，这意外的见面，不是印象更深刻一些吗？”陈赓笑着说。

陈赓的话是对的。几十年以后，宋希濂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同周恩来同志面谈的情景和细节。无法弥补的是，铁面无私的历史老人就在这次见面谈话后的一年之后，翻开了中国革命受挫的一页。而在这关键时期，宋希濂与陈赓分道扬镳，跟随蒋介石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宋希濂的抱愧之心，详见于第三次面见周恩来。

1936年，周恩来看着站在面前的宋希濂和陈赓说：你们一个是红军师长，一个是国军师长，官阶一样，派头不一样，一土一洋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爆发，宋希濂奉命率三十六师（宋任中将师长）由南京开拔，前往西安解救蒋介石。兵至潼关，就地待命。事变的和平解决，大大出于宋希濂及所有国民党官员们的意外。在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宋希濂又奉命进驻西安，维持社会治安，兼任西安警备司令。

西安城里，虽然东北军不断内讧，宋希濂奉命“不介入”，但共产党公开活动，各方各界的人士都云集在此，抗日救亡的呼声愈来愈高。蒋介石亲手签署了协议，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共同抗日，中国的历史又进入一个转折关头。宋希濂面对这一事实，反复思考、对比，认识到一致抗日确实是国人之所思、所想、所向，谁要阻挡也办不到。他端坐在警备司令部的办公室里，想到时局的巨变，想到十年前的广州，想到周恩来老师就在西安城内。眼看国共两党将第二次携手，自己能否捷足先登，去看望周恩来老师呢？宋希濂每念及此，又望而却步。他深知，这类事不请示最高当局蒋介石本人，自作主张会惹出麻烦的。宋希濂犹豫之间，陈赓却登门拜访来了。他一进门就说：“我到西安不几天。昨天周恩来副主席谈起你在西安，要我登门问候您！

这正中下怀，今天一早我便不打招呼就来了。”

这在宋希濂也是正中下怀。“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周恩来老师派人来看望我，为什么我不能回访呢？就是最高当局知道了，也说不出啥的。于是，宋希濂在欢宴陈赓，尽情聚谈之后，便主动提出要拜访周恩来老师。第三天，经陈赓联系，周恩来安排时间会见宋希濂。在一间简朴的会客室里，陈赓着一身灰土布红军军服，宋希濂则头发锃亮，将官服笔挺。坐定后，周恩来就风趣地说：“十年前你们都是北伐军的营长，现在一个是红军师长，一个是国军师长，官阶一样，派头是大不一样。真是小米加步枪与飞机加大炮，一土一洋。”

“哪里，哪里，”宋希濂不好意思起来，“比别人我也不轻易甘拜下风，但陈赓兄是我的同乡兼学长，我不敢这样狂妄。”

于是他们的话头转向十多年前的长沙、广州、黄埔，多少个可怀念的日日夜夜！周恩来最后意味深长地说：“你和陈赓又走到一起来了，这是颇有象征意义的好兆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从现在起，站在一起。日寇虎视眈眈，大敌当前，已经到了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时刻。在国共两党第二次携手合作之时，你们就发扬黄埔精神，再来个竞赛吧。”

“我记着老师的话。”宋希濂告别时紧紧握着周恩来的手，回答说：“不只是我和陈赓。在日本人面前，国共两党都应当真诚团结，保卫中华，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说得好，不愧是黄埔健儿。”周恩来说。

这以后不久，陈赓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宋希濂投入“八一三”淞沪血战……

1959年宋希濂被特赦之后，周恩来说：学生走错了路，老师多少也是有责任的！

1959年12月4日，经过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10年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杜聿明、宋希濂等10余名战争罪犯首批获准特赦。当宋希濂手捧“一九五九年度第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时，真是百感交集，犹如梦中。更使他出乎意外的是，特赦后的第10天即12月14日，他登上汽车被告知周恩来总理要接见他和其他特赦人员，宋希濂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继而是心潮翻滚，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几十年前周总理在黄埔时期的亲切教诲，西安事变后随陈赓拜访周总理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自己走错了道路，对人民犯下了罪行，今天竟有幸再度去会见被全国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抚今思昔，又怎能不深感有愧呢！想到这里，宋希濂不由得神情紧张起来，周总理将讲些什么，而自己又能说些什么呢？

进了接见厅，当周恩来总理同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一一握手的时候，他仍然因紧张、羞愧而忐忑不安。坐定之后，他才看清楚，在座的还有陈毅副总理以及章行严（士钊）、张文白（治中）、傅宜生（作义）三位先生。周总理亲切而又风趣地说：“在座的绝大多数是黄埔学生，我和文白都曾经是黄埔军校的教官，是你们的老师。学生走错了路，不管怎么说，老师多少也是有责任的罗！”

张文白频频点头，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爽朗地笑出声来，在座的紧张情绪立刻消除了大半，宋希濂也露出了笑容。周总理又接着说：

“历史已成为陈迹。不管你们走了一段多么大的弯路，今天总算回到了人民的阵营，又走到一起来了。一页新的历史已经开始，这是要向你们表示祝贺和欢迎的。”

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周总理又询问每个人的身体和家庭情况。周总理对宋希濂说：“看上去你身体不错，不到50岁吧？你的家庭都有准？在哪里？”

