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河口离干校住地不到两华里路程，是三江交汇所在，不过河面很窄，水流也不大。由于河水通着长江、汉水，这里终年流水不断，鱼虾丰赡。西河口周围没有农家，河东岸孤零零支着一个窝棚，有两个劳改农场的劳教留业人员，成年在这儿放牧着五百只左右的鸭群。他们白天驾小船赶鸭群沿着小河来回觅食，晚间轰鸭进圈，人也拱进窝棚睡觉。我因为近半年去西河口钓鱼的次数多了，自然短不了与这两位碰面，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劳教犯”，自己又是“再教育”对象，彼此交谈怕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有时躲不过也只是点点头而已。引起我好奇的是，他们一有空闲，便在窝棚前看书读报，特别是个子小的那位，差不多次次都抱着一本书，还拿着笔埋头写着什么。他们的窝棚，我是一直过其门而不入的。有一次实在口渴难熬，想去讨口水喝，推门一看，里边没人。原来这一带人迹罕至，他们是从来不锁门的。既然推开门，那就进去吧。里边有一只用铁丝缠绕成壳的热水瓶，但瓶内空空如也。

窝棚是长条形的，像我家乡浙江乌篷船那样又矮又窄，进门必须哈腰。地上铺着厚厚的一层稻草，头对头铺着两张草席，算是床；被子破旧、发黄，但却整洁；两条小板凳，一张北方农村才有的小炕桌。使我惊奇的是，里边竟摆着一个用竹板自制的小书架，而且上边除陈列着政治书籍外，还有《红楼梦》《古诗源》《文心雕龙》《诗品》一类的洋装古书以及郭绍虞、朱东润教授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论着。这就奇了，一个劳教犯，难道还有着普通人所不敢有的举动和自由？真所谓“山高皇帝远”，普天下总有管不着的地方啊！我呆呆地凝视着这些书，联想着这两位年纪50岁左右的老鸭倌的形象——一身破旧的衣衫，一顶发黄的草帽，与鸭群相伴多少年了，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人！那么，他们的过去是怎样的呢？我曾听人说过，离干校不远的一个劳改农场的分场，都是劳教犯，其中一个队几百人都是1957年划的极“右”分子，从全国各地发配而来。这个队藏龙卧虎，什么人才都有。

兴许，这两位老鸭倌就来自这个队吧。

这天早晨，我路过窝棚，在西河口北侧放好了钓鱼竿，便绕到与我相对的南侧看我的同连同排同班的“五七”战友、捕鱼老手谢风了。

为了全排弟兄能打一次像样的牙祭，谢风昨日晚间就蹲在西河口拉扳网，整整鏖战了一夜。我受排里弟兄的委托，给他送一行军壶开水和一小瓶白酒去。我走到他身边一瞧，所获很使人失望——总共不过十来条三五两重的小鱼吧。他瞧了我一眼，没有说话，端起行军壶喝足了水，又喝了几口白酒，才抹抹嘴对我说：“钓你的鱼去，早上河水看涨，天又下着雨，白天保不准能上大鱼。再干它半天，下午回去，晚间弟兄们就能吃饱喝足，乐个痛快了！”

“那我们的午饭怎么办？”我没有思想准备，脱口而出。

“你听我的没错，饿不着你，钓你的鱼去吧。”谢风回头瞪了我一眼，就不再说话了。

他这话我是相信的。因为他是全国政协机关的老炊事员了，在吃的问题上，他的话从来都能兑现。可现在是在空荡荡的野外，他有什么高招呢？我怕他发火，还不知会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便不再吭声，悄悄走开了。

