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19141996），湖南湘潭人，国民党中将。先后担任国民党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国防部少将专员、中将游击司令等职。1949年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起义时沈醉被扣押，1960年被特赦，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1980年经查证沈醉在卢汉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发表了起义广播，并协助人民政府抓获大批国民党特务，按政策，沈醉的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任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我把三个红卫兵打落水中，还记在日记本上，妻子立即抢去，把这页撕下来

20世纪80年代，我经常与沈醉先生接触，也多次和他长谈。他曾向我谈了他在“文革”中不同寻常的经历。下面是我记下的沈先生的“文革”自述。

谁也料不到，我在“文化大革命”

中，能只伤而不死。不过在这艰难的十年，却受尽平生所没有受过的侮辱。正如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所说：“如果我们被俘后一开始就用这种侮辱的语言和举动对待我们，肯定不会有什么特赦战犯这个名词，都会宁死不接受改造的。”

解放后，我和国民党一批高级军政人员在一起改造时，管理我们的干部都遵循一条不打骂、不侮辱的原则，并在生活上有很好的照顾，所以这一被全世界所认为奇迹的战犯改造工作，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辉煌成就，一批包括溥仪、溥杰、杜聿明、宋希濂、王陵基……“帝、王、将、相”，只在短短的十来年都得到改造而成为新中国的公民。“文革”一开始，这些人都被指为“牛、鬼、蛇、神”，均在“横扫”之列。我一生经过不少狂风暴雨而不死，更有幸又能遇上这一史无前例的特大浩劫，回思往事，感到十分荒唐，十分可笑，也十分可气。但如果不由我亲自记述下来，若干年后，很可能会被人认为是无稽之谈，或者像《天方夜谭》一样，是编造出来的。然而这却是活生生的事实，有根有据，没有半点夸大缩小，都是“如实招来”。

我有写日记的习惯，“浩劫”开始时，有一天写的日记竟被我的妻子杜雪沽撕掉了，一直没有补上，今天我可要放心大胆地记下来了。

1966年9月27日，星期二。晴。

今天天气很好，既不能上班，又不敢串门，我想到了最好和最喜爱的活动——钓鱼。我把两根旧鱼竿整理了一下，在院内挖了几条蚯蚓，骑上自行车直奔后海，想去那里安安静静地钓上半天。临行，留下一张字条给妻子，说我要下午才回来，不必等我吃午饭了。当我刚到达后海我曾经钓过鱼的地方，便看到三个红卫兵正把一根折断了的鱼竿向一位坐在小凳上的老人劈头盖脑地打过去，老人把两手捂住头，一个劲地求饶：“不再钓鱼了！不再……”我不问三七二十一，把车停下，大吼一声：“为什么打人？”三个小家伙一看我也是准备去钓鱼，便放过老人，直奔我而来。我立即摆好架势，准备迎战，第一个冲上来，也是用折断的鱼竿朝我头上劈过来，我用左手臂一挡，鱼竿倒劈了回去，打在他头上。这一下他火了，丢下鱼竿想来揪我，我早有准备，朝他胸部飞起一脚，一下便把他踢到水里去了。第二个猛扑过来，又被我一脚踢下水去。

第三个还在犹豫时，我已跳过去，他刚一转身想跑，就被我揪住后衣领，连推带踢丢到水里去了。这时，我灵机一动，心想他们爬上来饶不了我，我便抓起他们停在岸边的三辆自行车，一辆接一辆用力向水中抛去，三个小家伙这一下急了，便不约而同地先去摸自行车。我立刻建议那位老者赶快坐在我车后架子上，把他驮到北海后门，我要他快搭电车或公共汽车离开这里。这位忠厚老人匆忙中还没忘记问我一声：“谢谢你，你贵姓？”我真有点好笑，这种场合，我会说出自己姓名来？不过我还是有礼貌地回答了一声：“我姓牛，你快走吧！”我姓牛不是没有根据的。因我在战犯管理所改造时，与杜聿明同在一个缝纫小组劳动，我们彼此爱开玩笑，我常说他是“破书烂画秃头笔”，因为“聿”字是繁体字笔画的上半部和“笔”字的下半部，而他却常叫我“姓牛的，当心又要挨批”。

因为我过去是搞特务工作的，特字是牛字旁，他总叫我姓牛的，所以老者问我姓什么时，我便冲口而出“姓牛”了。

我绕道回到家中，晚上记述上面这一段经过时，也许比平日显得轻松愉快，妻子便问我：“有什么得意事？”我如实一说，她立即把日记本抢去，把这页撕下来，还先向门外张望了几眼才低声责备我说：“你敢打红卫兵，还怕不能把祸惹到头上来？敢这样写上，让他们来打死你！”我一听把早些的得意也抛到九霄云外，同意她把这一页撕掉，不过后来我每遇到红卫兵打骂我的时候，我总会想起那天的事，“老子总算先打过你们”。这种阿q精神胜利法，使我挨过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批斗。

