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此永远离开了学校，除了曾在美国时上过为期一个冬季的夜校，以及后来跟着一位法语老师学习了一段时间。好玩的是，这位老师是个演说家，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如何演说。我能读能写能算，并开始学习代数和拉丁语。在航行中，我给我姨父写过一封信，后来被退了回来。但这封信表明我那时的书法比现在好。我努力学习英语语法，也大致达到了孩子应该掌握的程度。除了华莱士、布鲁斯、彭斯，我很少读其他读物，但我能背诵很多篇诗歌。儿时我也读过童话，尤其是《一千零一夜》，它把我带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我如饥似渴地这些故事时，我像进入了一个梦境。

那天早晨，我们离开了心爱的丹弗姆林，坐着汽车沿着运煤铁路向查尔斯顿驶去。我无法忘记自己站在窗边，眼泪汪汪地看着窗外，直到丹弗姆林消失在视线内，最后消失的景象是古老又神圣的大教堂。离开丹弗姆林的14年里，我几乎每天早晨都会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去？”很少有日子我不曾想起大教堂塔上写的有魔力的大字——“罗伯特·布鲁斯国王”。我童年所有的回忆，我熟悉的乐园，都集中在古老的大教堂和晚钟周围。每天晚上八点，钟声响起，这是要我在钟声停下前上床的信号。在我的《美国的四驾马车在英国》一书中，写到大教堂时曾提到这口钟，现在我最好来引用一下：

当我们驶下通道时，我和沃尔斯牧师正站在马车的前排，当听到大教堂的钟声为我和我母亲敲响的第一声时，我的膝盖一软，不知不觉地泪流满面。我转过身去告诉牧师，我必须放弃。有那么一刻，我觉得自己快要昏倒了。幸亏我看见前方没有人群，我还有时间来恢复情绪，我把嘴唇都咬出血来了，我对自己低声说：“无论如何，保持冷静，你必须继续。”世界上再也没有一种声音像钟声一样，如此悦耳、优美，让人陶醉，深深地植入我的灵魂。

曾经，伴着晚钟，我被抱进小小的睡椅，进入无邪的梦乡。每晚，父亲或者母亲会弯下腰，深情地看着我，告诉我钟声的含义。

经过他们的翻译，我听到了许多美妙的语言。这是从天堂和圣父那里传来的声音，在我入睡前，这声音会慈祥地告诉我，白天做了哪些错事。钟声平和，我知道敲响它的神灵看到了一切，但是并不生气，从来不会生气，只会感到遗憾——非常非常遗憾。今天，当我听到钟声，它仍然并不只是一种声音而已，它依然有它的含义，听上去就像在欢迎被流放的母亲和儿子再次回到它珍贵的庇护下。老天不会赋予我们任何东西，只有晚钟在敲响时能给我们带来快乐和荣耀。我的弟弟汤姆本应该也在这里，这是我那时的想法。在我们向新大陆出发时，他也开始领悟钟声的奇妙之处。

卢梭希望伴着悦耳的音乐死去。如果我能选择，我希望在我弥留之际，耳边伴着大教堂的钟声，告诉我人生的赛跑已经结束，就如同哄着备受宠爱的孩子最后一次入眠。

我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提起书中的这一段描述，一些人甚至告诉我，他们在这段时流下了眼泪。这种感情来自内心，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多人的心灵共鸣的原因。

我们坐着小船来到了苏格兰福斯桥，坐上了爱丁堡轮船。正当我要被从小船抱到轮船的那一刻，我冲向了劳德姨父，抱紧他的脖子，哭喊着：“我不能离开你！我不能离开你！”一个好心的水手把我从他身上拉下来，举到了轮船的甲板上。当我回访丹弗姆林时，我亲爱的老朋友来见我，告诉我这是他目睹的最悲伤的一刻。

我们乘坐八百吨的帆船“威斯卡塞特”号，从格拉斯哥的布鲁美乐港口起航。在七周的航行中，我和水手混得很熟，知道了各种绳索的名字，还能指导乘客如何应对水手长的命令。因为这艘船的人手不足，迫切地需要乘客们的帮助。因此，每到周日，我都被水手们邀请享受他们的佳肴——葡萄干布丁。

离开轮船时，我真是恋恋不舍。

刚到纽约时，我很困惑。我曾被带去爱丁堡拜见女皇陛下，这是我移民前去过最远的地方了。长途航行前，我们也没有时间参观格拉斯哥。纽约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繁忙的工业区，我得和那里的人打交道，这种忙碌和兴奋使我应接不暇。

