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焕春念完上述电话记录和所谓指示后，提高嗓音，强调说：“我刚才念的虽然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但这些内容如概括起来，已足够说明“四人帮”用心所在：一是给天安门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二是打击敢于起来与“四人帮”斗争的群众；三是诬陷邓小平同志；四是制造他们的反革命舆论。当时《人民日报》编发的十二期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汇编清样》，正是按照上述结论，经姚文元修改后印成《情况汇编》特刊，报送中央政治局的。”

余焕春接着强调说：“我还要着重补充一下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那天的情况。天安门事件发展到四月七日，形势急转直下，其速度出人意料之外。

“这天早晨，鲁瑛奉“四人帮”之命，带了几名专写天安门事件的记者和那几份《情况汇编清样》赶到人民大会堂。这里的气氛与外头截然两样，一见面姚文元就劈头对鲁瑛说：“大好事！这下子你们可以把反映天安门事件的几期情况汇编，编成公开报道见报了！”鲁瑛一听，就知道情况骤变，但此时人民大会堂外依然群情激愤，如火山喷发的岩浆，矛盾还在激化，他们是不会知道一场打击“反革命”的镇压行动即将来临的。

“中午，“四人帮”与鲁瑛等人共进午餐。姚文元把鲁瑛等一一介绍给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王洪文当面赞扬：“你们有功劳！”江青喜形于色地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的贡献！你们记者搞天安门事件的情况反映，在现场挨打了没有？”江青的慰问使鲁瑛等人受宠若惊。张春桥说：“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词，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中国的纳吉！”姚文元接着说：“这次事件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

“鲁瑛等人饭后即着手将最新几期情况汇编改写成公开报道，把张春桥、姚文元的现场“指示”统统写了进去，特别强调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张、姚当场拍板定稿。

“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这篇题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报道。尽管当时对天安门事件已经定了案，邓小平同志已经被罢了官，是一片“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但广大读者仍然不畏风险，他们不仅把这张《人民日报》撕碎寄回报社，而且有的在一版上写道：“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从今改为：法西斯机关报”；还在信封背面写着“请戈培尔编辑收”（正面写“北京人民日报总编辑收”——笔者注）。”

余焕春委员讲到这里，停顿了一会儿，才转换口气继续说：“我今天在这里向各位委员披露上述情况，是因为不论当时还是今天，许多同志都认识到天安门事件是革命事件而不是反革命事件。但“四人帮”把它搞成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究竟搞了多少阴谋诡计，许多同志并不十分清楚。我认为要揭露天安门事件的真相，有两个单位责无旁贷，一个是《人民日报》，一个是北京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的情况我不直接了解，但《人民日报》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是作了清查，并把核实了的真实情况向党中央反映了的。今天，如前所述，天安门事件事实上已经搞清楚，党中央也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善后措施，但对于这个事件总的政治性质，至今仍没有彻底平反。有人说天安门事件的案翻不得，彻底翻了这个案有损于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我说不对！因为毛主席的旗帜上写着“实事求是”，写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如果彻底翻这个案，不但无损于毛主席的旗帜，反而会使毛主席的旗帜更鲜艳！我个人的看法和期望，是尽早彻底翻案、平反，把这一伟大的革命事件，按照它的本来面貌载入史册。看来，现在是时候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实事求是地再一次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多呼吁，多奔走，为促进尽快彻底解决这一大事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我的话就到这里。”

一阵热烈而持久的掌声，再一次对余焕春委员的发言作了肯定和赞同。

此时会议时间已超过，但委员们还抢着说话。科学家孙家昶颇为激动地说，近年来出差外地多次，无论到哪里总有人问起天安门事件怎么解决，问的答的都很动感情，可见这件事牵动着千万人的心！我认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四五”运动可以同五四运动相提并论。如果我们不把这一事件搞清楚，就是对下一代不负责任。孙家昶委员还建议，天安门广场的革命诗词，应由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而不是现在的由群众和各单位出版的“诗抄”。李初梨、杜任之等老同志都纷纷发言，虽然话讲得不长，但态度明朗，都对余焕春委员的意见深表赞同，认为政协应该为此事呼吁。平时发言不多的红学家吴世昌委员还建议，政协应成立一个“天安门冤案平反委员会”，把这个大事件彻底查清楚。

6月8日政协文化组漫谈会的结果是：责成办公室迅速编写简报将会议情况向中央反映，尤其是余焕春的发言，要详尽些，其他委员的若干意见、建议也不要遗漏。

第二天还有委员给办公室打电话，要求再开一次漫谈会，让大家继续议论议论。

一位高层领导看见统战部的简报后，大发雷霆文化组漫谈会后不几天，当时一位主持全国政协机关常务工作的副秘书长便把工作组办公室分管文化组工作的秘书找去查问：6月8日文化组的会是谁主持召开的，事先安排的是什么内容，是谁让《人民日报》的余焕春到这个会上就天安门事件作长篇发言的？工作组办公室的秘书一听，就知道不好了，准是上头有人追查来了，但是，政协反映会议情况的简报刚刚印好，一份还没有发出去，何以上头这么快就知道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呢？不容多想，他便如实讲了事情的经过。

