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溥杰（1907—1994），北京人，满族，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胞弟。1929年到日本东京学习院、日本陆军士官司学校学习，1935年回东北后任“满洲国”“宫内府侍从武官司”。1945年日本投降、“满洲国”灭亡时，与溥仪一起被苏联军队俘获，1950年移交中国政府羁押，1960年被赦，曾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

1987年仲夏时节，北京。

依然是那座宁静而小巧的四合院。

依然是鲜花芬芳，果木青葱，藤萝满架。

但我一跨进院门，一颗原本就不平静的心，不由得更加紧缩起来。

这座住宅的主人，80岁高龄的爱新觉罗·溥杰先生，刚刚失去结发50年的妻子。她原名嵯峨浩，是日本皇族嵯峨胜侯爵的女儿。自从1937年4月3日与爱新觉罗·溥杰结婚，便改姓爱新觉罗·浩，并立即加入中国籍，成为一名中国籍的日本人。

从60年代至今，我已记不住来过这个院落多少次了。但印象较深的有三回。第一次是在“文革”前，我刚调到全国政协机关不久，跟随一位负责同志前来拜访。浩女士的日本礼节，使得年轻的我近乎手足无措。第二次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不久，也是与领导同志同去拜访的。因为当时的环境和心情，彼此都有一股说不出的沉重感。但溥杰夫妇礼节依旧，门前迎送，她仍然一再深深地弯腰鞠躬。第三次是1980年初夏，我应报刊之约登门拜访写文章。浩女士当时已在日本探亲，溥杰先生同我长谈，气氛随便而活跃。

只是当话题转到周恩来总理的时候，他忽然沉默，低头，双手掩面，泣不成声，立刻震动和感染了我……

我脑际闪现着往事，跟着溥杰先生穿过庭院，走进客厅，在浩女士的遗像前默哀。溥老一再向我致谢后，便在沙发上落座，和我摆谈起来。

岁月漫漫，往事如烟。

我该如何落笔呢？他们50年的夫妻，岂是笔墨轻易所能描绘的么。我只能如蜻蜓点水，择要记述了。

吉冈安直命令说：“希望你与日本女子结婚，这是关东军的考虑……”

1932年2月23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精心策划下，爱新觉罗·溥仪登上了伪满洲国“皇帝”的宝座。自幼就与溥仪形影不离的溥杰，对其同胞皇兄的行为，是百分之百地顺从和支持。为了“亲善”，溥仪送皇弟溥杰留学日本；在日本学习院毕业后，又转入士官学校学陆军。1935年冬天，溥杰从日本回到长春，当上了禁卫军中尉，着一副戎装，带起兵来。

溥仪在伪满洲国宫中，已有皇后和妃子。而年仅28岁的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溥杰，却未有婚配。溥杰当上禁卫军中尉不几天，日本关东军就有人经常向他谈论婚姻大事，说日本女人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妻子。溥杰没有领会这些话的用意，他深知自己的婚姻并不决定于他自己，而是将取决于当皇帝的哥哥。

一天，溥仪把他找去了。他抬头望了一眼兄长那张阴沉的脸，估计到将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他们虽然是亲兄弟，但由于“皇上”的特殊身份，从来交谈都是哥哥滔滔发话，弟弟点头称是。于是溥杰在一旁站着，耐心地等待着皇兄的训导。

“你今年已经28岁，应该考虑婚姻大事了。是不是有人想让你娶日本女人做妻子？你自己怎么打算？”溥仪压低了声音询问道。

溥杰沉思了一会，回答说：

“有人同我说过娶日本女人做妻子的事，那都是随便聊天时说的，我从来没有当真。我的婚事由皇上做主。”

溥仪露出满意的脸色，因为他相信弟弟说的是真话。前些日子，要溥杰娶日本女子做妻子的传闻他也听到了，但他只付之一笑，同样没有认真。没料到，昨天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兼“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即皇室秘书）吉冈安直正式向溥仪传言，关东军希望溥杰与日本女人结婚，以促进“日满亲善”。听了这话，溥仪十分不安，立即与亲信商议对策。溥仪断定这是日本人的阴谋，是想让溥杰娶了日本女人，生养日本血统的儿子，时机成熟即取代溥仪的皇位。因此他马上找溥杰谈话，决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溥杰找个中国妻子，把生米做成熟饭。溥仪以缓慢而有力的口气向溥杰说：

“我们爱新觉罗的皇室血统，怎能与日本人混合？再说家里安了个日本女人，还不等于统统在日本人的监视之下了么！因此，日本女人是万万不能娶的。我现在马上派人到北京去给你说亲！”

“我听从皇上的安顿。”溥杰回答道。

不多久，北京的对象就找妥了。溥杰看了照片，了解了身世，也表示满意。正在这时，吉冈安直直接找了溥杰，命令说：

“希望你与日本女子结婚，这是关东军的考虑。你身为“御弟”，要为“日满亲善”做出表率的；你又是军人，对日本军方的考虑应持什么态度，难道还不明白？我郑重告诉你，本庄繁大将在东京将亲自为你做媒，你不可去北京接受亲事，而必须等待东京方面的消息。”