宋希濂站起来，周总理摆手要他坐着说，但他仍然没有坐下，回答说：“感谢老师的关怀，我今年52岁，但身体很好，我的后半生还能为人民做力所能及的事。我的妻子1949年就已病故，5个孩子都在美国和香港，国内还有妹妹和其他亲属。”

“海外的可以先联系，国内的可尽快见见面。你们的工作、生活、家庭可以一步步作安排。有什么要求和困难，可以找中央统战部徐冰，他是副部长，负责安排你们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周总理亲切地回答道。

渐渐地，被会见的特赦人员都感到轻松愉快，自由自在起来。周总理这才开始正式的长篇谈话，他生动而又透彻地讲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实践问题和前途问题，指明了今后的努力方向。宋希濂掏出笔记本，以最快的速度记下周总理的每一句话。他为自己能在后半生重新起步的时候，有机会聆听这位伟人的教诲，而倍感庆幸和欣慰……

为瞿秋白历史问题作证

新中国建立后，宋希濂所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为瞿秋白作证。当年，作为国民党方面的瞿秋白被捕、关押、就义的见证人，他的作证，对于还瞿秋白的清白，起了重要作用。现在要写的是笔者与宋希濂先生之间关于瞿秋白历史问题的多次交谈、了解、调查的前前后后，时间的跨度，是从20世纪60年代“文革”初期到80年代初。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罗汉岭下英勇就义。当时，宋希濂是国民党第三十六师中将师长，驻扎长汀，瞿秋白烈士就是由宋部直接审讯并奉蒋介石“就地处决，照相呈验”的命令执行枪决的。

这一事实是远在我学生时代就知道的。

当我到政协不久初识宋希濂先生时，他的儒者般的外表和风度，使我不大相信他曾经率领过几十万兵马，更难以想象他就是执行蒋介石的手令直接下达命令枪杀瞿秋白的主犯。

在“文革”之前的五六年时间内，我既没有向他提起有关瞿秋白的事，也从未听他谈起过这段在他来说虽然今日万般悔恨却无可挽回的罪责。

“文革”前夕，有关瞿秋白“变节”之

事先由上边传出。政协直属组的召集人之一王芸生，在一次会议间隙问我是否知道此事，我答，我也是耳闻，而并非正式传达。其时，“文革”风暴的序幕已经拉开，许多人情绪紧张，王芸生也不例外。但他仍悄悄告诉我，这个消息是可靠的，并提出宋希濂是直接当事人，宋本人在会上怕不便说，他去问宋也不合适，建议我作为工作人员，从了解史料出发，得便可个别与宋接触一下，探个究竟。

在王芸生的提示下，几天后我利用一次会议前的半小时，在政协礼堂前厅的一个角落，以闲谈的口气询问宋是否知道传闻瞿秋白历史上“变节”之事。

他听后停顿了一会，才说他也听到了，时间比我们早得多，因为上边已经派人向他调查了解过一次。

他的回答引起我的兴趣，便追问道：“宋委员（宋于1965年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上与溥仪、杜聿明、范汉杰、王耀武等同时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仍兼任文史专员——笔者注），我个人对历史人物感兴趣，如果方便，您是否能多说几句，只谈当时您所知道的情况，可不涉及今天。”

宋希濂笑了，又停顿了一会儿才答复说：“问题就是今天新提出来的，怎么能一点不与今天发生联系？不过，我所知道的事，在里边时（指1959年宋被特赦前在狱中改造时——笔者注）我就讲过并写过材料了。要说起来，话很长，恐怕得另选时间。你有兴趣，谈谈也无妨。

“我记忆中总的印象，瞿秋白是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是一名有信仰的共产党员，但我同时又直接的感觉他是个文化人，一个气质素质都具备且心胸坦然的文化人。他在牺牲前，写过一篇经别人提起我才记起的题为《多余的话》的长文，我肯定看过这篇文章，感觉是他这篇文章更加深了他是典型文化人的印象。他的“变质”如果指的思想，我不敢说，因为他文化人的气质的确更浓于共产党人的形象。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当时我直接审问过他，手下人多次审问过他，南京国民党组织部还专门派人来审讯过他，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没有出卖任何共产党的组织和任何一个秘密的共产党员。

“他写的《多余的话》，我印象很深，当时我看过的，并不是国民党后来编造的。前些日子上边组织派人向我调查了解，给我看了这篇《多余的话》，我答复说，是这篇文章，内容，语气，文采，都同我记忆中相符，但我不敢保证发表时是否被编者动手修改过（因宋其时看的是杂志上刊登的——笔者注）。

“30年时光过去了，我不可能什么都记得很清楚，但我说的这个总概貌不会错。若要详细了解，我可再想想，可另约时间。由于我以前写过材料，又是我一生经历中的一件大事，总的事情经过还能说得再细一些。”

这简短的交谈，引起我极大的兴趣。

作为蒋介石枪杀瞿秋白手令的执行人，宋希濂讲述了瞿秋白被捕、审问、关押、就义的细节

隔日，我向王芸生简要汇报，他听罢笑笑，并对我说：“这是历史，一篇富有戏剧性的传奇史。你是大学文科毕业生，工作之余多积累点这类史料有好处。”

王芸生的话，对我是个鼓励，更激起了我的兴趣，使我不几天后就约宋希濂先生长谈。

头一次谈话的地点在政协机关。准确的时间应是1966年的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