这位副秘书长（秘书长齐燕铭当时出差不在北京——笔者注）听罢立即指示：一、印好的简报一份不外发，立即送一份给他阅看；二、把6月8日这次会议的情况，主要是余焕春的长篇发言怎么来的，照你刚才讲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写一份详细报告。

工作秘书表示马上就办，但临走时问了一句：“这报告是政协领导要，还是别的地方要？”副秘书长沉思了一会才严肃地说：“我一听你说我们的简报还没有发出，心里放松了一半，何况据你所知，余焕春的发言内容组长们事先不知道，政协其他领导也事先不知，那么我们的责任主要就在于讲明情况了。那天的会发生这桩事，我也是上边来查问才知道的。我倒想问你，除了文化组的组员们和政协的有关干部，有没有其他单位的同志参加，有没有新闻记者？”工作秘书回答：“这种内部的例会不通知新闻单位，除了政协工作组办公室的干部，还有中央统战部的两位干部来听会。这也是惯例，他们是常来参加这种会听听情况的。”“喔！这就是了！”副秘书长脱口而出，笑着点点头，就不再往下说了。

工作秘书回到办公室，立即给中央统战部那天来听会的同志挂电话，该同志简单地说6月8日会后当天他们一回部就写了简报，送部领导和中央有关领导，听说现在上边有反响。

工作秘书放下电话，正端坐在办公桌前构思这份会议情况报告怎么下笔，电话铃又响了！没料到，是余焕春。他劈头就问：那天文化组的会是不是政协写简报反映过了，他要求看一看简报，行不行？工作秘书答复，简报正在写，还没写完。余焕春颇感意外，说：“这就奇了，今天我的顶头上司已把我找去问情况并查看我在政协的发言稿了，他虽然说稿子内容没有什么，但他们的神色告诉我，可能因为我的事吃批评了，他只是简单对我说了一句话，“不管谁找你查问这件事，你都如实相告。”余焕春在电话里还说：“话是我讲的，什么时候都由我负全部责任，与他人无关，更没有你们政协的事。我是政协委员，我要讲什么，自然是自己负责。”

工作秘书随后给副秘书长送去一份简报。副秘书长接过看了一眼就问，这简报有没有清样？回答有。副秘书长又指示，情况报告写好后再附上简报清样，印好的简报先封存在办公室等候处置。

工作秘书很敬佩领导的细致，往上送未付印的清样和选印好的简报，是不一样的，一个干部处理事情的水平高低常常表现在这些细微处。不过他眼下已无心思再多想，这撰写情况报告的重任还压在肩上。当天，他没有吃晚饭，又开了一个夜车，三易其稿，才在第二天清早一上班，把一篇不足1000字但字迹工整的情况报告和简报清样送到副秘书长的手里。

周扬：政协就是广开言路的场所，是政协委员，就有权利在会上说话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这件事一直没有下文，领导上也没有再来查问。

一个多月后，在一次例会上，周扬询问工作秘书，他如实相告。周扬听罢说，政协就是广开言路的场所，是政协委员，就有权利在会上说话，对与不对，都可以向上反映。领导者的责任是择善而从之，用不着对不顺耳的话大惊小怪的。周扬的态度，是很明显的，他不赞同这种动不动就追查的办法。

周扬的话也表明，他不是一般的耳闻，很可能也有人查到他那里去了。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两个多月后，工作组办公室的秘书已经得知，是中央统战部乌兰夫部长派人到政协查问6月8日文化组会议的事，而乌部长是奉上头的指令。乌兰夫当时是政协副主席兼中央统战部部长，更高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能给他下指令的，该是什么高位的领导，就可想而知了。而对此，政协工作组办公室的秘书是不敢打听的。

谜底半年后揭开

这个谜底，终于在事发半年后，即1979年1月的中央理论务虚会上，在中央四大新闻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联合发言中揭开。

原来，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在1978年6月中旬看到中央统战部的简报后，立即把这四大单位的负责同志找去，讲了一通要警惕帝修反的挑拨，要把好新闻宣传关的大道理，并就当时新闻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批评了一大串，随后把话一转，厉声厉色地训斥：“帝修反在挑，中国也有人在挑。6月8日的政协会上，《人民日报》的余焕春对天安门事件说了一大篇话，认为这个案没有翻过来，一定要翻过来，彻底平反。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是毛主席定的，你要彻底翻不是反毛主席么？天安门事件的事，这一年多许多问题已经解决了，你还要翻，翻谁呀？这个余焕春还说什么，天安门事件这个案不平反，人民心不平；甚至说，翻案会使毛主席的旗帜更加鲜艳。你一个共产党员，党报的记者，能这样说话吗？况且是在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上，你的党性哪儿去了？”汪东兴作此番训斥时，还拉了乌兰夫陪坐。

这，就是1978年6月中旬发生的，追查政协文化组会议事件的来龙去脉。

1978年12月，天安门事件终于由中共中央决定彻底平反。在1979年6月召开的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向大会提交审议通过的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上，则把文化组这次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呼吁的小组会作为一项政协工作的成绩列入其中。

应当说，这个风波，不过是当时“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间尖锐对立和斗争的一个注解。

这件事也证明，历史是最无情的审判官。真理的发现和认定，常常是艰难而曲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