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罗诗词千百首

——古典诗词最优秀的鉴赏家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兼诗人，他的政治功绩和诗词成就，都是无与伦比、举世公认的。

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是有着两千多年诗歌传统，是产生过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大诗人的诗词大国。所以诗词是国学宝藏中最光彩夺目的奇珍异宝。诗人毛泽东出现在20世纪的中国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诗歌渊源。

毛泽东崇高的精神品格、光辉的思想理论、非凡的政治实践、卓越的领导艺术、深厚的文学素养和杰出的诗词创作，都曾受到国学精华特别是古典诗词的滋养。

自学生时代起，毛泽东就极为喜爱欣赏和研读古典诗词。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他留下的一本47页（94面）的《讲堂录》中，前11页便是抄写的名驰中外的古代诗人屈原的《离骚》和《九歌》。遗憾的是，今日对毛泽东青年时代及后来革命战争年代欣赏、研读古典诗词的情形仍知之甚微。——人们至多只能从毛泽东创作的诗词中窥见他对古典诗词的熟悉掌握和信手拈来的点化运用。然而所幸的是，建国后的和平环境中，毛泽东的读诗论诗情景曾为亲近他的人耳闻目睹，他书房中的诗卷更是遍留了他研读、欣赏时的手泽。

毛泽东究竟读过多少中国古典诗词？有人从他中南海书房的诗册中，整理出一份他研读过的诗词目录。这份目录收录的仅是毛泽东欣赏、研读诗词时圈划批注过的，并剔除重复部分。其内共包括429位诗人的作品，总计诗词曲赋1590首，其中诗1180首，词378首，曲12首，赋20首。

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毛泽东在工作之余消闲或为了练习书法，常常凭记忆挥毫书写些古诗词。中央档案馆从他留下的数百幅墨迹中，精选出版了117首，其中37首并未在藏书中发现毛泽东的圈划批注。

据熟悉者回忆，毛泽东崇尚豪放词人苏轼的作品，指名要过陆游、张孝祥、张元幹、洪皓等人的作品专集，但在他书房所藏的这些人的诗词集本中未发现圈划手迹。毛泽东多次引用过的诗，如清朝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七绝诗等，也未发现有圈划过的集本。可见，有大量诗词毛泽东过而未作圈划。

同时，藏书中有不少篇页折着书角或夹着纸条，这大概也是一种读过的标记。还有一些诗词集本中留有不是毛泽东手迹的注释，这可能是他晚年患眼疾时听工作人员为他诵读诗词时留下的。

另外，毛泽东在外地过的诗词集本，或圈点过而已散落的集本上的诗词，则无从统计了。

所以，毛泽东实际读过的古典诗词曲赋，远远多于这统计出来的1590首。

从其范围看，中国各个历史朝代的诗集及历代诗人的作品毛泽东都广泛涉猎，从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和战国时代至汉的《楚辞》，到汉魏乐府，两晋、南北朝、唐、宋、金、元、明、清等历代诸家的诗词曲赋，乃至到鲁迅的诗作。即是说，各个历史朝代的诗集，各种不同的诗体，众多诗人各种不同题材和风格的诗歌，毛泽东几乎都细览无遗地研读过。

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藏书约有9万册，其中古典诗词占有相当比重。《诗经》、《楚辞》、《全唐诗》、《唐诗三百首》以及历朝各家诗人、词人的专著、选集、别裁等，都有收藏。

大概是“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使然，毛泽东读诗词时也总要在诗册上圈圈点点、勾勾划划作些批注。每读过一遍书，他就要在封页上划上一个大圈。在他故居的藏书中，有不少封页上划有几个大圈的诗集。毛泽东常读不同版本的诗集，所以同一诗集他收藏有多部。譬如，仅他批划过的《唐诗别裁集》有6部，《唐诗三百首》有5部，《古诗源》有5部，《词综》有4部。在这各部书的封面或函套上，都有他划的一个或两个大圈。毛泽东对一首诗读过一遍，也习惯在诗的标题前划一个大圈。若特别重要的诗词，就在标题前连划几个小圈。对其欣赏或值得注意的优美诗句，在旁划着直线或曲线。在有些书页上，红、蓝、黑几种颜色的笔迹纷呈，大圈套小圈，直线叠着曲线，密密麻麻。这是毛泽东对这些诗作多次反复圈读时留下的痕迹。