我和他们谈话，一向是坐在凳子的一半上，一手抓着凳脚，随时防止他们人多向我进攻时，我腹背受敌

“浩劫”开始进行批斗时，我只有两件事挨过批和斗，第一件事是在政协机关里批过我，说我在1961年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长文中，说戴笠飞机失事撞在江苏江宁县板桥镇的戴山，下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戴家庙，竟被说成是在明目张胆地宣传“大将犯地名”的迷信。我除了在座谈会上作了检讨承认是在宣传迷信外，还叫我写一份自我批评的大字报贴到机关大厅中去。虽然我一再给自己扣帽子，还是不能使人满意，要我还要深挖。

我只好再挖了一丈几尺，说我是在“借写史料，企图进行反革命活动，妄想推翻无产阶级红色江山”。写了一个戴山就是推翻红色江山，这座不过几百尺高的小土堆，竟有这么大的力量，真是使人大吃一惊，直到今天，我还感到太荒唐可笑了。

第二件事却挨了两批红卫兵的批斗，也是由于我在《我所知道的戴笠》

一书中写了张蔚林、张露萍等七位烈士被军统杀害的简单情况。那是1966年8月24日下午，政协的造反派小头头，公然以命令形式宣布解散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亲自决定成立的文史资料委员会，同时命令由周总理亲自下手令安排在文史委员会担任专员的10多位专员，一律停止工作、学习。特别指明，这一命令限三天内执行，不准延误，其实我们当天下午就执行，回家去等待进一步对我们的“横扫”了。

回家后并不能只吃饭睡觉不干活，还得到机关去劳动，有天负责看管我们劳动的政协机关的红卫兵，也是过去给我们开车的司机，用一种命令式的口吻对我说：“明天你不必来劳动，在家中等着，有人会去找你，你过去胡乱说写的东西，现在要和你清算了！”我一听，有人找我清算过去写的东西，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过去写过上100万字的东西，不知道他们挑什么毛病。我只好听安排。第二天，四个年龄不算小的造反派来家找我，一开口，其中一人便厉声责问我：“你为什么要存心美化军统特务？还胆敢丑化共产党员，借写史料继续与党为敌！”好大的帽子，我还胆敢与共产党为敌，甚至愚蠢到把这种罪恶活动，白纸黑字写了出来？我因心中无鬼，毫不在乎，只轻描淡写地回问一声：“请指出是写了什么？”这位造反派一听竟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从他皮包中取出一本群众出版社印的《我所知道的戴笠》，指着书中第44和45页所写的中共地下党员张蔚林、张露萍等七烈士，被军统发觉杀害的简单情况说：“明明是七个军统特务你硬说是共产党员，这是什么思想支配你？”“这是我受了党的多年教育和周总理的指示，如实地写历史。不能昧着自己的良心乱说。”“你要是真有良心就不会杀害革命人士。”

当然，不管我怎样有理，都在他们那种无法无天的思想支配下，全盘否定了，最后是用命令的口吻对我说；“你写书再版时，一定要把这一段改写成：军统怀疑这九个人不忠实而杀掉了。决不能说他们是光荣的共产党员，或者全部删掉。”临走时一再问我听清楚了没有，我只“嗯”了一声。我不但没有在这本书再版时改写和删掉这一段，还在我以后出版的三本书中照样写了出来，因为我相信一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1983年经叶帅证明，七烈士平反了）。

从1966年初冬开始到1967＇年11月6日我被捕的一年中，几乎都是在家写全国各地来京的外调人员要我写的证明材料。有时一天来十多批。我住在西黄城根的小院内，经常有人排队等候和我谈问题要材料。遇到蛮不讲理的人要把我抓走时，等在外边的人不答应，他们相互吵了起来，我才没有被无缘无故任意抓走。有次来人要我证实解放前我在云南时与当时地下党一位负责人有往来，常借在野外钓鱼时进行联系，我矢口否认，他们认为我不老实，有一个竟拔出一把刀来向我桌子上一插。我和他们谈话，一向是坐在墙角边，而且是只坐在凳子的一半上，一手抓着凳脚，随时防止他们人多向我进攻时，我会腹背受敌。我一甩手就可把凳子抓在手中，挡住刀棍之类的武器，所以当那人拔刀时，我立即抓凳举在手上，并半开玩笑地说：“不要来这套，我在你们这样年龄时，玩的不是刀，而是比刀厉害得多的东西。这玩意吓不倒我。如要来硬的，我愿奉陪……”他们一看我那副架势，便软下去了，只好坐下继续和我谈。诸如此类的情形，前后发生多次，我都抱着豁出去了的想法决不听他们摆布。真与军统有关系的人，我决不包庇，而与军统或我个人无关的人，我决不因怕自己吃苦而按他们的意思去乱写乱说。当时一些持单位介绍信或政协介绍信来找我的有四百多人，我现在还保存不少这样的介绍信，相信多少年后，兴许会成为有意义的珍贵历史文物。不过当时十分厌烦，因为往往弄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常常一边吃面包喝开水，一边和人谈问题。

