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九日，美联社驻中国记者密尔克斯为了南京大选，趁飞机在二十四小时中飞越中国的一半，到处降落，每到一地便进入市区，采访蒋介石统治下的人民，对这次大选有什么意见？兴奋不兴奋？

密尔克斯先到上海，在街头拉住一个行人，问他：“明天你们政府便要大选了，请问你有什么感想？”

“大选？”那行人朝他瞧一眼：“我知道有这回事，可是同我们毫无关系，对我毫不相干。”

密尔克斯一愣，便找着熟人采访比较“有地位”的人士，包括银行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等等，答复令他啼笑皆非：

“来得太快了，我们根本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只听说有人要做皇帝，嘻嘻，由它去吧，对我们老百姓没有关系。”

另外更多的人以为：“上海的党老爷大派小系，请吃饭出钱，答应某某人做某某官，坐轿抬轿，你争我夺，脸红脖子粗；尽管登报‘竞选’，公园里卖膏药，装腔作势，可是连英美的民主样子都装不象。”

有的说：“……袁世凯从大总统高升到皇帝，有过‘国民大会’；曹棍要当大总统，有过猪仔议会，现在又有人想从主席高升到大总统，嘻嘻，那个圈定的猪仔代表大会又来了。”

密尔克斯简直不相信自己耳朵，连忙上飞机再向北飞，飞来飞去二十四小时，地方越向北，那边的人民甚至连“大选”，这件事都不知道；知道“大选”这回事的，又表示同他毫无关系。

密尔克斯气急败坏回到南京，司徒雷登闻讯召见道：“你的电报我看见了，事情真的这样糟吗？”

“事情比我电报上所说的还要糟。”

司徒默然。半晌，叹道：“不仅是中国人对这次大选毫无兴趣，拿南京政府来说，似乎大选同他们也完全不相干呢。”

密尔克斯惊诧道：“这真是大新闻了！老百姓对大选没兴趣已经少见，连政府本身都如此，那简直不能想象。”

司徒淡淡地笑道：“可是你不必发表，你关于中国老百姓的新闻，已使他够瞧的了，明天是南京政府提交立法委员候选人名单的正式最后期限，明天也是开始选举立委的日子，可是民青两党和国民党还在闹蹩扭。”

“什么蹩扭？又是讨价还价。”

“你说话很那个，”司徒作苦笑状道：“还不是为了立委侯选名额问题。”

正说着有客来访，密尔克斯通过窗户见来客正下汽车，四目相接，诧问道：“啊，我们国务院的官员来了，怎么报上没有发表？”

“我们下次再谈吧，”司徒送客道；“希望今后的报纸上也不看见这位客人的名字。”

“我懂得，大使，”密尔克斯告辞道：“我以新闻记者的鼻子嗅到，这位国务院官员的来华，意味到……”接着干笑一声，立即辞去。

“大使辛苦了，”来客一见面便热烈握手，慰问说：“中国的事情，实在是教人操心，我们的大使又多了几根白发，哈哈哈哈。”

司徒忙着款待来客，要傅泾波暂时离开，两人便正式交谈起来。

“我们有如在航海，”来客把又粗又大的雪茄使劲吸着：“而且航海图形同虚设。”他叹道：“大使可以畅所欲言了，蒋介石到底还有没有希望？”

司徒并未立刻作答，半晌，却反问道：“我的报告，你们都看见了？”

“都看见了。”

“那末，现在的情形并未变更。中国现状无望！我同蒋的友谊，倒还不坏。”

“不坏就好。”客人仰首喷烟，为状焦躁：“大使，说真的，中共说南京政府舞台是我们美国在背后牵线，可是作为一个牵线人，我们很累了。”

司徒缓缓点头：“累了。”

“现在，我们牵线者，光是牵线都不行了。”

司徒疲乏而机械地点头：“不行了。”

“我们该想办法。”来客忽地放大嗓门：“除了牵线，还要伏线！”

“伏线？”司徒一时未懂。

“我刚参观荷里活回来。”来客尖声地笑：“研究了一些电影制作过程，我们也准备投资了。我研究所得，电影之中，伏线很重要，而今日中国对伏线也很重要。”

司徒十分留心，轻声问：“关于‘伏线’这一名词，你是指电影开始时，银幕上所发生的事物，已经为结束时伏下了线索？”

“一点不错。”客人道：“大使还象在学校里教书，对每一名词都要给一个明确的注解。”他把脸一沉：“可是毋须说明，我们今后在南京政府中的伏线，是绝对不能透露半点风声的。”

司徒微感紧张：“啊！”

“牵线人已经疲乏了，”客人感喟道：“但牵线人再要增加伏线，我希望上帝帮忙才好。”

“上帝保佑。”司徒低声说。

“希望大使是位编剧，”客人边说边笑，但笑得十分勉强：“或者，大使是一位导演，在叫做中华民国的舞台上，为美国创造不朽的功绩！”

司徒肃然说：“岂敢岂敢！”

“作为一个编剧，大使已经考虑到：这个舞台上的伏线已经伏好了么？”

“我还不大清楚。”

“我们的意思是，你既认为中国现状无望，那末谁来继续蒋介石的统治？”客人把雪茄重重一搁：“除了共产党！”

“你的意思是，”司徒的瘪嘴唇显得更瘪：“是说在继续支持蒋介石的同时，另外物色一个理想的中国统治者？”