毛泽东是中国古代诗人最热心、最忠实的读者，是中国古典诗词最优秀的鉴赏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毛泽东终生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古典诗词，使他能集众家之长，具有深厚的诗词素养，这是他评点和运用、继承和发展中国古典诗词的坚实基础，也是他的诗词创作能够取得超越古代诗人的杰出成就的深厚渊源。

“屈子当年赋楚骚”

——毛泽东品读屈原的“楚骚”

毛泽东是湖南人。湖南是战国时楚国旧地。这就不能不使人联想起另外一位伟大的楚人——战国时楚国诗人屈原和他独创的“楚辞”诗体。因为湖南曾经是屈原流浪过的地方，呕歌过的地方，也是他殉难的地方。

也许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缘”情结吧，毛泽东对屈原可谓情有独钟，终生挚爱。早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在自己的《讲堂录》中，用工整的笔迹抄录了《离骚》、《九歌》全诗，在《离骚》正文天头上，写有各节提要。这本《讲堂录》共有47页，抄文占去了前11页，它留下了毛泽东早年下苦功学习屈原作品的珍贵史料。

据罗章龙回忆，当他和毛泽东在长沙初次见面交谈的三个多小时中，毛泽东“对《离骚》颇感兴趣，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为了纪念这次有意义的会面，罗章龙曾写诗纪事，其中特别提到：“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可见，贾谊的《治安策》和屈原的《离骚》都是他们的谈话内容，也是他们那时十分喜爱的作品。

1918年春天，毛泽东在写给罗章龙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里，不无自豪地说“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由衷地表达了对以屈原、贾谊为代表的湘楚浪漫主义文化精神的赞叹之情。

屈原是战国时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是楚辞的主要代表作家。“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专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

《楚辞》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屈原的作品，在《史记》本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5篇。《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25篇，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也是25篇，为《离骚》、《九歌》（计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所以对这25篇作品的归属和真伪，在汉代就有争议。大致说来，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招魂》仍应遵从《史记》，视为屈原所作；《远游》、《卜居》、《渔父》，则后人伪托的可能性较大。

《离骚》是屈原最伟大的代表作。全诗372句，2400余字，是中国古代最为宏伟的抒情诗篇。全诗大致可分为前后两部分：从开头到“岂余心之可惩”为前半篇，侧重于对以往经历的回顾，多描述现实的情况；后半篇则主要通过幻想方式，重在表现对未来道路的探索。《离骚》集中表现诗人对美好政治理想的热烈追求和矢志不渝的斗争精神。全诗才气纵横，感情激荡，撼人心魄。

在屈原之前，《诗经》中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作品，但它们基本上是群众性集体性的创作，个性的表现甚少。而屈原的创作，却是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以及他全部生命的热情打上了鲜明的个性烙印。这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屈原是一位具有崇高人格的诗人。他热爱国家和人民，忠于君主，无私无畏，勇敢坚强，至死不渝地追求政治理想的实现。由于表达这种感情的需要，屈原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奇丽的幻想，使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出恢弘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诗经》那种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这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开创性意义。

总之，由屈原开创的楚辞在中国诗歌史上有重要地位。《诗》、《骚》并称，成中国古典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特别是《楚辞》中屈原的作品，以其深邃的思想、沉郁的感情、丰富的想象、瑰丽的文辞，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它的比兴寄托手法，不仅运用在遣词造句上，且能开拓到篇章构思方面，为后人提供了创作的楷模。而它对其后的赋体、骈文、五七言诗的形成，又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诚如刘勰所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日理万机，但仍常常读《楚辞》，每次外出携带的典籍中，总忘不了带上《楚辞》。

1949年12月，毛泽东在赴苏联访问的火车上，向苏方陪同的汉学家费德林介绍屈原，称屈原是我国“第一位有创作个性的诗人”，并结合“这位天才诗人”所处的时代，分析了屈原所起的历史作用：

连年战乱使国家凋敝、民不聊生，楚国灭亡了，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但接着开始了另一个历史过程，就是把那些分散的、互相争权夺利争战不休的诸侯王国统一起来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后，它以秦始皇统一中国而告终，从而形成第一个集中统一的帝国。这对中国的命运产生了重要作用。这是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因为这缘故，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