我代杜聿明他们领工资，一共领出近千元。有一次两个人跟进来试探，我把衣袖撩起，亮出手臂上隆起的肌肉

每月去政协领工资时，我为摆脱这些外调的人，得早早出门去，因为不但我自己要靠工资维持生活，还得代杜聿明、宋希濂、唐生明、郑庭笈、董益三等几位去领工资。那时候政协机关的什么造反派，对我们十分凶狠，每次去领工资可以任意打骂的。虽不是拳足交加，但冷不防地猛推一下，把人摔个仰面朝天来取乐是常有的事，朝着脸上身上吐几口唾沫，更是最轻最起码的一点阶级立场的表示，稍一不满，捅上一拳自是理所当然。所以，一些人把去领工资视为畏途，不领无法维持生活，领则受辱骂。我便自告奋勇代一些人去领。我懂得一些造反者的心理，也找到一个可以省去麻烦的窍门。

我知道他们有些人常利用每月四、五、六这几天，来进行一下“进步表演”，所以我不待他们开口，一走进政协机关的大门（以后大门封了走后门），便在地上拾起一把扫帚，在他们怒目而视之下不先去会计室，免得他们跟在后面谩骂，我总是一直向男厕所走去，把厕所里里外外收拾个一干二净，才从厕所一直扫到会计室去领工资。我至今仍感谢会计室那几位好心的同志，他们从不为难我，我说代谁领他们就把谁的工资袋找出来，由我签个字就行了，我一共要领出近千元的工资。有一次两个人跟着进来用试探的口吻问我：“你领这么多钱，不怕路上有人抢你的？”我一听就懂得这话里有话，便把衣袖撩起，亮出手臂上隆起的肌肉，用坚定的口吻回答说：“谁要不怕事，我也就豁出去了。我十几岁就开始学武术，到今天要是有谁来和我拼，我是决不手下留情的，反正是坐牢杀头了事。”他们一听这话，也只好彼此看一下就走开了，不过我还是很警惕，专走大路不走小路。我骑车很快，能在红灯刚亮便闯过去，以便甩掉跟在后面的人。

周总理听说政协扣了我们的工资，很不高兴，要他们马上停扣，扣了的还要补发

去领工资的时候，有件事使我迄今还不能忘却。那次由机关红卫兵宣布，要减少我们每月30％的工资，周总理亲自规定我们每月100元生活费，只发给70元了。杜聿明每月200元减成140元。只有唐生明240元没有减少，因为他不是特赦战犯。减少工资的理由很简单，“养活这些不干活专吃饭的人，不能让他们吃得太好，所以要减去30％。”那时物价稳定，70元一月，俭省点也可以过。

天下事有时真是出人意料，我第二个月再去领工资时，会计室的人笑嘻嘻地对我说，从本月起，不减少你们的工资了，上月减去的是否补发，还在请示中。我连忙说，不用补了，他们还是说要去请示。当我笑容满面地走进杜聿明家把这一喜讯告诉他时，宋希濂、郑庭笈也走来，都猜不出是怎么一回事。杜聿明正在自言自语：“谁还会在这个时候来照顾我们……”他的话音未落，一向以消息灵通着称的唐生明叼着香烟走了进来，回答他说：“这个时候，谁还有力量来照顾你们？告诉你，昨天我就听说了，周总理听到政协扣了你们的工资，很不高兴，要他们马上停扣，扣了的还要补发。”听了他这几句话，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句：“总理这么忙，还没有忘记照顾我们……”

便再也说不下去，个个热泪盈眶。这些把刀架在脖子上，手枪顶在腰上都不会掉泪的人，却为这件事感动得哭了。几十元钱实在微不足道，但这种深恩厚德却扣动了每个人的心。直到今天，我在回忆这一往事时，看着墙上挂的周总理和我们在一起的照片，都会心情激动，感戴之情无法抑制。

民警带我刚走出大门，妻子追上来，把一件厚棉衣给我披上。

没想到特赦时发的棉衣又穿回监狱1967年11月4日，我刚把唐生明、杜聿明等人的工资送去，第二天便听说唐生明和他夫人徐来都被抓走了。不料第三天（11月6日）晚上，我也被送进秦城监狱“保护”起来。

那天，我少接待了几批外调要材料的人，为从宁夏回京的女儿买了点咸菜，让她带回去。自从我得到特赦后，她由长沙来到北京上高中。她是我在国内唯一的女儿，还是1951年从香港回来的。她高中毕业后考得虽不错，却上不了大学，也不安排工作，自愿去宁夏建设兵团劳动。上月宁夏很乱，因为她有我这个爸爸，在兵团也被批斗，她也不肯低头。好不容易才回一趟北京，却亲眼看到我被人抓走，使她背上了更沉重的包袱。

这天晚饭后，我听女儿讲她在宁夏挨批斗的情况。连队批她的大字报贴了一百多张，开始她还有点怕，但几天过后便满不在乎，照样吃饭睡觉，悠悠闲闲地去看每张大字报。因为实在找不到她与过去的我，或与在香港的母亲有丝毫关系，连小小的收音机也全部拆开，最后检查了她的全部日记，不但找不到什么“罪证”，还意外地从她日记中看到，她不愧是新中国红旗下成长的青年，那位领导才无法再整她。因我女儿曾顶撞过他一句话，他想报复。

我边听边笑，说她的个性中有我一样的犟劲，是很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