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病逝。

政协直属组的老人们自行决定，以一个多月的时间，讲述每个人同周恩来的交往，以表达极为悲痛的悼念之情。

程思远在发言时说了一段往事：

李克农向周恩来建议争取李宗仁回国，周恩来商得毛泽东赞可“我同诸位一样，听到周恩来病逝的噩耗，真是肝胆俱裂，欲哭无泪！我也同诸位一样，曾有幸多次面见周总理，亲聆他的教诲。在我的一生中，最难忘的是1965年7月我随李宗仁先生归来之前的几次到北京同周总理会面，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谆谆教导，促使我下决心回到祖国的怀抱，开始走后半生新的人生历程……（哽咽）

“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印尼万隆亚非会议上发表公开声明，提出中国政府愿意就缓和台湾海峡局势与美国当局进行商谈，并表示在可能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将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促使它回归祖国。当时居住在美国的李宗仁先生，深为周总理的这一宣告而兴奋，随于同年8月在美国发表了《对台湾问题的建议》，明确表示：中国内战不宜再起，台湾问题只能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坚决反对台湾“托管”和台湾“独立”的任何分裂活动；主张恢复国共和谈，以在谈判中寻求一项最后统一祖国的安排。李宗仁先生的这一《建议》，表明他同台湾国民党当局***政策立场的决裂，也与他在这之前搞“第三势力”运动的基调大不相同，这就不能不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这一消息传到国内，曾经在抗战时期担任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的李克农当即向周总理建议争取李宗仁先生回国看看，周总理商得毛泽东主席的赞可后，于是才有了我于1956年“五一”节回内地观光的首次北京之行。

“我从1950年以后一直居住香港。由于我同李宗仁先生的关系，由于香港要比美国方便得多，因此我从这次北京之行开始，成为周总理和李宗仁先生之间传达谈话、沟通情况的联系人。

“我于1956年4月28日到达祖国首都北京。1956年是国内形势非常好的一年，我从“五一”节的天安门观礼中，亲眼看到人民群众欢歌雀跃，对共产党和毛主席衷心爱戴之情。作为从另一个世界首次投入祖国怀抱的我，那心头真是别有一番滋味，欢乐中交织着苦痛，兴奋中伴随着悔恨，我的激动的心绪更在期待着后来被证实成为李宗仁先生和我回归祖国契机的同周恩来总理的首次见面……”

18年前的一面之缘，周恩来竟记得非常清楚

程思远说：“5月6日晚，张治中（文白）先生邀我去他家吃饭。抗战后期文白先生是“三青团”书记长，我同蒋经国、倪文亚、郑彦等在他手下任“三青团”中央团部的处长，后来他又是李宗仁代总统的和谈代表团团长。

由于这些历史关系，文白先生对我亲切坦诚，无话不谈。晚饭后他对我说：“明天下午在政协礼堂的酒会上，周恩来总理要见你。”

“次日下午3时政协礼堂的酒会上，周恩来总理是首席主人，我正同文白先生谈话，他健步走过来，不等文白先生作介绍，就满面笑容地向我伸出手来，说：“欢迎你回来，程思远先生。”接着又说：“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

1938年在武汉，我们就见过面了。”这后一句话使我吃惊。是的，1938年初，我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办公室当机要秘书，其时广西学生军从广西后方开来，驻在武昌蛇山抱冰堂，白崇禧要我去汉口邀请并陪同周恩来（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对学生军发表演讲。一面之缘，时隔18年，这记忆力怎能不令人吃惊？周总理又问我多大岁数？我答“47岁”，他说“你体格不错呵”，我答“天天游水锻炼身体”。然后转入正题，问我“这次来有什么计划、打算？”我答“没有，想听听周总理的指示。”周总理笑着说：“我也没有什么指示，只希望你到各地走走，多看看，比如东北，那是我们的工业基地，你都可以去看看，国家起了变化，有事实，有材料，你回海外才有讲的资料呵！”我不无歉意地回答：“这次我来得匆忙，外地参观怕不能去了，以后再补吧。”周总理笑着点点头，然后招呼在场的刘斐、余心清、屈武他们，说：“你们这几天多花点时间陪程思远先生到附近看看，多谈谈祖国这几年的情况。过几天，我再安排时间同程先生详细谈谈。”

周恩来和程思远谈了三个小时，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

程思远接着说：“5月12日中午，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招待我，参加者有李济深、张治中、邵力子、黄绍、刘斐、屈武、余心清、刘仲容、刘仲华和李克农、罗青长等人。午饭前，周总理对我说，这次是建国以来我们党第三次同海外国民党人士的接触。第一次是叶剑英在广东同前中国银行总裁张嘉趝（公权）接触，第二次是同龙云的儿子龙绳武，第三次就是你了。

在宴席上，周总理高度评价李宗仁先生对台湾问题的建议，说德邻先生身在海外，关心祖国统一，这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出席宴请的老朋友们谈笑风生，回顾往事，展望未来，气氛十分亲切融洽。午饭后，周总理在客厅里同我进行了将近三个小时的长谈。周总理说，我们国家当前的对内对外政策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按照这个方针，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以诚相见。过去，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希望将来有第三次国共合作。有人说，过去两次国共合作，结果都是凶终隙末，但究始追源，责任不在我们。这是事实俱在，有目共睹的。周总理又说，现在海外还有很多人对我们国家的情况不大了解。你可以告诉他们，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经过多年的战斗打出来的江山。第一，我们是自己打出来的；第二，在我国国土上没有一兵一卒的外国驻军。第二次大战后，国民党当局同苏联签订了一个条约，把旅顺、大连让给苏联共同使用。1950年，我同毛主席到莫斯科，重新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把旅大收回来。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完全是独立的，是领土完整的国家。