主子的决定是无法违抗的。要做“皇帝”，没有日本人的大炮和刺刀，是不行的。溥杰把吉冈安直的命令呈报给兄长溥仪，溥仪身边所有的人都哑口无言。

溥杰与日本皇族嵯峨胜侯爵的女儿嵯峨浩还在日本度蜜月，关东军便策划通过了一个“帝位继承法”

1937年4月3日，爱新觉罗·溥杰与日本皇族嵯峨胜侯爵的女儿嵯峨浩在东京完婚。溥杰时年30不满，浩女士23岁。

不出溥仪所料，溥杰婚后还在日本度蜜月，关东军便授意和策划伪满洲国的“国务院”通过了一个“帝位继承法”。其中明文规定：皇帝死后由子继之，如无子则由孙继之，如无子无孙则由弟继之，如无弟则由弟之子继之。

呜呼！满腹狐疑的溥仪越加提心吊胆，坐卧不安。溥杰夫妇回东北后，他不再同溥杰说任何心里话，溥杰的妻子送来的食物他一口也不尝。遇上非与溥杰同桌吃饭不可的时候，桌上凡是浩女士做的菜，他都等溥杰下箸之后才略动一点，决不多吃。

溥杰转年就要做父亲了，溥仪更加心惊肉跳。他自己虽然是后妃俱备，无奈没有一儿半女。如果弟弟一旦得子，帝位必将为侄儿所继。溥仪接二连三地算卦，想搞清浩女士的肚子里究竟是男是女。溥仪推想，关东军要的就是一个日本血统的皇帝！而他本人和溥杰夫妇，都可能在浩女士一旦生子之后死于非命。但他没有把这个看法对溥杰吐露，他要等到浩女士的胎儿呱呱坠地之后再说。

事情好像在与溥仪做游戏，浩女士头胎生下一个女儿，取名爱新觉罗·慧生。两年之后她又生一胎，生下来的还是一位千金，取名爱新觉罗·生。

溥仪还没有来得及第三次卜卦算命，伪满洲国就伴随它的日本主子覆灭了。

他和他的弟弟溥杰都成了苏联红军的俘虏，以后被移交到新中国的战犯管理所，开始走上新的生活道路。

溥杰与浩女士的结合，无疑是“日满亲善”的政治联姻。这在溥仪兄弟是一清二楚的。但在浩女士，却对政治联姻的实质没有觉察，她对政治也不感兴趣。她想的是如何顺从和侍候丈夫，尽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职责。早在日本东京降重婚礼后的新婚之夜，溥杰就发现浩女士不仅有着花容月貌，而且有着善良的心。后来，随着岁月流逝，有了第一个女儿，第二个女儿，溥杰可没有像他的皇兄那样想入非非，自找苦吃。他更加深沉而实在地感觉到的，是浩女士的恩爱和温馨。那一对活泼可爱的女儿，更给他们七八年的夫妻生活增添了欢乐。

然而在严酷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家庭生活（包括爱情）却又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溥杰在伪满洲国的地位和作为，使他和他的家庭受到了政治激流的冲击，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所幸的是种种冲击和磨难，并没有导致溥杰夫妇家庭生活的毁灭；恰恰相反，伴随着爱新觉罗·溥杰政治上的新生，他们的家庭、爱情，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她得悉自己的丈夫没有死，便在新中国成立后，设法获得了与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丈夫通信的自由

伪满洲国覆灭、溥杰因罪服刑之后，浩女士经历种种磨难，携带两个女儿转辗返回日本。她得悉自己的丈夫没有死，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设法获得了与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丈夫通信的自由。她惦念着丈夫，把自己的心血倾注在两个女儿的身上。丈夫在社会地位、身份上的大变化，并没有动摇她对溥杰的顺从和忠诚。她没有改变自己中国的国籍。女儿们在日本长大，只会说日本话，但浩女士总是反复告诫她们：“你们是中国人，你们的父亲正在中国服刑，他叫爱新觉罗·溥杰，他仍然是一家之主。”

浩女士的谆谆教诲，使得两个女儿也不断惦记着在遥远的中国监狱之中的父亲。但浩女士万万没有想到，正是她自己这种对丈夫执着的爱，在即将与丈夫团聚的前夕，导致了大女儿的一幕悲剧。

溥杰在中国监狱进入第15个年头，大女儿慧生20岁了。女大当嫁，她爱上了一位与自己意趣相投的日本青年。浩女士却持不同的意见，她对长女表示，“你是中国人，应该与中国人结婚，这是一；你父亲在中国，你的婚姻要成为事实，必须有父亲的同意。我作为母亲是不同意这桩婚姻的。只有你父亲同意了，我才能同意。”大女儿同母亲的意见相抵牾，矛盾越闹越大，亲友们劝解不了，最后便给中国监狱里的溥杰写信。

这时候的爱新觉罗·溥杰，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教育、感召下，立下了洗心革面，赎罪立功的心愿。他自然也惦念远在日本的妻子和女儿，但更是悔恨自己前半生所走过的罪恶道路。一天晚饭后，管理所的值班人员交给溥杰一封家信，说：“信中所说的事情，纯属你自己的家事。如何答复，由你自己确定。”

溥杰从字体看出，这是他长女慧生的来信。

爸爸：

……我的婚事已经到了十分关键的最后时刻。我爱他，他也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