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

——毛泽东读《触詟说赵太后》

《触詟说赵太后》是《战国策》中的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毛泽东很爱读这篇文章，曾经向党政干部推荐过这篇文章。

《触詟说赵太后》主要讲的是：战国时期，秦国攻打越国，越国的太后主事，向齐国求援。齐国一定要赵太后最小的爱子长安君去作人质，才肯出兵。赵太后舍不得，群臣怎样劝说都无用。左师触詟前去，先从自己的爱子说起，又说到太后把女儿远送嫁到燕国为后，都是为子女利益着想。最后才说到太后如若真的深爱长安君，就不应只封给他肥沃的领地，赠送他宝贝金玉，而不让他为国立功；否则太后一死，长安君的地位就无法保证。

听完触詟的陈说，赵太后恍然大悟，欣然同意送长安君去齐国为人质。齐国出兵后，赵国转危为安。

触詟在说服赵太后时，在分析众诸侯王没有一个子孙三世保住王位的原因时说：

此其近者祸其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

又说：

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持无功之尊，无劳之俸，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可以说千古不易之理。

1967年，毛泽东又一次了这篇文章，并批示推荐道：

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早在解放之初的1951年，外交部亚洲司服务员魏宝贵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中央机关某些干部，用公家的小汽车接送在育英小学读书的子女，造成汽油等的浪费，并建议由育英小学专设两三辆汽车，同时在西单附近定一联络点，由家长接送孩子，以节省国家开支，节省家长时间。

毛泽东对这件小事很重视，亲自批示给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查明酌办”。并批注：“这个建议值得注意”。

在中国历史上凡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对自己的子女不能让他们“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只有为国家多做贡献，才能使自己的地位子孙相继。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子女的教育问题，同样是涉及到革命事业是否后继有人的大问题，值得引起高度重视。这也许是《触詟说赵太后》对毛泽东最大的启发。

毛泽东从赵太后溺爱子女的教训中，还总结出教育子女必须严格的经验，并运用到自己的教子实践中。

毛泽东对子女真疼爱，要求也真严格。1946年，长子毛岸英从苏联学习回国后，毛泽东送他几件带补丁的旧衣服，让他到农村这个大课堂去上“社会大学”，以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抗美援朝战争一开始，他又送毛岸英上了炮火纷飞的朝鲜前线。当自己的爱子为国捐躯的噩耗传来，毛泽东强忍着老年丧子的悲痛，发自内心地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从小在延安就跟着大人们一起在大食堂吃煮黑豆。考上大学后，和所有同学吃一样的饭菜，住一样的宿舍，一样的坐公共汽车上学、回家，一样的下乡参加劳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毛泽东虽然看到李讷吃不饱心里很难过，却断然拒绝工作人员为正在发育的李讷多争取点口粮的建议。他说：“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的就不能享受。……还是那句话：‘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呢？’”

1963年1月4日，毛泽东给李讷写信说：

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了。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

毛泽东主张的对子女的教育方法，对事业接班人的培养策略，在当今非但没有过时，而且具有更迫切的现实意义。所以，今天的家长们，特别是身为领导干部的家长们，对《触詟说赵太后》这篇千古名文，应多读多思。

“有很大的说服力”

——毛泽东智品李斯《谏逐客书》

毛泽东在1959年底至1960年初谈到《谏逐客书》这篇文章。他说：

李斯的《谏逐客书》，有很大的说服力。那时候各国内部的关系，看起来是领主和农奴的关系，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战车、武士。

李斯（？~前208年）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入秦之前，是荀子的学生。人们习惯上将荀子当作儒家学派的一位代表人物，实际上，荀子的学说跟儒家正统的孔孟学说有很大距离。孔子重“仁”，孟子重“义”，荀子重“礼”；孔孟主张“法先王”，荀子主张“法后王”。特别是荀子思想中，对法家的学说吸收较多，提倡儒法兼济，他的学生大多成为法家人物（如李斯、韩非子）。

李斯从师荀子，学成后，他征求了老师的意见，选择了入秦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道路。他抵达秦国的时间，是公元前247年庄襄王刚去世、太子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刚即位的时候。秦王嬴政时年仅十三岁，尊吕不韦为相，吕不韦招致宾客，就将新来的李斯纳为舍人。这为李斯得以接近秦王创造了机会。李斯向秦王所献之计为：“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这正是秦王要实现的目标。秦王先后拜李斯为长史、客卿，听从并采纳他的建议，对他很信任。

