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报写诗的事，我先应承下来，以后交卷1979年6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五届二次全体会议上，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在政协会上首次论述我国阶级关系的变化、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构成、人民政协的地位和作用“前程远大，大有作为”等等，极大地鼓舞了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各团体和各界人士的积极性。为了适应新时期人民政协和统一战线的新任务、新作用，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决定筹备出版一张全国政协的机关报，作为宣传人民政协和统一战线的舆论阵地。全国政协机关党组书记刘澜涛（后为彭友今）和副书记孙起孟、刘宁一，以及党组成员萨空了、聂真等，都把这件事当作大事来抓，经过反复酝酿、研究，在报请邓小平主席批准后，立即任命萨空了同志为总编辑，又从光明日报社调来徐亦安、张西洛两位老报人任副总编辑，同时从政协机关内部抽调几位搞文字工作的同志参加筹办报纸，我是其中之一。在众多的报名中选定了《人民政协报》，并由邓小平主席亲自题写了刊头，于是在1982年开始了实质性的报纸试办工作，该年11月编辑出版了《人民政协报》试刊第一期，紧接着又出版了试刊第二期。再往下，1983年4月6日《人民政协报》正式创刊了。

这时的我，虽然已从事筹办报纸的具体工作将近一年，但内心仍没有下定长期办报的决心。当时，领导上选中我参加办《人民政协报》主要考虑到两条：第一，我在全国政协机关工作已将近20年，这对于办好政协报有利，因为当时估计报社成立后大批的人员必须从外部调入，政协机关本身不具备这个条件。第二，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已经在报刊发表过不少文章，出版了长篇文学特写《李宗仁归来》。但是，我那时已年过不惑，机关工作搞惯了，而一年来的报纸筹办工作告诉我，要投入办报工作，可要比机关工作紧张得多。因此我虽已奉调进报社工作，却内心犹豫，未下长期工作的决心。

正值此时，我登门拜访赵朴初先生。在通常情况下，我与他每年在政协会议、活动和其他公开场合见面次数较多，正式登门拜访除了有采访任务有过每周一次或数次。一般是一个月或数月一次，特别是80年代之后，因为他年高体弱，工作又繁忙，我有事经常同他的夫人陈邦织大姐或他的秘书通话，大大减少了直接登门的次数。这次登门是在《人民政协报》正式创刊前夕，时间应是1983年3月下旬。见面后他则习惯地让我坐大沙发上，他自己反而坐在旁边，完全是宾主和幼长倒位的格局。我开门见山地对他讲，《人民政协报》

马上要创刊了，一来是约稿，请他赐两首诗词给报纸，以示支持并为政协报壮色，并向他介绍主持副刊编辑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的名字；二来则是谈谈自己的心事，至今没有下定长期参加报社工作的决心，而又不好向顶头上司提出，真不知如何是好？赵朴老含笑静静地听我把话说完。

考虑一下，他才亲切缓慢地对我说：“政协报写诗的事，好说，我先应承下来，以后交卷。我是政协一员，而且是1949年开国的政协代表会议就有我，也称得上是老政协了，政协自己办报纸，是件新事，好事，我当全力支持。要我写诗填词，不敢说月月投稿，至少一年争取交几次稿吧！至于你自己的事，谢谢你信任我，询问我的意见，你我相差30岁，年龄上是隔了一代了，但相识相交20年，称得上是忘年之交了。你能不能再进一步说说你内心深处的想法？”

我愣了一下，深为朴老的关切所感动，便不假思索地说：“朴老，不瞒您说，我内心是这样想的：我已四十出头了，在政协已工作了二十余年，机关里人熟事熟，又正赶上开展工作，增编机构，领导上要作安排比较顺理成章。

再说机关工作有紧有松，既能做好工作，又有余力写写东西。而报社则是紧张而全新的工作，我又是半路出家，如何适应，能不能胜任，都是问题，但工作上的调动，我从前历来不说二话，服从就是。这一会有想法，也不好意思提出来。”

赵朴老听完我的回答，依然笑容可掬，缓慢且亲切地接着说：“政协办报纸，是件新事，大事。新闻工作从来都是一桩重要的工作，也是一项大的事业。你有政协工作经验，又有文学写作的根底，只要下定决心，埋头苦干，我相信在新的岗位上同样能发挥作用，说不定做出机关不具备的新的工作成绩。我的意见，你应该鼓起勇气，去迎接新的挑战。再说，有老同志带头，孙起孟同志是我大学的同学，几十年的至交朋友，他同我说起过政协办报的事；萨空了同志也是我的好朋友，他可是老报人，解放前就办过报纸。他们身上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你在他们的领导下工作，这条件不是相当不错嘛！而且，政协报是政协的报纸，直接受政协的领导，你去报社并没有离开政协，只是换了一个岗位。我想你身上已有的政协工作经验和知识，恐怕都能派上用场，加之有办报的责任和要求，还有许多新的东西等着你学习，你今后发挥的天地大得很，有什么可犹豫不决的呢？我不知道我这些话是不是准确，有没有说重了？但我的话是作为忘年之交的朋友对你说的，是经过思考的，你有什么不同想法，再讲讲。”

