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史书中所载的历代贤主良臣所制定的政纲、政策和政举十分关注，并从中悟出兴亡之道，以鉴取治国之策。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较为强盛的一个王朝。毛泽东喜欢读唐朝历史，他比较注意借鉴唐代一些君臣的施政纲领和工作方法。

《旧唐书·李百药传》中有关于唐太宗李世民的记述，毛泽东很感兴趣。他不仅逐一加以圈点，还批注道：

李世民工作方法有四。

李世民的四点工作方法是：

其一，退思进省，凝神动虑，恐妄劳中国，以事远方；不藉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茂实。

其二，心切忧劳，迹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智周于万物，道济于天下。

其三，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

其四，才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

李世民的这四条工作方法用今天的语言表达可以概括为：生活节俭，体恤灾民，爱惜国力，勤于政事。这说明毛泽东读史，十分注意借鉴历史人物的优秀品质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读《明史》留下的批注不是很多。他读《明史》比较注意明代的政治问题。明仁宗和明宣宗时期是明朝的鼎盛时期。明仁宗和明宣宗在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创业的基础上，比较清醒地看到了明朝前期政治的弊端，因而一改明初的严酷政治，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实行宽缓的政策，以稳定内部关系，求得社会的安宁与自身统治的稳固，史称“仁宣之治”。

不过，由于“仁宣之治”比较注重宽容，因而也就出现了“纪纲不振”的问题。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事情屡屡发生。宣德七年（1432年）三月，明宣宗下诏行宽恤之政。第二天，他鉴于当时的政风不严，因而对自己所下的诏令是否能得到落实存在疑问。

毛泽东读到此处，深有感触，在批注中写道：

今犹存此弊。

毛泽东所说的“此弊”，指的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问题。这个批注大约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写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并力求寻找一种解决的方法。1959年3月29日，他在一封党内通信中，曾批评中层干部说：“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的胃口，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单置之不理”；“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因此，需要经常开会，“上层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这说明毛泽东读史注意借鉴古代政治经验，以为现实服务。

中国历史上的大军事家都讲究武德，不杀降。毛泽东对这方面的经验也十分注意。他在读史评史时，留下了不少这方面的批语，如“杀降不武”，“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等等。毛泽东一贯反对杀俘虏。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一条成功的经验就是优待俘虏，瓦解敌军。瓦解敌军是毛泽东为解放军政治思想工作所创立的三大原则之一。毛泽东认为：“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开展的“高树勋运动”，争取了大量敌军投诚起义和缴械投降，因而大大加速了战争胜利的进程。

第三，讲历史，启发教育党员干部

毛泽东是讲历史故事的高手。他善于用妙趣横生的语言，讲述历史人物典故，用以启迪党员干部的思考，循循善诱地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和工作方法启迪。

在革命队伍中，一些党员干部在政治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情形是难以避免的，毛泽东本人就曾经受到过排挤和打击。对于受到错误对待的人，毛泽东善于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和生动的历史故事进行革命的人生观教育。

在1973年6月中旬，毛泽东布置注释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用司马迁含冤忍辱的史实安慰曾受到严重迫害的老同志，鼓励他们振作精神，重新为党工作。

毛泽东对干部进行思想教育时，还举过北洋内阁总理唐绍仪去广东中山县当县长的例子。他说，人民政府中“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

毛泽东还善于运用历史知识对干部进行工作作风教育。

郭嘉，是三国时期曹操的重要谋臣，他协助曹操南征北战，运筹帷幄，出了许多好主意，功绩卓著，可惜早亡。毛泽东对郭嘉非常赞赏，认为他“多谋善断”。1959年，毛泽东在一些重要场合多次提到郭嘉，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1959年，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现在，我是借郭嘉的事来讲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诫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拿住要点。国际的事要关心，国内各行业要调查研究，还有各种学问，多端得很。但是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都在混混沌沌之中，叫做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

毛泽东用郭嘉多谋善断的史事，教育各级领导干部向郭嘉学习，做事要多商量，不要优柔寡断，但也不要武断。这样，就可以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总之，毛泽东善于运用历史启发激励党员干部明是非、辨善恶，总结经验教训，振奋精神，努力做好革命和建设的各项工作。