谢风因为胖得出奇，在机关就很少有人称呼他的大名，正经点的叫他“谢胖子”，许多人都直呼他“胖子”，他从不计较。他出身贫农，长在农村，没有文化，在机关伙房于了几十年了。按当时之规，他在“文革”中应该是可依靠的“革命群众”，因此一直平安无事。不料等到军代表领导机关清理“阶级队伍”，忽然抛出“材料”，说谢胖子是隐藏甚久的“特务”，立即宣布隔离，剥夺了他做饭炒菜的权利。后来自然是“查无实据”，把他放了出来，但仍说他有严重历史问题，不许他再进伙房工作，并与机关干部同待遇，扫出京门，到了千里之外的“五七”干校。初到时，军代表仍不让他进干校食堂，随同大队人马下田种水稻。无奈他人太胖，干农活不利索；而杀猪宰羊、做大锅饭，才是他的拿手好戏、老本行。许多人说了好话，军代表审度再三，才让他重操旧业，进了干校食堂掌勺。兴许是知识分子确有“清高”的毛病，在机关时我虽同谢胖子天天见面，却很少说话，彼此间没有交往。自从一同进了干校，每天夜里都睡在一个通铺上听他猛打呼噜之后，我们的关系就亲近多了。有一次，他打赤膊，趴在床上，要我按摩他那肥厚的背部。我按着，按着，无意中发现他皮下有好些个结节，便推断他患有寄生虫病，乃食生病的牛羊肉所得。别人哄堂大笑，他自己死也不信。后来医生诊断，说是包虫病。他反过来对我说，还是多喝点墨水的人有知识。因为来到了干校这种以往难有的朝夕相处的环境，彼此逐渐了解，一来二去，心也近了。

春雨渐渐稀疏，鱼儿却咬钩饵了。不多久，我就钓上了十多条鲫鱼和鲶鱼，但都是一二两重一条的，这对于一个排的大会餐，喝口汤还不够呢。但由于连连上钩，却过足了钓鱼瘾，忘却了饥饿。我一边钓，一边不时望着对岸拉网的谢胖子，他已经上了好几条一两斤以上的大鱼了。每上一条大的，他都隔岸对着我嚷嚷：

“你快扔掉那烧火棍，跟我学拉扳网吧。我打鱼一辈子，最不稀罕抱着根竹竿，在河边一坐，耗一天上不了一条大鱼，还不如在家躺着呢！”

祸福相倚，1957年提前倒霉的人，在“文革”中却处在世外桃源上午10点刚过，“劳教犯”赶着鸭群回来了。打头的那位瘦高个，冲着谢胖子说：“谢师傅，收了吧，进屋歇歇，开饭！”

“不忙，正上鱼呢！”谢胖子回答说。

他们自然很熟，这是能估计到的。因为谢胖子是全干校第一个早在半年前就偷偷来此打鱼的，而且都在夜间。但我仍怀疑自己是否听清了“开饭”

这句话。

“胖子，刚才他是说开饭，还是我听错了？”

谢胖子回头冲我一咧嘴，说：“怎么，你害怕了？”

“不——”我不加犹豫地回答说：“你都不怕，我还怕什么？不过，他们是犯人，一块儿吃饭，别人知道了，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说你是书呆子吧。”谢胖子两眼一鼓，狡黠地一笑，打断我的话：“这里连个鬼也没有，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你不去坦白，谁能知道？再说人家也不是犯人，都拿工资留场十来年了；论学问，怕比你高得多呢！”

我想起窝棚里的书。好奇心驱使着我，连声说：“好，好，我随您。谁要是回干校漏风，谁就不是人。”

“这不就结了。”谢胖子继续聚精会神地拉他的网，我也回北岸去抱自己的钓鱼竿。

春雨依然稀稀拉拉地下着，鱼儿依然不断地咬钩。只是渐渐起风了，从河面吹来，颇有几分寒意。像是事先商量好的，那位瘦高个“犯人”提着水桶走到谢胖子身边，我看着胖子扒拉着鱼兜，挑出一条大个的，还想取第二条，瘦高个摆手不要，提着水桶往回走。不一会儿，窝棚开始冒起炊烟。一小时后，瘦高个又钻出窝棚，大声嚷着：“谢师傅，开饭！”

同时又转向我，大声说：“这位同志也来吧，一块暖和暖和。”边说边向我走来。

我一瞧谢胖子，他已收网了。我简单地收好鱼竿，迎着瘦高个走去。

窝棚里已经摆好炕桌，菜饭冒着热气。两条小板凳，两摞砖头，正够四人一人一边。四个大菜：一条二三斤重的大鲤鱼，一大盆炒鸭蛋，一盆米粉肉，一盆新鲜菜薹；外加一瓶当地烧酒。在春寒料峭的旷野上，在“劳教犯人”的窝棚里，竟有这样美味的菜肴，这样奇异的聚会，我第一个感觉是如在梦中！

瘦高个开瓶敬酒，谢胖子即说：“我们这位秀才也不喝酒，就咱俩对饮两杯吧。”