“一点不错。”客人使劲摇晃大腿：“我们在时，我们还得再加伏线，希望不要手忙脚乱才好。”

司徒咧嘴傻笑。

“胡适怎么样？”客人劈头便问。

司徒没料到这一问，半晌，说：“不是最理想的。”

“白崇禧如何？”

司徒皱眉道：“也不是最理想的。”

“民社党、青年党中的人，又如何？”

司徒摇头兼摇手道：“这两个党不能提，不能提。”

客人把沙发扶手一拍，狞笑道：“李宗仁如何？这个人，听说相当厉害。”

司徒目不转睛，想了一阵道：“是的，这个人，比较其他几人好一点。”

“什么地方‘好’？”

“实力。”

“李宗仁没什么大实力吧？”

“但和胡适、张君劢等人，比较起来便强得多了。”

“大使以为我们搁在这个舞台上的伏线，只有此人么？”

傅泾波这时摇电话入室道：“外交部有电话来，说王世杰部长将回国，想同大使约定一个日子见见面，他们在等回讯。”

司徒回答道：“就在他回来之后的第二天下午，茶叙之后再晚餐。你查查名单，可以多请三四个人。”说罢挂了电话，回答那个客人道：“刚才你说到我们搁在这个舞台上的伏线，是否只有李宗仁最可靠，我的意见还未成熟；但以目前的事实而论，李宗仁倒是比较合适的一个。”

那客人一手拿点心吃，一手晃动着大雪茄，说：“大使，我想请教你两个问题。”

“请。”

“首先，中共是否有可能，有可能，这个，”他显然在斟酌字句：“是否有可能同我们合作？大使当然懂得我这句话的意思：想办法使中共同我们合作，答应他们；待蒋介石下去之后，我们再支持中共上台。”

司徒颇为紧张道：“这个，请问我们对中共是否要有适当的条件？”

“那当然要。”

“最低和最高的条件是什么？还是以前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最好是全面由我们支配，而最低限度要他们同苏联断绝关系，接受美援吗？”

“是的，现在还可以再宽一点点。”来客表情尴尬：“这个责任，是否可以通过你的学生，向中共方面有所接洽呢？”

司徒脸色乍变，惨然道：“我很难过。我以毕生精力训练中国青年，其目的还不是为了这个？可是我感到伤心了。这些学生，凡在南京做事而有高官厚爵的，对事情没什么帮助；而凡在中共做事的，情形就不同。他们饱受燕京的民主教育，却倒过头来痛恨我们的民主了。”

“为什么？”

“他们说中国居弱，主要原因之一是帝国主义在里外夹攻，用好听的口号做恶毒的行径，因此，目前只有苏联的做法才是最彻底的，也只有苏联的友谊是最可靠的，他们甚至把孙中山革新了的三民主义内容，都引经据典地拿出来了。”

两人默然相对。半晌，客人开口道：“我听了也很难过。我们花在中国如许人力物力，今天竟没有用！那末，你以为这个老调是无法再弹得响的了？”他见司徒点头，便倒透一口长气道：“好，我请教你第二个问题。”

那客人不等司徒开口，从沙发上一跃而起，立在司徒面前说：“第二个问题是：你说他不行了，没有救药了，事实真的是那样严重么？”

“是这样严重。”

“他真的不可救药了？”

“除非上帝出现奇迹。”

“他的不可救药在哪部门表现得最显著？”

“可以说，每一部门都如此。”

“没有较好的？”

司徒长叹道：“无法找到。”

“那末总有一方面特别坏的。”

“以目前的情形而论，当然是军事方面糟之又糟。”

“怎么糟法？”

“最高统帅不懂军事，胡乱指挥；最高级将官大都莫名其妙，只爱金钱；中级干部不满现状，不想打仗；下级士兵毫无斗志，不断逃亡。”

那客人颓然往沙发一躺，拍拍司徒的手道：“你说说最近前方的情形吧。”

“可没有好消息呢！”

“坏的也得听。”

“好吧。”司徒道：“从九月份起，陇海西线战役结束，我们失去了两万五千人，十座城市。”

“我们曾经在山东得手，但非得胜。蒋从今年春季开始，便使用了八十个旅在山东攻打到九月底，才占领了烟台。可是破坏过烈，民众死伤极多，给人们的印象太坏。”

“我要听听东北的情形。”客人闭着一只眼睛说。

“东北是最糟的地方，从九月到这个月十一月初，我们损失了十五座城市，不见了两万九千多名炮灰。”

“石家庄号称什么什么防线，但对方只有一下子，快极了，石家庄就丢掉，损失两万两千人。”

“我想你可以不必再谈了。”客人恨恨地说：“让我回到华盛顿后，在办公桌上边看报告边拍桌子吧。”他捶打着沙发：“现状无望！现状无望！”他绝望地嘶叫，最后转了几个圈子，吩咐道：

“本来我还得多呆几天，现在决定后天就走。伏线的事情，如果没有变化，那就决定是李宗仁，除了李宗仁，”他挥舞雪茄：“再多弄一些名堂，抬出反蒋大旗，同时与中共誓不两立，我们要赶快为南京办后事，准备蒋下台后的张本！”

正是：牵线之外加伏线，如此“美人”何凶险！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