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大同世界的本质是一个“公”字。这个“公”字，体现在用人上，是选贤任能；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讲究“信”与“睦”（互相信任和团结）。人们在生活中，“不独亲其亲”，还要“亲”他人之“亲”，“不独子其子”，还要视他人之子如己之子。这样，人与人互相关心，就造成了“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也有人照顾的充满爱的世界。这样的社会，有东西不必为自己去争，整个社会太平安定，没有盗贼，夜不闭户。

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大同世界”，还只是神州大地范围内的“大同世界”，因为那时的中华先民，尚不知道神州大地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康有为在《礼记·礼运》基础上所著的《大同书》，就大有不同了。康有为所说的大同世界，不仅是指神州大地范围内的大同世界，还包括着神州大地以外的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全世界的“大同”。这种“大同”，是比中华先民思想中的大同世界更宏阔的“大同”。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并发展了儒家的大同思想，融进了近代社会的改良主义，提出了比儒家的大同思想更丰富、更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大同”思想，其本质是以“公”为核心建立一个更理想的社会。诸如政府皆由民选、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妇女怀孕入胎教院、儿童出生入育婴院、儿童按年龄入蒙养院和各级学校、成年人由政府分配从事各项事业、病人入养病院、老人入养老院、设公共宿舍和公共食堂、明确奖罚、死后火葬，等等。

《大同书》还发展了《春秋公羊传》的思想，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大同“始基之据乱世”，“渐行之升平世”，“成就之太平世”。这也就是说，“升平世”时就进入了大同世界；到了“太平世”，不仅神州大地进入了大同世界，而且全世界都进入了大同世界，“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由此可见，康有为的“大同说”，乃是一种非常宏伟、非常美妙的理想。

康有为曾是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崇拜的偶像，所以毛泽东很容易地接受了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但是他同时认为，这“大同世界”只有在砸碎旧世界的基础上才能实现。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

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

意思是：孔子因为认识到了只有砸碎旧世界才能建立大同世界的道理，才把立“太平世”作为最终目的，同时又不废弃“据乱世”和“升平世”。这里所说的“孔子知此义”，实际是康有为的意思，因为孔子还没有把历史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尽管如此，这种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自然是被毛泽东继承了下来。此时，毛泽东早年的创世思想逐渐明确起来，其目标就是先在中国建立一个大同世界，接着便是实现全世界的大同。

毛泽东就是带着这种伟大的理想，开始了他的革命征程的。在他伟大的革命一生中，他时时都没有忘记建立“世界大同”的理想。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队伍胜利地到达了陕北，毛泽东写下了《念奴娇·昆仑》一词，词中抒发了他胸中时时存有着的“世界大同”的理想：

而今我谓昆仑：

不要这高，

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

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

一截赠美，

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

环球同此凉热。

据此可见，毛泽东的革命，一直就是胸怀着祖国同时又放眼于世界的。他要手挥倚天长剑，把莽莽昆仑山裁为三截，分别放到世界的几大洲去，使整个的地球“同此凉热”。这是多么宏大的胸怀和气魄！

在革命战争的年代里，毛泽东一直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与世界人民的解放联系起来。例如他说，“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败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纪念白求恩》），就是他的“世界大同”的理想的体现。

毛泽东虽然继承了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但是在革命的实践中，他愈来愈明确地认识到，这种大同的理想靠改良的办法是绝不能实现的，要实现这种理想只有经过革命。

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说的就是改良主义无法使世界进入“大同”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要在中国和全世界实现大同理想，就必须让“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就必须让“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因为只有经过人民共和国才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结束了，中国开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毛泽东又领导着中国人民，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公社。在毛泽东的理想意象里，人民公社是一个“一大二公”的政社合一性质的社会：政治上人人平等，生产上共同劳动、共同分配，生活上走集体化道路（大办食堂、托儿所、养老院等）。在毛泽东看来，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共同富裕的“大同理想”在中国是基本上实现了，所以他才在《七律·答友人》中，把神州大地比喻为人间的“芙蓉国”，高唱出“芙蓉国里尽朝晖”的赞歌。现在看来，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切实际的。

神州大地变成了人间的“芙蓉国”以后，毛泽东接着便想到世界人民的解放。

1958年12月，毛泽东在广州，看到文物出版社1958年9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觉得有些注家的部分解释不对，于是便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天头上写下了一些说明的文字。在写这些说明的文字时，毛泽东一下子想到了1927年鲁迅在广州修改《古钩沉》时“饕蚊遥叹”的现实，一下子想到了全世界还有许多地方没有解放，于是长期存在于脑际里的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一下子涌上了心头。他写道：

从那时到今天，三十一年了，大陆上的饕蚊灭得差不多了，当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港台一带，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阵。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

接下去，毛泽东试仿陆放翁的《示儿》诗，作了一首表达大同心志的绝句：

人类今娴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

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全人类的“大同”，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所以毛泽东时时不忘马克思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他时时都在希望：全世界各族人民能够一齐起来，把地球上的“蚊阵”一扫而空，使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得到解放，使人类大同的理想真正能够实现。他叮嘱人们，到全世界各族人民扫尽饕蚊实现大同理想那一天，一定不要忘记告诉马克思他老人家。

除了“大同”思想外，《礼记》中的“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备受毛泽东的推崇。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与《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说：

在反右倾的斗争中，你们作得很认真，充分地反映了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你们的缺点主要是把弓弦拉得太紧了。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现在“弛”一下，同志们会清醒起来。过去的工作有成绩，但也有缺点，主要是“左”的偏向。现在作一次全面的总结，纠正了“左”的偏向，就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源自《礼记·杂记下》。原文说：

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大意是说，孔子的学生子贡参观了民间的一次年终祭祀活动，孔子问他是不是感到快乐，子贡说全国上下都沉醉于狂欢之中，自己怎么会快乐呢？接着，孔子说了一番道理，意思是：百姓长年辛劳，现在才有放松的机会，这其中的道理你是不会明白的。如果总是紧张而不松弛，周文王、周武王就不会成功；反过来，如果总是松弛而不紧张，周文王、周武王就难以实施管理。紧张与松弛相结合，间而用之，就是周文王、周武王治政成功之道。

“张”、“弛”的比喻，来自弓弦拉得松还是紧。

毛泽东1948年的这个谈话，是借《礼记》中所载孔子的话来说明党的政策和策略需要时常调整和转换，不要老是向一个方面偏去，否则，走向极端，就会出现失误。

在1958年5月17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也借《礼记》中的这段话讲过光是紧张也不行的道理。

至于“张”与“弛”在政策上的各自内涵，毛泽东在1959年7月31日于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到党内批评和党内斗争时，曾说过：胡琴拉得太紧，弦要断，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弛就是右倾、保守。弓箭时代，弦要解下。开弓如满月，箭发似流星。拉紧不能太久。文武之道，是辩证法。休息两天，换换空气。不要一句话不对，就是什么什么。要容许申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