于是我注意到另一位“犯人”，他也很瘦，个头比另一位矮半个头。经寒暄，知道高个子的姓张，叫张大鹏，小个子的姓李，叫李平心。小个子“犯人”立即给我端上一大碗白花花的大米饭，他自己也盛满一碗。等谢胖子与张大鹏喝了第一口酒，我们俩便埋头扒饭、吃菜。那饭菜之美味可口，是我一生***席任何一次盛宴所不及的。等我们饭饱菜足，那两位才刚刚喝出一点酒兴来。

“汪同志，听谢师傅说，您也是一位大学毕业生。”张大鹏先开了口：“我这位李老弟比您高一辈，当年是武汉大学教古典文学的讲师。打1957年至今，我们已朝夕相处15年了。我这人没有什么可屈，可惜的是我李老弟的一肚子学问，全烂在肚子里了，可惜啊……”

“张大哥，您又说开酒话了，我不许你瞎说。”李平心打断了张大鹏的话，他说话轻声，态度腼腆，加上那张苍白、瘦小的脸蛋，颇有些女人气。

“什么酒话，我说的是实话！”张大鹏全不买账。

“对对，是实话。”谢胖子举起酒杯插嘴了：“李老弟你不懂，酒后吐真言，喝酒的人有话不说伤身体，你就让老张慢慢唠吧。”

“李老弟放心吧，都不是外人。”张大鹏拉开了话头，“他们千里迢迢打北京来这鬼地方种田，名义上好听些，实际同我们差不了多少。中国的事，从1957年开始出奇，没完没了，闹到今天，奇啊，奇得人人都感到莫名其妙……”

“张……张同志”，我禁不住插话说，“酒话、实话都不妨说，但我建议先不加评论，说事实就行。”

“对对对，瞧你是机灵人，可不像我们这位李秀才呆气十足。”

于是，张大鹏真的开始自我介绍。原来他是抗战后期参加革命的行政十五级的领导干部，反“右”运动前在长江航运局某部门任党委书记。1957年春天，是他亲自按上级布置的精神动员几名科技人员“鸣放”，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几个月后，上级又要他把这几位科技人员划为“右派”。他思想上不通，行动上抵制，结果同那几位科技人员一块成为“右派集团”，他是集团团首，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和公职，发配到这个劳改农场劳教了八年。“文革”前他摘去帽子，恢复工作，定为行政二十二级。但由于：一不能恢复党籍，二不能回原单位，三没有了家庭（老婆离婚而无子女）。他宣布，哪儿都不去，就在农场养老送终了。于是他继续养鸡放鸭。所不同的是，别的刑满留业人员只有二三十元的工资，而他有五十多元。在行动上，他有更多的自由和方便。

说到此，张大鹏颇为感慨地说：“我在劳改农场15年，生产鸡、鸭、鱼、肉是我的本行。我养了3年猪，3年鱼，3年鸡，放了3年鸭；这次在西河口放鸭，是第二个3年了。我最喜欢的行当是在外边放鸭，天上明月，江上清风，鸭到哪里我到哪里，我是天底下最自由的人。我更喜欢身边有李老弟这一个帮手，白天在河面上游荡，晚间在窝棚里听他讲古书，谈古事，另有一番天地……”

“那么，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之初，你们是怎么过来的？”我好奇地发问。

“这就叫应了祸福相倚的古训。我们在1957年提前倒了霉。但这场“文化大革命”从开始，我们就在世外桃源。除了多听过几次报告，多看了一些文件、材料，没有别的事，我们依然喂我们的猪，放我们的鸭。但是，当我听到当年划我“右派”的那位上级领导，被游街批斗、迫害致死的消息时，我却禁不住心中发凉。我深知这位老上级的历史和为人，他打我“右派”并非个人恩怨，他是一位百分之百照上级指示办事而工作十分任劳任怨的好人。

“文革”既然连他这样的老干部都弄到这种下场，那么事情就一定比1957年更严重了。相比之下，我倒庆幸起自己的鸭倌生涯了，哈哈……”

李平心白天养猪、放鸭，脑子里却丢不开已经在他身上生了根的学问

就这样喝着，聊着，漫无边际，自由奔放。李平心一言不发，可肯定是听过多次了，但看样子却仍然感到新鲜，有味。

“现在言归正传，说说我的李老弟。”张大鹏把话题一转，李平心不好意思地埋下了头。“李老弟与我不同。我常说，世上少了一个干部，多了一个鸭倌，没有什么欠缺。而且我自幼地上滚、泥里爬，无论是养鸡放鸭，养猪养鱼，我都敢说样样上手，这几年我的劳动成果如有统计，当是颇为可观的！