我起身告辞，但朴老制止我，说等一等，今天的谈话我也很高兴，在这种时候，我还应该写几个字送你留作纪念。这自然完全出乎意外，还没有等我答复，他已起身走向书案，笑嘻嘻地铺开宣纸，打开墨盒，沉思了一会儿，就提笔写下：“壹志金可镂，多闻道不穷。艰难成学业，终达妙高峰”。

他写毕，郑重地对我说：“这首诗就送给你了，四十而不惑，来日方长。我相信你会作出新的成绩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十分激动，拼命地控制住自己，才没有流出泪水。2000年5月23日即赵朴初病逝的第三日上午，当我走进他寓所设置的灵堂，一下子想起18年前赵朴老教诲、鼓励我的这一幕，我真的无法控制住自己的眼泪，而不得不伏地恸哭。

口述“抗战一事”

1985年8月15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在这一年的三四月间，《人民政协报》编委会就决定，为迎接和庆祝这个有意义的纪念日，计划举行“抗战一事”征文活动。入选的文章不仅在《人民政协报》发表，而且结集出版。征文的办法，除了发布信息，号召有此亲历、亲见、亲闻的读者主动撰稿、投稿，还发动人员不多的本报编辑、记者主动采访，挖掘珍贵史料。我的任务就是采访赵朴初先生和宋希濂先生，各写3000字的“抗战一事”文章即可。由于宋希濂其时已定居美国，每年3月间回国参加一次政协大会，平时不在国内，因此无法采访。好在由我撰写的传记文学《宋希濂今昔录》（共15万字）即将出版，经联系宋希濂先生授权由我从传记中选取一段改写即可。于是我的直接采访的任务就剩下赵朴初先生一位了。我大约在5月间把这项任务告诉赵朴老和陈大姐的，陈电话告我，说赵朴老很愿意做这件事，让我届时提前预告直接登门就是。大概是6月初的一天，我登门采访，赵朴老夫妇同在。一开头赵朴老就说：

“抗战八年，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段重要历史。大事悠悠，写不尽的可歌可泣的篇章。我个人也是过来之人，虽然力量单薄，所做有限，但细细回忆，至今难忘的事还真不少。你要的是抗战一事，我要谈的却不止一事。我看办法还是想起什么谈什么，想到哪里谈到哪里，你可以从中选择一件，行不行？”

“我当然赞同，只要您老有时间，我是多多益善。”我说。

于是采访开始，我打开小型录音机，又打开笔记本，由赵朴老本人侃侃而谈，陈大姐在旁偶尔插话，补充某些细节。出乎我意料的是，这次采访不是半天，而是话匣子打开，欲罢不能，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谈了七八次之多。

我后来形成的文字，不是3000字而是3万字。在过去，我只是笼统地知道赵朴老在抗战八年中以佛教居士的身份从事慈善救灾和救助难民的工作，但对具体的事例、业绩则毫无了解。通过这次采访，我对赵朴老更加肃然起敬，深为他的为国家为民族的献身精神所感动。2000年5月30日新华社发布的《赵朴初同志生平》中说：“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后，他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组织妇女支前，动员和掩护300多名青壮年奔赴前线，千方百计地救济、安置难民。上海沦陷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积极与新四军联系，把经过培训的千余名中青年难民，分批送往皖南新四军总部。”这短短的一百余字，浓缩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多少不同寻常的智慧，多少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了让今天敬重赵朴老的读者了解有血有肉的战斗业绩，我在这里摘录十多年前写的拙作《赵朴初往事录》长文中的几段，以示永久的纪念。

炸弹震惊“大世界”

1937年“七七”卢沟桥的炮声，惊醒了全国亿万同胞，也促成了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字面上的协议变成事实上的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作为全国经济金融中心的上海，立刻出现越来越浓的战争气氛。种种迹象表明，一场五年前“一·二八”式的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上海滩上，人心浮动，忧如赤日炎炎的长夏，让人烦躁，焦急，不安……8月13日清晨，一位衣着整洁、仪表潇洒的青年，走过行人还不多的上海闹市区的着名娱乐场“大世界”的门口，踏上云南路，推开坐落在这里的上海慈善救济中心——仁济堂的大门。一个多月来，除了守夜人，他总是每天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

仁济堂是上海一个有百余年历史、在社会颇有名气的慈善机构，它的主持人大多数是上海佛教界的知名人士。它原有的工作仅是给灾区百姓施医给药，或者救济各地逃荒来沪的灾民。但自全国抗战爆发之后，古老的仁济堂也被推进了全民族共同抗战的洪流。“七七事变”后，这里设立了新的机构——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简称“慈善会”），使仁济堂这个原来的纯民间的慈善组织，变成了一个官民合作的为抗日救亡服务的慈善团体联合的办事机构。主持者除了上海慈善界（多为佛教界）知名团体和人士，还包括了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社会局局长潘公展，他们还委派了常驻仁济堂的工作人员。

