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除了推动全党同志深入实际、深入社会外，他自己仍然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开展调研活动。此时，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活动，形式更趋多样。谈话、聊天，也是他进行调查研究活动的一种灵活形式。有一年，陕甘宁边区一位农民代表远道而来，到延安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借此机会，向农民代表作了调查。后来，毛泽东回忆起这件事，意味深长地说：

我跟他们聊了很多东西，长进了许多知识。我知道了我们的各项政策，在农村里究竟实行得好不好。我跟他们学习，我是小学生，他们有些说得不对的地方，我就耐心地给他们纠正，又成了他们的先生。有些人光做先生是不好的，结果，一定落在学生后面。

1947年8月，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途中到达佳县谭农坪向十多户群众作调查。1948年3月，在山西蔡家崖他对晋绥解放区的土改和整党工作做了调研。1948年4月在河北阜平县下关村就土改中执行政策情况，以及群众生产、文化教育、人民生活等情况作了调研。11月在阜平城南庄，就土改和整党等问题向阜平、曲阳、定县的干部作了调查。

在建国初期，尽管毛泽东日理万机，仍然多次出巡祖国大江南北，经常到各地视察工作，深入到工厂、田间、工地、连队、街道、学校、商店、托儿所、食堂等基层单位，调查了解情况。

1953年2月春节刚过，毛泽东就前往南方各地视察，沿途调查研究。2月19日至22日，毛泽东由武汉到南京，乘“长江”舰顺流而下，视察海军舰艇部队和长江流域。这次调查，毛泽东感到收获很大。他在8月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深有感触地说：

最近，我去武汉、南京走了一趟，知道了很多情况，很有益处。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去走走。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

毛泽东在直接到各地农村视察，抓典型，收集、整理、研究大量材料的同时，还通过身边的警卫战士回乡搞调查或写家信等渠道和方式来进行间接调查。

为了纠正一度流行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1960年12月至1961年3月间，党中央先后召开了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和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向全党重提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问题。在批评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领导人忙于行政事务而不作调查研究的毛病时，也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做得少了。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也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他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1961年搞成一个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

八届九中全会刚结束，毛泽东便亲自到南方各省调查了解情况，并派出三个调查组，分别到浙江、湖南、广东作调查。在全党同志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农业六十条”等丰硕成果。

总之，毛泽东为了掌握中国国情，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正确地制定和完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生坚持读中国社会这部内容极其丰富的“无字之书”，“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

《寻乌调查》——深入读“无字之书”的杰作

毛泽东在读中国社会现状这部“无字天书”，深入做调查研究工作的过程中，写了许多调查报告。其中规模最大、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形成于1930年的《寻乌调查》。

毛泽东说过：“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这篇调查报告长达8万多字，分五章39节。毛泽东对大量的访谈记录进行整理加工，以具体的事实和统计数字，借用了江西老表的富于特色的地方语言，描绘了这个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县城内外的社会生活风貌。

坚持长期深入读“无字之书”，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从而获得了第一手资料的毛泽东，深深地感受到，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他说：“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

毛泽东的《寻乌调查》，以“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为全党树立了一个眼睛向下，深入实际了解社会下层情况的榜样。

所谓“眼睛向下”，就是要深入社会下层，自己搜集材料，亲自做调查工作。毛泽东在寻乌，“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了产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毛泽东说：他们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

为了研究寻乌城商业发展的情况，毛泽东以强烈的“求知的渴望”，从寻乌市场所经营的各种货物去“剖解”这个城的生活情况和组织内容。他细心地分析了5家盐店、17家杂货店、一家油行、一家豆行、10家酒店、7家水货店、7家药店、2家黄烟店、16家裁缝铺、10家旅店、8家理发店、7家首饰店……

为了研究杂货店的生意，毛泽东搞清了杂货店经营的全部内容，列举了牙粉、牙刷、胶底鞋、皮鞋、钢笔、铅笔等131种“洋货”的名称，弄清了其中肥皂、毛巾、电筒、洋火、信纸等23种最畅销的商品。

毛泽东还了解了水货店经营的内容，以咸鱼、海带、糖、豆粉、猪皮、闽笋、鱿鱼等11门产品为主，海参、香菇、云耳等28种为次，详述了这39种土特产品、水产品在寻乌的销售情况。

在调查寻乌的圩场生意时，毛泽东详列了圩场交易的各种货物，如鱼、小菜、竹木器、水果等等。

此外，调查还涉及到妓院、会道门、神、坛、社、庙、寺、观及祖宗祠堂的情况。毛泽东这样“过细”的调查，表明了他深入下层的程度。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是不可能得到这些“闻所未闻”的知识的。