但李老弟不是干这行的料。他出身书香门第，在大学古书堆里耗去了青春年华，他酷爱而精通中国文学研究的冷门——中国文学批评史。他却因对当今的文学批评不讲理的现象提出过批评而被打成“右派”，又由于出身地主，加之自己不认错，被发配到农场劳教。他白天在这里养猪、放鸭，脑子里却丢不开那些已经在他身上生了根的学问。他曾经几度买书、看书、写文章，又几度被查问、没收、遭批判。他下决心不想这些，夜里却做梦也梦着它们，他实在丢不掉啊！最近三年他在我身边，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管他上边怎么样，这里我做主。我说你想办法搞书读吧，放鸭读书两不误，我还想看看呢。你们看，就这些书，都是这几年搞起来的。别人烧书，我这里收书。他还写了好几篇论文呢。李老弟，快拿出来看看！”

李平心十分为难地说：“那都是没人要的废纸，有什么可看的！人各有一好，我是好读这些，好写这些，就像张大哥戒不了烟和酒一样，我这是得了一种瘾癖病。你们可别听信张大哥的。”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张大鹏继续他的谈话：“中国的历史有多久，历朝历代发生了哪些事，你比我清楚。一门学问有没有用，有没有人要，不能只看眼前。把话说透了，这一代用不着，下一代还有用呢！”

张大鹏又猛喝了一口酒，脸涨红起来，看样子还要往下说。谢胖子趁机起身笑嘻嘻地说：

“你们三位肚子里都有墨水，我是斗大的字不识两担。你们慢慢聊吧，我还要为排里的弟兄们多拉几网呢。”

我正听到兴浓处，自然不想走。但李平心起身想出去了。张大鹏不高兴地说：

“谢师傅走就走了，你走干什么？”

李平心又坐下来。在我们一再要求下，他终于从床头取出了一摞稿纸，是分别论述《文心雕龙》和《诗品》的长文，纸张又糙又黑，但字迹工整、秀美。我同他谈起郭绍虞和朱东润两位先生都曾经是我在复旦大学求学时的老师，但我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兴趣不大，学得很差。李平心的眼睛忽地亮了起来，激动地说：

“你真幸运！我是早就仰慕他们了，只通过信，却没有缘见面。不知二老现在情况如何？”

“文革”前还很好，“文革”后的情况就不知道了。”我的回答使他很失望。

张大鹏一旁却高兴地拍着大腿说：“这可是他乡遇知己了。李老弟，所以我常说，革命的传统不能丢掉，中国的历史也不能割断。没有西河口这样的小河小溪，能有汉水、长江吗？我虽然说不准是哪一天，但坚信你的学问是会派上用场的。”

李平心清秀、苍白的脸上竟浮上红晕，接着是淡淡一笑，但随即又摇摇头，叹着气说：“我睡在窝棚里，做过无数次梦，读书，教书，找资料，写论文，一切井井有条；醒来才知是南柯一梦。接着是倾听张大哥的呼噜伴随着西河口呜呜的风声，是无休止的失眠……”

“性格软弱和缺乏信心，是读书人常有的通病。”张大鹏又发话了：“你只管看你的书，写你的论文；你泄气，我打气，在你面前，我总算是当过兵、打过仗的人。梦变成现实，在生活中也是常有的事。你不信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我起身告辞，他们也到下河放鸭的时候了。

在返回干校的路上，谢胖子郑重其事地对我说：“第一，这顿饭对谁都不能提起，大个子张的话，只当是他白天说梦话，全当没有听见，忘了它；第二，明天从干校食堂领两斤馒头给他们送来，我们不能白吃人家的大米饭，要悄悄的，不让旁人知道。”

谢胖子的话我都照办了。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我才同他人讲述过这次在西河口的奇遇。特别是张大鹏大白天说的“梦话”，我一直不能忘怀。

12年后的1984年，我在一本杂志上忽然发现李平心撰写的论述《文心雕龙》的文章，还挂着副教授的头衔。这么说，他早已重返讲坛了。但张大鹏呢，不知道他的任何消息，如果他还健在，如今也早过离休的年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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