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人士》同读者见面了。这部在我的着作中字数最多、开本最大的文集式的作品，是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从我的三十余年来出版的着作和散见于报章杂志的文章中精心编选的。除了我的《梁漱溟问答录》、《梁漱溟与毛泽东》、《1949年后的梁漱溟》、《“反面教员”梁漱溟》等四本关于梁漱溟先生个人的专着外，有关我同其他老一辈爱国民主人士忘年交的内容，最主要的篇幅，都包括在这本着作里了。近日来，身在浙江江山老家居住的我，夜深人静，桂花飘香，翻看完从北京寄来的书稿清样时，不由得浮想连连，多少人事涌上心头，久久不能平静。

20世纪60年代初，我走出上海复旦大学的校门不久，即走进了北京全国政协机关的大门，直到2004年退休，迄今已五十余年。岁月无情，往事悠悠。我从一名会议记录员（尊称“小组秘书”）起步，在全国政协机关的大门内多个岗位上服务过，直至参与《人民政协报》的筹办，担任该报的副总编辑、高级记者，而后又有幸被推选为第八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新闻出版界），但实际工作岗位仍在全国政协机关大院之内。如今，我已是75岁的老头。在至今仍健在的人民政协工作人员中，把我列入“老政协”的队伍，应当说并不夸张。

多少小事、大事，如同过眼烟云，都已成了历史。我曾服务过的人民政协队伍中的众多老前辈，绝大多数已经作古。即便是这支队伍中的同辈，也正在相继离去。缅怀和感叹，均在情理之中。伤感和哀痛，也无济于事。健在的同辈们见面谈起往事，常有人说忘了，记不得了。这是事实，也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我也并不例外。但他们常称我为有心之人。为什么呢？原来我这个人从踏上工作岗位开始，就有记大事记（不同于每天都写的日记）和保存自己参加而不须上交的各种会议、活动的记录本和原始材料的习惯。当初这样做的动因，只限于留下作为自己的工作纪念。时间久了，又觉得我所直接服务的对象中多数人几乎每周都得见面、交谈、开会，而在这些前辈中诸如梁漱溟、赵朴初、十世班禅、孙起孟、程思远、王芸生、于树德、杜聿明、宋希濂、爱新觉罗·溥仪兄弟、黄维、沈醉、文强等等，都称得上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有自己一定位置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所言所行，无论是对自己的经历或者是当代历史的回顾，还是对当今时事和国内外事件的述评，都有若干独到的见解，因而颇有保存的价值。所有这一切，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大部分都不可能见之于报端。因为这些所言所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在政协内部的活动范围内，结合自己的“思想改造”，不止一次地谈论自己，“帮助”别人，而在“检讨”中吐露心声，在无奈中展显实情。而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在这个范围内的所言所行，除了向上“简报”反映，或他们自留底稿（实际大部分没有文稿或未保存文稿），最后真正留下的就只有我这个记录员（小组秘书）手上的原始记录本了。

1969年9至10月间，全国政协机关与所有中央机关一样，在“一号命令”之下，大多数人奔赴全国各地的“五七”干校，有不少全家离开北京。

当时我的小女儿不满一岁，只得送到浙江江山老家让年近六十的老奶奶抚养。

我和妻子走上“五七”道路，在湖北沙洋全国政协“五七”干校学习、劳动，“斗批改”，包括自身的思想改造。北京的家没有了，居住的一间半小平房也交公了。仅有的几百册图书、报刊，决心在离京前全部作废纸卖掉。然而当整理到自己的政协小组学习记录为主的近百件原始记录本和有关打印、铅印、手写的材料时，心中拿不定主意了。第一这是自己的劳动成果的组成部分，第二也认识到与此相关的人和事有保存的价值。所幸自己是刚刚三十出头的工作不几年的大学生，“文革”中既不是打派仗的热衷分子，更不是运动的批斗对象，拥有自主处理自己保存材料的权利。于是决定：所有图书报章，全部处理掉，大概只卖了几十块钱；留下所有工作笔记本和各种工作资料，从政协机关总务科要了两个肥皂箱，把笔记本和资料装在箱子里，扔在政协机关的仓库内。3年后的1972年，我从“五七”干校返京后把这两个肥皂箱搬回家中，东西一件也不缺。但是，在“文革”结束之前，神仙也无法预料这些东西何年何月能派何种用场，更何况我辈这种凡人！

真所谓斗转星移，日出日落，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其规律是任何个人所不可逆转的。“文革”十年的灾难、这之前的若干次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运动，都因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重新拨正了航向，迎来了新中国的第二个春天。我的这一堆“无用之物”，也派上了用场。1979年至1980年间，我与两位朋友合作，首先推出了长篇报告文学《李宗仁归来》，在几十家报刊连载、转载之后，印成书发行量达106万册。1980年11月，我第一个撰写文章，从正面描写自1953年后被“冷藏”了27年之久的“反面教员”梁漱溟先生。自此，我就约稿不断，奋力写作，即便自己1982年投身《人民政协报》工作队伍之后，依然在工作之后利用一切业余时间，为我自己亲历、亲知、亲闻的老一辈爱国民主人士“树碑立传”，在国内外逐渐为众多的读者所认可。若从1979年算起（我最早发表作品远在50年代末的复旦大学学生时代），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仍没有停笔。关于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写作梁漱溟、李宗仁及其他人物传记所遇到的困难和障碍，读者可参考本书代序《我写民主人士的缘起》，这里不必复述。至于本书所收集的有关赵朴初、十世班禅、程思远、宋希濂、黄维、沈醉等已故爱国民主人士的文章究竟写得如何，读者可以自选。我的自我评价是，我文中所写的只是他们漫长一生的一些片断，难免挂一漏万，但都不乏精彩处和闪亮点，尤其是大部分内容如同我撰写关于梁漱溟先生的文章一样，称得上是亲历、亲知、亲闻之作，其真实性和可靠性与众不同。是否真的如此，切望厚爱我的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原拟书名为“我所知道的爱国民主人士”，出版社编者建议改为“民主人士”。

汪东林

2011年国庆节写于浙江江山湖溪里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