那么，李斯为什么要写《谏逐客书》给秦王呢？

据史书记载，秦王嬴政十年（公元前237年），与秦接壤的东邻韩国派了一名说客，是位水利专家，名叫郑国，来到秦国，竭力建议在关中修一条长达300里的灌溉渠（这条渠修成后，称为“郑国渠”，也叫“郑渠”）。

这似乎是为秦国着想的，而本意是想让秦国把人力、物力投入到这一大型水利工程上，拖住秦国，无力出兵东伐，所以实质上是替韩国打算的。

不久，这件事的内幕被捅了出来，秦国的宗室大臣们借此大做文章，纷纷向秦王反映说，其他诸侯国的人来秦做事，统统有各为其主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应该把他们一个不留地驱逐出去。一时“排外”的言行形成一股势头，秦王于是也下了“逐客令”。李斯是楚国人，当然也在被逐之列。李斯的《谏逐客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写的。

李斯的出发点是为秦国考虑的，就事论理，颇有气势，竟说服了秦王，撤除了已经颁发的“逐客令”。所以毛泽东赞赏这篇文章“有很大说的服力”。

“有很大的说服力”表现在哪里呢？

李斯在文章一开头，回顾了春秋战国以来秦国历史上四个辉煌的时期：穆公用了百里奚等人，称霸西戎；秦孝公用了商鞅，变法殷富；秦惠文王用了张仪，扩大版图；秦昭王用了范睢，奠定帝业。这些智谋之士都不是秦人，而是客卿，他们于秦是有功的。

接着，李斯又以帝王所好的珍宝美女来自四方所献，不过只在于“快意当前”而已，秦的目标应该是“跨海内，制诸侯”，没有“术”怎么行？没有人怎么行？如果“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那就等于是损害自己、资助敌国的愚蠢举动，“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李斯此文以无可争辩的事实、不容置疑的道理，说服了秦王，“除逐客之令”。

《史记·李斯列传》在引了《谏逐客书》之后，介绍了秦王重用李斯，废分封，设郡县，完成了政治体制的改革，终于实现了“并天下”的目标，统一了全国。

李斯是毛泽东比较欣赏的历史人物，他不仅协助秦王嬴政统一了天下，而还建议焚书，统一文字，企图从思想领域保障秦帝国的长治久安。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大多出自李斯的主意，李斯不但是策划者，而且也是执行者。李斯从老师荀子那里学到的本领，全都运用到辅助秦始皇“为天下一统”的实践当中去了。李斯之功莫大焉！

正因如此，毛泽东于1964年8月30日谈话中说：

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思想上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

不久，毛泽东还谈到：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荀子是儒家的“左派”。显然，毛泽东认为儒家中的右派是孔子、孟子。这种划分的依据在于，是“取法先王”还是“取法后王”，也就是说，是遵守祖宗成法还是创新变法。因为荀子学说中汲取了法家的成分，李斯在实践上又体现了法家的精神，是“主张法后王”的，是“拥护秦始皇”统一事业的，干了一番前人没有干过的大事业，所以毛泽东要赞赏李斯和他的老师荀子。毛泽东一贯认为，“敢”字当头，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业，就是进步的，历史人物凡是这样做的，就是要大加肯定。他曾主张给秦始皇“翻案”，也出于这一思想。

“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

——毛泽东智品贾谊《治安策》

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建议他：

如有时间，可一读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鵩鸟》二赋不阅。

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著名政治论文《治安策》的作者贾谊，是备受毛泽东推崇的“英俊天才”。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提到年轻有为的历史人物时，常常会列举贾谊。说他在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是古时的秦汉专家，对贾谊33岁由于梁王坠马，自责“为傅无状”郁郁死去，毛泽东深表惋惜，曾赋诗感叹道：“梁王坠马寻常事，何必哀伤付一生。”