国家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结，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革，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全国局面大好。我们希望海外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都能充分了解这些情况，看到我们的国家是大有可为、大有前途的。周总理谈话的最后再次肯定李宗仁先生在海外发表的那个《建议》，认为德邻先生反对台湾“托管”，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欢迎李宗仁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周总理要我把谈话的精神和对李宗仁先生发出邀请的信息，转达给李宗仁先生和海外人士。周总理的这次亲切接见和谈话，是我的幸运和光荣，我当即表示愿意为此而努力。这是李宗仁先生最终于1965年7月回归祖国的一个重要的开端，也是我个人在周总理谈话精神所体现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迈出了人生新历程的第一步。”

周恩来要程思远转达给李宗仁的话，因保密而不能写成文字，怕程忘记，让他复述好几遍

“从这次同周总理会面之后，我在1959年10月、1961年6月、1963年11月，直至1965年6月，总共五上北京，五次都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一次又一次接受他的教诲，一次比一次加深了我对祖国的向往和热爱，包括我发自内心的对周总理的崇敬和爱戴。今天，由于时间所限，我不能一一细述了。但我还想插一段1963年11月周总理同我的一次使我终生难忘的谈话。

那时，经过几年的工作，李宗仁先生已决定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和安排从海外归来。1963年11月14日我秘密回到北京，向周总理请示。15日深夜，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我。在我简要汇报情况后，周总理要我向李宗仁先生转达意见，怕我忘记（因保密而不能写成文字），要我一再复述，牢记在心中。周总理的意见，最重要的是“四可”：第一，李先生可以回来在祖国定居；第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第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第四，回来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还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总之来去自由，不受拘束。此外，周总理还谈到李先生在政治上一些应当注意的问题，考虑得十分细致和周到。这次接见，一直谈到东方欲晓。临别之际，总理从紫光阁一直送我到台阶下的汽车旁，还边走边殷殷嘱咐，令人感动之至。对于周总理的胆识、才智、经验和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从这次深夜的数小时交谈中，我的认识和体会有了升华。我深深地感到，周总理是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是毛泽东主席最亲密的助手，是本世纪中国的伟人之一，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今天我们痛失这样卓越的领导者，是何等巨大而不可弥补的损失！我的发言占时太多，只能说到这里了。我愿与诸位一起，以最大的毅力，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去完成周总理的未竟事业。”

程思远的发言，使民主人士那次追思周恩来的学习会延长了半个小时。

会议主持人之一的王芸生说：“程公有幸在李宗仁先生归来这件大事上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并亲自受到周恩来总理这么多次的直接教诲，令我们羡慕和赞叹。我个人认为，包括在座诸公在内，我们今天是痛悼周公恩来的仙逝，我们还应该在适当的时候，把这些动人的史料写成文章，写成书，以便教育更多的人，并传之后代！”

王芸生的话当时无法兑现。因为“四人帮”极度畏惧周恩来的威望和影响，他们千方百计压制人民群众对周恩来总理的哀悼。在他们牢牢控制的报刊、广播、电视上，除了中共中央决定非刊登不可的追悼周恩来活动的消息和画面外，几乎没刊登任何个人署名的纪念文章，甚至低劣到发表《清华大学大辩论带来大变化》这样的长篇通讯，来冲淡人民对周总理的思念，《人民日报》因此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抗议信和抗议电话。

申伯纯：周恩来光彩照人

1月9日的会，在召集人于树德宣布大家“坐下”、“节哀”之后，老人们恢复了平静，另一位召集人王芸生接茬说：

“周恩来不仅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终其一生为国为民呕心沥血所建树的丰功伟绩，为全国各族人民所崇敬和爱戴，而且他是国际舞台上的了不起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我有幸担任中日友协副会长，接触过许多日本朋友，无论是政界、商界、文化界，还是普通的日本平民百姓，对于周恩来的业绩和人品有口皆碑。作为中国共产党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周恩来的一生是执行毛泽东这一战略思想的光辉典范，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他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所作出的贡献，足够写出一本生动活泼的大着作。对于这一点，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有切身体会。如果我们细细回顾，肯定每个人都能写出一篇好文章。令人心碎肝裂的是这样一位伟人，这样一位与我们每个人血肉相连的知心人，竟离我们而去！呜呼，我们后死者只有强忍悲痛，用事实诉说他的功业，他的思想，他的品德，他的风范，以此激励我们化悲痛为力量，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奋然而前行。所以我们几位学习组的召集人决定，原来安排的学习内容先放一放，大家集中时间来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缅怀他，学习他，让他的革命精神永存。我想各位都有话说，现在开始发言。”

申伯纯首先举手，王芸生即说：“好，申老开个头。各位都知道，1936年发生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周恩来促成和平解决，功垂史册，申老亦身在其中；建国后申老又任政务院秘书厅主任，后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他有几十年的切身感受呵。”

申伯纯最后擦一擦自己的眼眶，把手绢放进口袋，稍停片刻，才严肃而凝重地说：“我的眼泪已经哭干了。今天早晨4点半，我尚在熟睡中。我的老伴有失眠症，常常在她屋里早早打开收音机，平时只顾自己听，从不打扰我。但她今天冲进我的卧室，用哭声把我唤醒，我一听这五雷轰顶的消息，禁不住在被窝里呜呜地哭，那真是老两口抱头痛哭呵！然后是6点半进早餐，哀乐又起，在家的孩子都哭了，我又克制不住自己，第二次哭了。到今天会上，我看见各位同志和朋友，有比我年长的，有比我年轻的，但都是同一时代同一辈分的人，我想了许多，想着想着，又失声痛哭了。我十分赞同刚才于树老和王芸老说的，我们一生经历过多少震动人心的事，但今天的震动恐怕是最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