停留在纽约期间，一件小事让我印象深刻。当我在穿过城堡公园的草地保龄球场时，威斯卡塞特号上的一名水手抓住了我的手臂。他是罗伯特·巴里曼，穿着常见的制服，蓝色的夹克，白色的裤子，当时我觉得他是我见过的最帅的男人。

他带我去了一个饮料摊，点了一杯沙士请我喝。我觉得它就仿佛是神酿的花蜜一样美味。至今都没有任何场景比得上我记忆中的画面，装饰精巧的黄铜容器流出了充满泡沫的佳酿。我路过那个地方时，常常看见那个老妇人的沙士饮料摊。于是我就会想：那个亲爱的老水手现在过得怎么样了？我曾经尝试着去寻找他，希望发现他可能正在享受晚年生活，而我能出一份力，使他在迟暮之年多几分乐趣。但是却一无所获。他是我心中的汤姆·鲍林的完美形象，当唱起这首感人的老歌时，唱到“男性美的化身”时，眼前就会浮现我的老朋友巴里曼。唉！只是他早已步入天堂。他在航程中的友善之举，使一个小男孩成为他忠实的朋友和仰慕者。

在纽约，我们只认识斯隆夫妇，他们是大名鼎鼎的约翰、威利、亨利的父母。斯隆夫人（尤菲米娅·道格拉斯）是我母亲在丹弗姆林儿时的玩伴。斯隆先生和我的父亲曾是纺织业的同事。我们拜访了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款待。

值得高兴的是，1900年威利从我那买了一块地，就在我们纽约房子的对面。他把地送给了两个结婚的女儿，这样我们的第三代子孙又可以成为玩伴，就像当年我们的母亲在苏格兰时一样。

纽约的移民代理人劝说我的父亲取道伊利运河，经由布法罗和伊利湖到达克利夫兰，然后再沿着运河到达比弗县。这段行程在当时花了三周时间，而现在只需要坐十小时的火车。

当时匹兹堡没有通火车，西部其他城市也都没有。伊利铁路当时还在修建中，我们在旅途中看到成群的工人正在施工。年轻人从不挑剔。当我回顾这三周运河之旅时，只有纯粹的快乐。所有不愉快的经历早就从我的回忆中淡忘，除了有一个晚上，在比弗县，我们被迫留在趸船上，等待将送我们去匹兹堡的蒸汽船。这是我们第一次领略到蚊子的凶猛。我的母亲被叮咬得相当严重，以至于第二天早上几乎无法看清事物。我们看上去都很可怕，但那个晚上，即使是被叮咬的痛苦也没有打扰到我的熟睡。我一向能睡得着，从来不知道：“可怕的夜晚，地狱里的孩子。”

我们在匹兹堡的朋友一直在焦急地等待我们的消息，他们热情亲切的问候让我们忘记了所有烦恼。我们和他们一起，在阿勒格尼（allegheny）住下。霍根姨父的一个兄弟在丽贝卡街尾开了家小织布店，有二层楼，楼上有两个房间，我们就在那里住下了（不需要付房租，房子是艾特肯姨妈的）。我的姨父放弃了织布业，我的父亲代替了他，开始制作桌布。他不仅织桌布，之后还像商人一样，走街串巷去推销。因为没有商人愿意大批地进货，他被迫自己挨家挨户地推销，收入相当的微薄。

像往常一样，我母亲又挺身而出，没有什么可以打倒她。年轻时，为了赚零花钱，她曾跟她父亲学过给鞋子镶边。而这项技能如今得为家庭增加收入。菲普斯先生，是我的朋友和合作者亨利·菲普斯的父亲，和我的外祖父一样，也是一位鞋店老板。他是我们在阿勒格尼的邻居。我母亲从他那里接到了工作，此外她还要做家务——我们当然没有佣人。这个伟大的女人一周能赚4美元。她常常工作到半夜。白天和晚上如果有空，没有什么家务时，她会让我弟弟坐到她膝盖上，让他帮忙穿针、蜡线。她会给他背诵苏格兰歌谣的精华，或是给他讲一些寓言故事，就像她以前给我讲的那样。

比起那些富有家庭的孩子，这是正直的穷人家的孩子最珍贵的优势之处。我的母亲是护士、厨师、管家、老师；我的父亲则是榜样、向导、顾问和朋友。我和我弟弟就是这样被抚养长大的。与这样的遗产相比，那些富家子弟或贵族子弟又能得到什么，能与其相提并论？

我的母亲一直很忙碌，但这没有阻碍她成为邻居心目中智慧和善良的化身。他们要是有了麻烦，总能得到我母亲的建议和帮助。许多人曾告诉我很多我的母亲为他们做过的事情。所以后来，不管我们居住在哪，富人和穷人都会来找她，询求合理的建议。我的母亲总能在邻居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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