“古为今用”的正负面

毛泽东对国学精华之一——史学的认同、借鉴与批判，是毛泽东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体现。但是，今天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毛泽东式的“古为今用”，既有正面的效果，也有负面的影响。

毛泽东和活用史籍，有利于史学遗产的继承与利用。毛泽东主张，“应该充分地利用遗产”，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史学遗产。他自己率先垂范，长期重视读史，同时也带动其他党员干部读史、用史，这样就影响了社会的各方面。使得史学这棵国学奇葩，在新时代里获得新的生命力，其价值得到社会广泛认同。

毛泽东对史籍遗产的借鉴、运用，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扎下根来，并取得一系列历史性的胜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于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中国化。由于毛泽东具有深厚的国学素养，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这就便于他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中国人所易于接受的内容与形式表述出来，使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能以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在中国传播，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然而，传统史籍在性质上是十分复杂的，既有民主性、进步性的一面，又有封建性、落后性的一面。大多数史籍都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宣扬圣君贤相、英雄豪杰的作用。这些消极的方面往往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读史者。

毛泽东在1921年以前，由于在较长的时间里接受的是传统国学教育，过大量充满唯心史观的史籍，因而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在历史观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青年毛泽东也曾信奉以德行作为划分人的标准的英雄史观，即把社会上的人分为圣人、贤人、愚人三种；圣贤是“德业俱全”者，豪杰是“有大功名”者，而愚人就是不得“大本大源”的人。他自己也曾经崇拜过一些历史上的圣贤豪杰。

当然，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已经抛弃了这些观点。但是，这些在青少年时期所形成的思想、观点，由于扎根较深，往往会长期残存于头脑之中，并在一定条件下再现出来。

这种旧的历史观的影响，从毛泽东的读史批语中也可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如他在赞颂历史中有大智大勇或建功立业的人物时，往往会流露出对英雄豪杰的“神往”之情，特别是当他借用封建文人的语言来评论历史人物的时候，这种倾向则更加明显。

更重要的一点是，毛泽东在长期的读史过程中，由于传统史学内容的影响，他的着眼点主要是在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方面，这就使他很少能够从古典史籍中得到有关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启示。

毛泽东说过：“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毛泽东是读历史的人，他确实不是守旧的人，他在政治思想方面、哲学思想方面始终是站立在时代最前列。在革命战争时期，在建立革命政权时期，着重读军事史、政治史，从中获得有益的借鉴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时代的主题已经改变，在巩固政权的同时，必须重视经济，重视发展生产力，学会按经济规律办事。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开始的时期，花费巨大的精力和时间古典史籍；而这些历史典籍又是古代落后的农业经济的产物，对这些古籍的偏爱就会削弱他对发展生产力所必需的自然科学、经济科学、管理科学、应用技术等方面的兴趣。

邓小平曾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

毛泽东长期重视读史，但他总是从阶级斗争的需要方面去从史籍中寻求启示，借鉴历史也是主要为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直到晚年他也没有放弃这个读史宗旨。这样，他便很少从古典史籍中得到有关发展生产力的启示。这可能也是他“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个主观因素。

毛泽东在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某种联系之时，有时也有失误之处。1965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

《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这样的历史联系，显然是“左”的错误的表现，对不久以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为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正是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开端的。

对于毛泽东在借鉴史籍为现实服务过程中的失误，在“全民读史热”的今日，尤其值得认真研究，以便吸取教训。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国学的健康复兴。

毛泽东爱读地方志

在系统地历代史册的同时，毛泽东还非常重视全国各地方志的。

毛泽东认为方志详细记载了各个地方的山川气候、物产资源、风俗民情的情况，是极其重要的书籍。如果掌握了这些情况，就知道了各地情势，就能打胜仗。因此，无论是在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时代，每到一处，毛泽东都会搜集当地的方志，认真，以此来了解当地的历史沿革、地理情况、文物掌故及风土人情。

