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列子·汤问》中的“愚公移山”这则寓言，毛泽东非常熟悉。仅据有文字可查的记录来看，1938年、1939年在“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的讲演中，毛泽东不下五次讲述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以此来说明对革命事业应抱有必胜信念。

如1939年1月28日在延安清凉山“抗大”第五期开学典礼上的讲演中，毛泽东说：

我们是长期抗战，现在同志们都没有长胡子，等长了胡子了，抗战还未胜利，就交枪给儿子，儿子长胡子了，就交枪给儿子的儿子，这样下去，何愁抗战不胜，建国不成？这个道理是古时候一个老头儿发明的，我们打日本，也是这条道理。

因此，在1945年党的“七大”闭幕会上，毛泽东以“愚公移山”为题发表演讲，并非偶然。

1945年，中国的历史面临一次伟大的转折。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一政治路线。为了更鲜明生动地解释和理解这一路线，毛泽东在大会闭幕词中详细讲述“愚公移山”，以之阐明我党实行民主革命直到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借此启发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他引述这一寓言时，绝非原封不动地照搬。他在解释中，发挥了它的积极因素，补充了不足之处，改造了消极成分，特别赋予了全新的革命内容。他把愚公精神从人们向大自然作斗争的领域推进到社会阶级斗争的领域。

在毛泽东的论述中，“愚公移山”的象征指称是相当明显的。方七百里、高万仞的太行、王屋二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九旬老人及其家人挖山不止——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上帝及神话传说中夸娥氏两个有巨力的儿子——人民大众。从斗争对象、历史任务到革命者的意志、信念和力量来源，形成了一个完整而恰当的对应结构。这是对这则寓言故事的非常巧妙又非常成功的理解和引申。

1964年3月24日，在同薄一波的谈话中，说到要多读书时，毛泽东又提到：愚公移山，是有道理的，在一百万年或者几百万年以内，山是可以平的。愚公说得对，他死后有他的儿子，子子孙孙一直发展下去，而山不增高，总有被铲平的一天。

毛泽东不信上帝，但他却不时谈论上帝。他特别喜欢把人民大众喻为上帝。即使到晚年，也是这样。1975年10月8日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就径直说：“人民就是上帝。”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只要我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这个“上帝”，我们的事业就会无往不胜；只要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是为绝大多数人民大众谋利益的，我们就会感动这个“上帝”，就会团结这个“上帝”，并依靠“上帝”去搬掉各式各样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大山”，使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毛泽东的文章中，还活用过《列子》中的“千变万化”、“杞人忧天”这两个成语典故。

“千变万化”出于《列子·汤问》。

西周时，有一次，远方给周穆王献来一位能工巧匠，名叫偃师。穆王问他有什么本领，偃师回答说，他已经造出了一些东西，想请大王先看一看。穆王让他改日再来。第二天，偃师拜见穆王，并把他所造的能歌善舞的假人一起带了来，穆王很惊奇地看着这些能歌善舞的假人。于是，这些假人在偃师的操纵下开始了活动。他们合乎旋律地唱歌，有节奏地跳舞，真是“千变万化，惟意所适”。“千变万化”用来形容事物或现象的变化多端，不可捉摸。

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指出：

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虽然因为它们想象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但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

毛泽东在这里用“千变万化”形容神话故事的丰富多彩和它们纷繁复杂的变化。

“杞人忧天”典出《列子·天瑞》：

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

即杞国有一个人，总是担心天会塌下来，地会陷下去，无寄身之地，竟愁得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下。

唐代李白《梁甫吟》中运用了这一典故，有“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的诗句。意思是，唐玄宗看不见他的一片赤诚之心，使他在政治上遭到排挤，但他还像杞国人怕天塌下来一样，关心着国事。后人用“杞人忧天”比喻那种不必要的或无根据的忧虑和担心。

毛泽东曾在一次讲话中说：

我们有些同志，就有那么一些怕，又怕房子塌下来，又怕天塌下来。从古以来，只有“杞人忧天”，就是那个河南人怕天塌下来。除了他以外，从来就没有人怕天塌下来的。

毛泽东借用“杞人忧天”一语说明，群众的绝大多数是拥护党的。怕群众是没有道理的，担心天下大乱，就像“杞人忧天”一样是没有根据的。

毛泽东与《淮南子》

博览古籍的毛泽东显然是读过属于“诸子百家”的“杂家”的《淮南子》的。因为《毛泽东选集》中，“急风暴雨”、“削足适履”、“谨小慎微”等成语就出自《淮南子》。

《淮南子》是诸子百家中杂家的代表作。那么，什么是“杂家”呢？

有系统、有宗旨、成专门学术的，可称之为“家”。所谓“杂家”，就是杂采诸家之言而成。

《汉书·艺文志》著录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颜师古曰：“内篇论道，外篇杂说。”

