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於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奚以知之？今人大有义而甚无利，虽贫与贱，尚荣其行，以自好而乐生，原宪、曾、闵(1)之属是也。人甚有利而大无义，虽甚富，则羞辱大恶。恶深，祸患重，非立死其罪者，即旋伤殃忧尔，莫能以乐生而终其身，刑戮夭折之民是也。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大无义者，虽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实(2)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义而殉(3)利，去理而走邪，以贼其身而祸其家。此非其自为计不忠也，则其知之所不能明也。今握枣与错金(4)，以示婴儿，婴儿必取枣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与千万之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也，其于大者难见也。今利之于人小而义之于人大者，无怪民之皆趋利而不趋义也，固其所暗也。圣人事明义，以照耀其所闇，故民不陷。《诗》云(5)：“示我显德行。”此之谓也。先王显德以示民，民乐而歌之以为诗，说而化之以为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从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故曰：圣人天地动、四时化者，非有它也，其见义大故能动，动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则尧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圣传授而复也。故孔子曰(6)：“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今不示显德行，民暗於义，不能炤(7)；迷於道不能解，因欲大严憯(8)以必正之，直残贼天民而薄主德耳，其势不行。仲尼曰(9)：“国有道，虽加刑，无刑也。国无道，虽杀之，不可胜也。”其所谓有道无道者，示之以显德行与不示尔。

【注释】

(1)原宪：春秋时鲁国人，字子思，是孔门弟子。曾：指曾子，春秋时鲁国人，名参字子舆，孔门弟子。闵：指阂子骞，春秋时鲁国人，名损，字子骞，是孔门弟子。(2)吾以此实：意为我由此验证。实：验查，验证。(3)殉：为了某个目的而死去。(4)错金：镶嵌着花饰的金器。错：镶嵌。(5)《诗》云：诗见《周颂·敬之》。(6)孔子曰：语见《论语·雍也》。(7)炤：同“昭”，昭示，显示。(8)憯：同“惨”。(9)仲尼曰：语不见今本《论语》。

【译文】

上天诞生人类，让人类生出义和利。用利养人的身体，用义修养人的思想。内心得不到义的修养就不能快乐，身体得不到利的滋养就不能安稳。义是思想的营养，利是身体的营养。身体不比内心更贵重，所以营养中没有比义更重要的，义作为营养对人的生命比利更重大。由哪里知道是这样呢？现在有的人特别有义却非常没有利，即使贫贱，仍然认为自己的行为光荣，因自我喜好义而高兴地生活，原宪、曾子、闵子骞等人就是这一类人。有的人非常有利却特别没有义，即使非常富有，也因有大的恶行而感到羞辱。罪恶深重，祸患重大，不是因自己的罪过而立即死去的，就是马上受到伤害忧虑，不能愉快地生活而了此一生，那些受到刑罚，杀戮而夭折的人便是如此。那些有义的人，即使贫困却能自己找到快乐。而特别没有义的，即使富有也不能独自生存于世。我由此验证义可养话人，比利还要重大，比财物还要厚重。百姓不能知晓这个道理而常常理解反了，全都忘记义而为利殉命，抛弃道理走向邪路，来残害自身并祸害自己的全家。这种情况不是他自己考虑没有用尽心思，就是他的智慧不能明晰事物。现在抓一把枣和镶嵌花纹的金器，来给婴儿看，婴儿一定拿起枣来而不拿金器。拿起一斤黄金和价值千万的宝珠，拿来给田野农夫看，田野农夫一定拿起黄金而不去拿宝珠。所以东西对人来说，小的东西容易被了解，对那些大的则难以看清。如今利被小人了解，而义被大人了解，不要责怪百姓都奔向利而不奔向义，是为他们被不熟悉的事物所蒙蔽。圣人从事显明义的工作，以便照亮百姓所不熟悉的事物，所以百姓不陷入罪恶。《诗经》说：“明示我显露德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先王显露德行而昭示百姓，百姓高兴而歌颂他们而写成诗，解说教化百姓而成为习俗。所以不必下令就可以自动实行，不必下禁令就自动停止，听从在上位的想法，不必等待使令他们，如同自然。所以说：圣人能使天地动、四季变化，不是有别的原因，他见到的义伟大，所以天地能动，能动所以能变化，因为能变化所以能有大的行动，变化大的行动，所以能不触犯法律，不触犯法律所以可以不动用刑罚，不用刑罚就有尧舜一样的功德。这是天下大治的规律，先圣传授下来后圣又重复执行。所以孔子说：“谁能出外不经由门户，为什么不由这一条道呢？”现今不显示德行，百姓对义不了解，统治者不能昭示；对治国之道不能理解，于是想用严苛、惨痛的方法匡正百姓，只是残害天下百姓而使人主的德行微薄罢了，这种势头是不可行的。孔夫子说：“国家有正常的政令，即使要用刑罚，也没有用刑的对象。国家没有正常的政令，即使将人杀死，也杀不尽。”这里所说的有道、无道，只是将显赫的德行昭示天下与不昭天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