1954年10月26日，毛泽东会见来华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引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诗句“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来表示对尼赫鲁来访的欢迎态度。接着他向尼赫鲁介绍说：

屈原是中国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在两千多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篇，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

1957年12月，毛泽东让为他管理书报的逄先知请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收集了50余种，列了一个书目。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比较集中地了这些书。

1958年1月12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说：“今晚我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寥寥数语，一代伟人从《离骚》中得到思想启迪和艺术享受的喜悦之情，跃然纸上。

1958年南宁会议期间，1月18日凌晨一点多钟，突然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方向飞来，全城立即进入防空状态。警卫人员要求毛泽东进防空洞，以保安全。他却神情若定，安然处之，挥手说：“我不去，要去你们去。”又说：“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怎么样？我又回来了，他还能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他让人点燃蜡烛，聚精会神地读起了《楚辞》。

另一个夏天，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中午时分仍然辗转难眠，服用安眠药后，他终于合上眼睛，抓在手中的书放在胸脯上，工作人员发现那是一本《楚辞》。

1959年和1961年，毛泽东又两次要《楚辞》读，还特别指名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和明陈第撰写的《屈宋古音义》。

收藏在中南海菊香书屋里的《屈宋古音义》中，毛泽东用红蓝两色铅笔对《离骚》中的一些段落作了圈画。

1964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几位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又说：

《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了。毛泽东把一套线装宋代朱熹集注的《楚辞集注》，作为贵重礼物送给了田中首相。

毛泽东非常同情屈原的人生遭遇，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

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

言外之意，颇有点为屈原遭贬而成为大诗人庆幸的味道。“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显然是把屈原的作品同他的人生遭际联系在一起评价的。毛泽东同意司马迁的看法，认为历来的优秀作品，都是处于逆境中的人“发愤之所为作也”。

毛泽东不仅一生酷爱屈原的辞赋，而且善于在自己的诗词创作中化用屈原作品的意象，或借鉴屈原诗歌中的语言。

例如，毛泽东创作的《七律·答友人》一诗：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这首诗被评论家认为是毛泽东七律中构思神奇、意境空灵、色彩绚丽、格调明快的佳作。读这首诗，常使人联想到屈原的《九歌·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七律·答友人》中的“帝子乘风下翠微”明显来自《湘夫人》中的“帝子降兮北渚”。不过“帝子”的意象，毛泽东是反其意而用之：屈原写帝子下临，“目眇眇兮愁予”，那是双目失神，愁眉不展的帝子；毛泽东所写的帝子，则是在九嶷白云中乘风而下，手持斑竹，身披红霞，容光焕发，光辉夺目！屈原笔下的帝子下凡后所看到的是“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一派萧瑟、悲凉之景色；毛泽东笔下的帝子下凡后，所看到的则是“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的壮丽、欢乐之景象。因为，今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芙蓉国”，较之二千多年前的洞庭、湘水已有天壤之别。

《湘夫人》的末句“洞庭波兮木叶下”写的是洞庭秋景，也许是中国诗歌中对洞庭湖的最早的描绘，成为千古名句。毛泽东《七律·答友人》“洞庭波涌连天雪”一句，有力地表现了湖南人民（乃至全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波澜壮阔、惊天动地的高昂气势，远非“洞庭波兮木叶下”的伤怀景象。但两句之间的继承关系，却是明显的。毛泽东在为自己的诗词作注时，曾明确地说：“‘洞庭波’，取自《楚辞》中的《九歌·湘夫人》：‘洞庭波兮木叶下’。”

在毛泽东的其他诗词中，也借用过屈原诗歌中的一些词语。如：“吴刚捧出桂花酒”（《蝶恋花·答李淑一》），“桂花酒”可能借自《九歌·东皇太一》的“奠桂酒兮椒浆”。“九死一生如昨”（《念奴娇·井冈山》），《离骚》中有“虽九死其犹未悔”之句。

最能反映毛泽东对屈原的综合评价的，大概要算他晚年写的《七绝·屈原》了。

毛泽东为古人写的诗仅有4首，其中就有作于1961年秋的《七绝·屈原》：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写下缅怀、歌赞屈原的这首诗，既是他毕生研究屈原其人其诗的深刻而独特感受的结晶，也是在当时国内外斗争形势下的有感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