《汉书·淮南王安传》云：“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

现存的《淮南子》即内书二十一篇，其他均已佚去。高诱为之注，他以为此书原名《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

这部书是在中国统一的时候著的，但淮南王刘安及其左右，以为各家都有所长，不可专宗一家。因之此书兼有各家之长，而以道家思想为主。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写道：

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

“急风暴雨”一语又写作“疾风暴雨”，引自《淮南子·兵略训》。原文是：

何谓隐之天？大寒甚暑，疾风暴雨，大雾冥晦，因此而为变者也。

意思是：怎样才是隐蔽的天气呢？非常寒冷、特别炎热，急促的风和暴烈的雨，大雾茫茫、阴霾昏暗，利用这些天候去机动灵活地发起攻击。

这里讲的是古代用兵作战的计谋，实际上是一种战术原则。在今天看来，也还有它的实用价值。其中“疾风暴雨”一语，本来是指自然界急促而暴烈的风雨，后来却常常被用来比喻阶级斗争或激烈的战斗。

毛泽东用“急风暴雨”，是论述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之猛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再一次引用了“急风暴雨”一语，用它来形容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威武壮观。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说：

有一种人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反动的中国政府或反动的中国军事学校出版的那些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这些条令仅仅是一般战争的规律，并且全是抄了外国的，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来用，丝毫也不变更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

“削足适履”一语，引自《淮南子·说林训》。原文是：

人莫欲学御龙，而皆欲学御马；莫欲学治鬼，而欲学治人，急所用也。解门以为薪，塞井以为臼，人之从事或时相似。水火相憎，在其间，五味以和；骨肉相爱，谗贼间之，而父子相危。夫所以养而害所养，譬犹削足而适履，杀头而便冠。

意思是：人们不想学骑龙，可是都想学骑马；不想学治鬼，可是都想学治人，这是为了急用啊！砍烂门板拿来做烧火的柴，填塞水井拿来做舂米的臼，人们办事，有时也采用这种类似的笨办法。小鼎锅装水受火，可以使五味调合；骨肉间互相亲爱，说坏话的人去离间他们，就会使父子之间互相危害。为贪养生之物而伤害生命，犹如把足削去一块来适合穿鞋子，把脑袋削去一些来便于戴帽子一样。

《淮南子》里的这段话表露了刘安等人用他们的观点来阐述的一些哲理。这些东西，因为历史局限，在今天看来，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但是，他们创造的“削足适履”一语，却是一句很有生命力的语言，人们常常用它来比喻那种不合理的迁就或勉强凑合的行为。

毛泽东使用“削足适履”一语，在于批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特别是批判他们在研究战争规律时，不按照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实际情况，只知机械地搬用反动的中国政府或反动的中国军事学校出版的那些军事条令，或者外国的东西，不知道“按照现时情况规定我们自己的东西”。毛泽东特别强调：“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这是他根据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政治、军事、经济等情况，全面地、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特点，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后，创造出的全新的研究和学习战争规律的方法。干革命，干战争，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

这里，毛泽东给人们有两点启示：一是，不论学习别人的什么经验，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出与之相适应的东西，决不能生搬硬套，否则就一定要碰壁，要犯错误；二是，干战争要掌握规律，干其他革命工作也要掌握规律。

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毛泽东写道：

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

“谨小慎微”一语，原作“敬小慎微”，《淮南子·人间训》中说“圣人敬小慎微，动不失时”，形容对细微的事物也采取谨慎小心的态度，即待人处世非常审慎。

此语更早可追溯到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缁衣》。原文是：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敝，则民谨於言而慎於行。”

孔夫子的话大意是说，做官的要用好话去开导手下的人，教手下人行为谨慎一些。所以，说话必须考虑它的后果，行为必须考察它有无败坏。这样，民众也就会说话谨慎，行为检点了。

孔子在这里讲的是一些“为官治民”的办法，它们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被信奉。其中“谨於言而慎於行”一语，还被发展为成语而被人们广泛遵循。

毛泽东使用“谨小慎微”一语，是典型的“反其意而用之”，赋予了它贬义，用以批评那种只注重琐事、不顾大局的错误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