毛泽东认为，进行社会调查不能像有些同志那样，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一看，“到处只问一下子”即可以完成的。他认为，这样子一辈子也不能了解到问题的深处。要真正了解社会情况，就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

毛泽东在调查寻乌时是决心要把城市问题了解清楚的。所以他把这个城市的结构进行一番解剖。他把这座近2700人的城市按照行业进行了统计，分别算出农民、手工业者、游民、娼妓、商人、政府机关、地主、宗教徒等所占的比例。通过这样的分析毛泽东发现：寻乌城“它还完全是一个农业手工业城市”。因为在这个县城的居民中，占第一位的是农民，有1620人，占全城人口的60%；占第二位的是手工业者，297人，占11%。农民和手工业者共占人口71%。由此看来，这个城是“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向附城一带耕田的和开小作坊做手工的占着住民的最大多数”。这样，毛泽东便发现了这个城市的基本特征。

毛泽东花大力气，“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这使他得到了寻乌城的基本知识，特别是得到了寻乌商业状况、土地关系状况的基本知识。掌握了寻乌城的状况，对于中国各地县级城市的状况就有了一般的了解，也可以以此方法去对各地的县城进行比较。

毛泽东是把寻乌县做为中国南方地区的一个典型，把寻乌县城做为南方县城城市的典型来考察的。但在考察过程中，他还进行了更细致的微观考察，选择各类典型家庭进行剖析，以便看到这里社会生活的具体面貌。这是一种小中见大的认识方法。

例如，范兴甫是卖山珍海味的水货店顺昌老店的店主，有三四百元本钱，请了个先生，家里十多个人，水货生意仅能敷口。范家的兴衰也很典型。他的祖父是个大地主，三个儿子，全家“百四十多人”，年收八百担谷。清末民初，他家兄弟共有七家店子，做绸缎、布匹、杂货、水货生意，“招牌响得很”。然而到民国十四年就剩下两家，包括范兴甫这个老店。衰败的原因固然主要是市场变动，洋货市场代替了土货市场，但也有自身的原因。因范家子弟多，“生长在那些封建经济的家庭里（大地主和初期商业资本的家庭里），大嫖大赌，大吃大着，‘练腔调’（闹阔气），把个家门了了。”这些子弟不好好读书，拿了钱到号称“毕业公司”的城东小学坐上三年，得张文凭，大摆架子。范家少爷们竟有六七十个进了这个“毕业公司”。通过这个例子，毛泽东把中国初期资产阶级家庭的状况表现得淋漓尽致。

着力刻画家庭、分析家庭，是毛泽东寻乌调查的一个突出特色。他把家庭看做是社会的细胞，没有对于单个家庭的认真分析，他不作笼统的结论。在说明寻乌大中地主对于生产的态度和政治思想状况时，他不是凭印象进行大概的分析，而是对全县8个头等大地主、12个次等大地主和113个中等地主的情况，在分别对每个家庭进行分析以后，再归纳出总的结论。

毛泽东所作的《寻乌调查》之所以使人感到真实可信，与他注意搜集第一手资料，让事实说话，让材料说话，让数字说话，让直接参与其事的人讲话有关，这是被历代史家称道的一个好的治学传统。毛泽东继承发扬了这种传统，使他的调查的真实性大大增强了。

譬如，《寻乌调查》介绍了捐税剥削的情况。毛泽东曾详细谈到县署钱粮经征柜上的几种陋规：如银水、过割礼、填写礼、券票礼、点规、过节礼、过年礼等等，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官府剥削农民的种种办法。但这些“陋规”具体怎样实行，一般人是不知道的。由于参加调查会的27岁的刘亮凡，原是县署钱粮经征柜的办事员，现在是城郊乡苏维埃主席，由于他提供了亲身所见的资料，于是便揭开了旧县署征收粮税“陋规”的全部秘密。

总之，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初所进行的这些社会调查，其意义不仅在于他所揭示出来的社会现象本身以及根据这些事实所得出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意义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仅对当时有指导作用，即使对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和认识现实，都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人们对于社会及其历史的认识是永远没有完结的。毛泽东在寻乌调查11年后，回顾起这次调查时说：社会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

研究“国学”，并不是只读读《论语》、诵诵《庄子》这些传世经典而已，中国的国情和现状，是一门最复杂最博大的学问，只有像毛泽东那样坚持以正确的方法读“无字之书”，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才能把中国这部“大书”读懂读透。唯有这样，才算把“国学”真正读透了，用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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