方志号称“一方之总览”，是我国古代典籍中一个重要的类别。据统计，中国的传世志书约8700余种，11万余卷，占古籍的10%左右，确实是一笔蕴藏丰富的国学资源。方志可称一方之“百科全书”，对各地山川气候、特产资源、风土民情之类的情况都有详细的记载，能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因而，方志常为历代所重视，遂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说法。

毛泽东年轻时就熟读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也浏览了不少地方志书。1929年红军打开兴国县城，毛泽东在县图书馆住下，开始专心致志地读《兴国县志》。

在瑞金时，毛泽东得到清代续修的一部8卷集《瑞金县志》，虽然残缺一卷，但他却如获至宝，挑灯夜读。

在长征途中，环境恶劣，战斗频繁，毛泽东仍不放弃地方志书。一次，部队打了大胜仗，夜间宿营时，毛泽东问秘书有没有战利品，秘书把前方刚送来的香烟递了过来。

毛泽东看着他笑了：“噢，怪我没讲清楚，我要的是书，比如州志啦、县志啦什么的。”

秘书这才明白，他说的“战利品”是指地方志书。

建国后，毛泽东多次外出巡视，每到一地，总要开出一批书单，其中就少不了地方志书。

一次，毛泽东到汕头市，就索读《汕头县志》、《潮州府志》，还问有汕头，是否有汕尾？

1958年3月，毛泽东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3月4日下午一到成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华阳国志》等认真。以后还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志书，就连《武侯祠志》也读了。还在书上批、画、圈、点。会议期间，他亲自挑选唐、宋、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也是在这次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倡在全国编修地方志。

1959年6月30日清晨，66岁的毛泽东上庐山，稍事休息后就要借《庐山志》读。工作人员借来了民国时期吴宗慈修的《庐山志》，毛泽东看了目录后又要求把吴宗慈编的《庐山志续志稿》也借来。看完后对工作人员侃侃而谈：“庐山的山名由来，众说不一，有人说是周文王时由匡裕兄弟在山中结庐而居，周文王去访，只见空空草庐一座。又有人说是周威烈王去访，人去庐存。这两则传说相隔数百年，后人以讹传讹。我们现在就不能这样办，对历史的态度要严肃，不能含糊嘛。”

说到这里，毛泽东转身对周小舟等人说：“你们是秀才，请你们查一查，研究一下。”又说：“这部续志很好，对现代历史有参考价值。蒋介石的庐山谈话都记录下来了，当时梁实秋有意迟到，名单最后是梁实秋。此人在会后两天迟迟登山，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也有爱国的一面，在学术上有才华，对人要一分为二嘛！我欢迎他进步的一面。”

毛泽东还饶有兴致地又讲了一个典故。说的是历史上朱熹到南康郡（今江西星子县）走马上任，当地属官们轿前迎接，他下轿开口就问《南康志》带来没有，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面面相觑。这就是“下轿伊始问志书”的传说，至今广为流传。

有时，毛泽东了解的某地方人文情况甚至比那些长期在该地方工作的干部还多。他曾问长期在江西工作的一位同志，说江西铅山有个费丞相墓，可以查《铅山县志》。后来果然在书上找到了，他讲的和县志中记载的一字不差。

与各地方志相得益彰的是，毛泽东还爱看各种各样的地图，这也是他关心地方风物，了解各地情况的一个重要方式。

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地图的作用，尽管那时环境极其艰难困苦，但他仍想尽一切办法收集地图以便为决策服务。在行军途中，毛泽东总是忘不了地图，他经常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其他东西可以少带，但地图册一定要带上。

建国后，毛泽东在外出考察前，总是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打招呼，要准备好外出用的书籍和地图册，以免到外地考察时缺少要看的书籍和地图而麻烦地方的同志。毛泽东有一个习惯，从书房找来地图册加以阅览，从地图册中先了解一下考察要经过的地区，了解当地的经济、人口、文化和矿藏资源等情况，先做到心中有数。然后还要与身边的同志共同研究具体问题，研究考察地区，确定最佳路线和考察内容。毛泽东认为，这样做，不仅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盲目性，而且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曾多次翻阅亚光与地学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1952年出版）。在这本只有50页的分省地图册中，毛泽东的批注、画图、画线、画三角的标记见于多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