这位8月13日一早第一个推开仁济堂大门的英俊青年，就是时任中国佛教会（办事处在上海）主任秘书的赵朴初。他时年29岁，也追随佛教界老前辈参加了“慈善会”，担任该会的常务委员。

“慈联会”虽然是个临时性的机构，但上海市社会局派来的干部却掌握着人、才、物大权。上海慈善界、佛教界的王一亭、屈映光、黄涵之等老前辈经常到仁济堂视事，他们不放心社会局官方人员的工作责任心。

黄涵之特别要赵朴初作为他的助手，每天在仁济堂坐班，赵朴初天天看着这帮社会局的干部晚来早走，工作能推则推，便把情况如实向诸老前辈汇报，他们几次与潘公展交涉，仍然收效甚微。而赵朴初对工作却总是任劳任怨——别人管的，他帮着出力；别人推开不管的，他主动接起来。日子不长，仁济堂“慈联会”的同事们，便异口同声地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不管部部长”。他因此忙得不亦乐乎。

赵朴初这种为人准则和做事态度，有着深厚的家庭影响和自我修养的渊源，他出生在安徽太湖县的望族之家，自幼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当他进入苏州东吴大学读书之后，更对佛学经典发生浓厚兴趣。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佛学伴随着中国漫长的哲学史、社会史、文化史，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它面对社会和人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赵朴初潜心研究这门社会科学，自然也就把佛学中有关人生修身处世的准则作为自身现实生活中的道德规范。他茹素，慈悲，行善，成为一名佛教居士。只要是对社会和百姓有益的事，他便一丝不苟地去做好。更何况眼下慈善工作的对象已不是一般的灾民，而是无家可归的战争难民。“慈联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抗击日寇的一个组成部分。

赵朴初因此事无巨细，都认真细致，不挑不拣，夜以继日地奔忙……8月13日这天上午，仁济堂得到淞沪抗战正式打响的消息。大上海怒吼了！在仁济堂上班的人们也精神振奋，纷纷向外联络，打听战事的细情。中午接上边来电，说郊区和闸北方向大批难民涌向城区，要仁济堂提前做好安置的准备。不料社会局派来仁济堂的负责人借故他去，无人领头。赵朴初当机立断，召开全体会议，毅然宣布：“同事们，朋友们，今天闸北的大炮打响了！国难当头，大丈夫义无反顾，现在仁济堂的负责人都不在，我是“慈联会”的常务委员，各位又常戏我为“不管部长”，今天的事就由我管了。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立即着手准备战争难民的安置工作。”

没有人表示异议，赵朴初立即提出：“安置难民第一需要交通运输，第二需要落脚的场所，第三是安排开伙开饭，第四是施医给药。目前最重要的是第一、二项，必须尽快有着落。”

大家很快作出两项决定，一是由“慈联会”尽快租用十辆大卡车。

二是在仁济堂可联系的范围内就近找较大的去处，如剧场、电影院、同乡会、庙宇等等。此时，一批批难民已相继涌到。

赵朴初连忙派人向仁济堂外边的难民发布安民告示，告诉他们早则今夜，晚则明天，“慈联会”一定给大家作出安置。难民欢呼不迭。

当晚，赵朴初要求其他同事，能留守的尽量住下，家中有急事的可先回去一下，再尽快返回来。

社会局的人走了许多，原仁济堂中国佛教会等慈善团体的人一个也没有走。

“八·一三”之夜，赵朴初不能成眠，他焦急地等候派出去雇用大卡车的音信，忧心如焚。他睡不着，半夜出去，看到成千上万的难民秩序井然地躺卧在云南路两旁，许多人没有入睡，赵朴初与难民中的老人和青壮年交谈，方知他们有来自上海郊区各县的，有来自市区闸北和南市的；有的人家已经遭到日寇的炮火轰炸，家破人亡，有的人在炮火***逃，除一身衣服，什么也没有携带。

次日上午，望穿两眼的十辆大卡车，终于开到仁济堂的大门口。赵朴初长吁一口气，和同事们伏到一张市区地图上，寻找有条件安置难民的去处，标上记号，立即打电话联系，很快落实停当。

不料第一批难民尚未出发，日寇飞机突然空袭市区。仁济堂人心紧张，社会局有几个人想出逃，被赵朴初阻止。赵朴初到门口一看，难民们却依然呆在马路旁，并无惊慌之状。对比社会局那些人的惶惶欲逃之状不禁十分生气！正往回走进大门，突然一声巨响！一颗重磅炸弹正中近在咫尺的“大世界”门口，霎时间血肉横飞，许多行人遇难。爆炸的强烈冲击波把仁济堂的窗户玻璃震破，砖瓦震落，一块大砖头落在赵朴初办公桌上，幸好赵朴初不在屋内。

战火中的难民收容所

这一颗炸弹真是非同小可！在仁济堂“慈联会”办公的社会局干部们，等炸弹响过，都一溜烟夺门逃散了。赵朴初一看，当即大声疾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