据《史记》和《汉书》记载，贾谊是西汉人，18岁时“以能诵诗属书”闻名于世。汉文帝时，被召为博士，每次皇帝下诏让议论的问题，许多年长博士说不清楚的地方，年仅二十余岁的贾谊都能对答如流。不到一年，文帝越级擢升才华出众的贾谊为太中大夫。

贾谊在政治上主张改革，提出改订历法、修正律令、制定制度等一系列重要建议和措施，遭到朝廷保守派权贵们的忌妒和毁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三四年后，文帝召他回来，任文帝小儿子梁怀王太傅。贾谊虽经历了被贬黜的磨难，但他忧国忧民之心仍然很殷切，向文帝写了《治安策》，即毛泽东所说“南放归来著此”。

《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顾名思义，它是贾谊为了汉帝国的长治久安提出的政治策略。

西汉从汉高祖到汉文帝，经过将近40年的统治，经济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政治比较稳定，表面看好像是清平盛世。但是，目光如炬的贾谊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太平之下潜伏的种种危机。他在《治安策》中开宗明义地说：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

贾谊对当朝权贵一味强调“天下已安已治矣”等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说法和做法，轻蔑地批评为“非愚则谀”。之所以“陈治安之策”，是因为他认为“方今之势”，无异于“抱火厝（音cuo）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

《治安策》中，贾谊为之痛哭的一件事是：诸侯王各据一方，相继发生淮南（淮南王刘长，是汉文帝的弟弟）、济北（济北王刘兴居，是汉文帝的侄子）之乱，企图夺取中央政权。贾谊从前朝历史和设置诸侯的沿革，分析了诸侯叛变的根源，建议：“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削小诸侯领地，削弱诸侯权力。因为诸侯“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便于中央政府统驭。

《治安策》中，贾谊为之流涕的两件事是：其一，匈奴侵扰，虽封爵、和亲、馈赠金帛财物都不能缓和矛盾，边界长期处于战备状态，而皇帝未予重视解决；其二，朝廷，对边界问题不敢碰硬，本来“德可远施，威可远加”，却搞得数百里外，匈奴肆虐，“威令不信”。据此，贾谊建议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严惩里通少数民族的官员。

《治安策》中，贾谊为之长叹息的事是：其一，世风日趋侈靡，“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人民贫困，潜伏着不安定因素。其二，秦朝“遗礼义，弃仁恩”，风气败坏，导致其加速灭亡。汉朝取得政权后，秦的“遗风余俗，犹尚未改”，而“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其三，对教育太子和为君之道未予重视。

贾谊在《治安策》中“可为之长叹息者”本为六项，班固的《汉书》仅择其要保存了三项，其余内容已渺不可考。

《治安策》是贾谊深刻观察和分析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有的放矢提出的。说理层层深入，有理有据，有很强的说服力。而且文笔犀利，感情真挚。因此，毛泽东称赞：“《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毛泽东评论说《治安策》中“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是指贾谊主张对太子的教育，应选拔天下道德品行都很端正的人与太子做伴，使太子“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前后左右皆正人也”，“不使太子见恶行”。这样，太子整天和正人君子在一起便不会变坏。这种把太子放进“真空室”里的教育方法，必然造成太子丧失“免疫力”，很难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而毛泽东一贯主张，年轻一代要成长为革命的接班人，就必须投身到革命斗争实践中去，在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和考验。毛泽东认为：

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

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毛泽东以自己这种认识尺度衡量贾谊“论太子一节”，所以说它“近于迂腐”。

贾谊的另一篇政论文《过秦论》，也是毛泽东所爱读的。

《过秦论》是贾谊总结秦朝覆灭的经验教训，为汉文帝改革政治、克服社会弊端提供借鉴的。《过秦论》上篇结尾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意思是：秦始皇在打天下时，可以用暴力取得成功；在统一天下后，就应该顺从人民的愿望，施行仁政，才能保住天下。秦始皇用强权暴力对待人民，所以“比权量力”都比他弱得多的陈胜、吴广的起义，很容易地把他推翻。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是贾谊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他看到人民的力量在国家兴亡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种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卓越的政治见解，在封建社会里是很难得的。毛泽东很欣赏这句话，在《旧唐书·朱敬则传》中的天头上，他批注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可以锻炼革命意志”

——毛泽东智品司马迁《报任安书》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其中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