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

毛泽东引用此语，说明中华民国应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但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却只有中华民国之名，没有中华民国之实。我们应该因名去求实，努力实现一个名副其实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毛泽东与《墨子》

墨子是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毛泽东系统地对墨子的思想发表看法，源于陈伯达的文章《墨子的哲学思想》。

《墨子的哲学思想》，是陈伯达响应毛泽东1938年10月提出的“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号召，所写的诸子研究系列论文中的一篇。同《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样，他送给毛泽东看的是发表前的稿子，后分上、中、下三篇连载于《解放》杂志上。

该文共36万字左右，较全面地论述了墨子诸方面的思想，如名与实、知与行、故与法（因果法则）、同与异、义与利、中庸、名辩等范畴，以及墨子的节葬、非攻、兼爱、非乐、非命等主张。

该文对墨子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政治上，该文认为：墨子是当时“手工业者和农民在某种程度上之独立的觉醒及其解放的空想……之最伟大的代表者”；“墨子在各方面的立说，都是从人民生产的立场出发的”；中华民族“最善于艰苦奋斗，并善于死里求生，善于主持正义而厌恶强暴，善于对不平反抗，……这些都是和墨家的精神不可分开的”。

哲学理论上，该文认为：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先完整地提出了名实问题，并给以初步明确的解决”，进而提出知行问题“并初步具体地在解决”；“墨子并不限于唯物的经验论。我们看到了墨子哲学关于由感性的认识论到论理的认识之见解”；“墨子认为：宇宙的事物是变动不居的”；“墨子发现了部分和整体的联系”；“墨子看出了宇宙中的时间空间都是……对立的统一”；

毛泽东读了陈伯达的文章后很高兴，对他的观点表示基本赞同。

1939年2月1日夜，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信，就《墨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发表看法。信中说：

《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毛泽东“写在另纸”的意见，全文如下：

（一）题目

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

（二）事物的实不止属性，还有其最根本的质，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变，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志气”，志似指事物之质，不变的东西（在一物范围内），气似指量及属性，变动的东西。

（三）“君子不能从行为中分出什么是仁什么是不仁”，这句话的意思应是：君子做起事来却只知做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四）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因此，“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是对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发，并经过无数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许成为十月十一日的汉阳起义，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义。“不是在那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是对的，但也必定会在另一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而成为燎原之火。

（五）中庸问题

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这里有几点意见：（1）是在作两条战线斗争，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2）儒墨两家话说得不同，意思是一样，墨家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3）“正”是质的观念，与儒家之“中”（不偏之谓中）同。“权”不是质的观念，是规定此质区别异质的方法，与儒家“执两用中”之“执”同。“欲”之“正”是“利”，使与害区别。“恶”之“正”是“害”，使与利区别而不相混。“权者两而无偏”，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但这句话并不及“过犹不及”之明白恰当，不必说它“是过犹不及之发展”。（4）至于说“两而无偏，恰是墨子看到一个质之含有不同的两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个质”，则甚不妥，这把墨家说成折衷论了。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论的话，便应作如此解。

（六）“半，端”问题

墨子这段，特别是胡适的解释，不能证明质的转变问题，这似是说有限与无限问题。

毛泽东认为陈伯达的“一大功劳”是“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从而充分肯定了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赫拉克利特（约前535~前475年），是古希腊卓越的唯物主义者、辩证论者，是代表新兴工商业奴隶主利益的哲学家。他致力于寻求世界万物的本源，把客观的自然界作为认识的起点和对象，并猜测到万物变化运动的原因，是由于事物内部有矛盾，有对立面的斗争。他说：“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所以，列宁称他是“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

毛泽东把墨子比为“中国的赫拉克利特”，并建议陈伯达把文章的题目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大体是觉得二者在唯物论和辩证法两个方面有相通之处。后来，陈伯达在发表稿里未按毛泽东的建议改题目，不知是何故。

《淮南子·要略》中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学派确实是在儒家学派影响下产生的，墨子的老师应当就是孔子弟子或门人。但墨子是代表最下层老百姓利益的学者，是当时小手工业者和农民利益的代言人，是地地道道代表大众利益的思想家。

与儒家和道家不同，墨家学派行侠仗义，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反对战争，以天下为己任，并能身体力行、不辞辛苦地去进行实践。这是墨家精神风貌的一个方面。

墨家学派在战国中后期影响非常大，可以与儒家学派平分秋色。如二者都主张积极入世，都提倡和平，反对战争，都主张尽伦理责任。儒家主张对于他人的爱有远近亲疏之别（因为这种爱建立在当时宗法制的社会现实之上，又符合人性的最基本要求，故有深远的影响），提倡礼乐和三年之丧；墨家则主张兼爱，即对一切人平等地爱，反对礼乐，提倡节用节葬。

墨子是春秋战国之际的宋国人，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68年至前376年。他出身贫贱，精通手工技艺。现存《墨子》53篇，是墨家学派的著作总集，其中有墨子本人所著，也有后期墨家的作品。

毛泽东对《墨子》一书显然是下工夫读过一番的，所以对陈伯达的文章能提出中肯而独到的看法。毛泽东对墨子其人也一向推崇。1939年4月24日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演中，他称道墨子是劳动者，“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毛泽东与《列子》

有一则寓言叫“愚公移山”，这则寓言随着毛泽东“老三篇”的传播而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1945年6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中，毛泽东以他特有的生动、形象、通俗晓畅的语言讲述了这个寓言：

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这则寓言出自《列子》。原文是这样的：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返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

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毛泽东无疑读过《列子》这本书，对其内容是十分熟悉的。

《列子》，相传为战国时列御寇撰。其生卒年月不可考，大约比庄子早些。在《庄子》中多次称道列子，还专有《列御寇》一篇。《汉书·艺文志》著录《列子》八篇，早佚。今本《列子》八篇，从思想内容和语言的使用来看，可能是晋人的作品。这八篇为：《天瑞》、《黄帝》、《周穆王》、《仲尼》、《汤问》、《力命》、《杨朱》、《说符》，共计134则。

列子的学说近于庄周，文中有许多民间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愚公移山”即为《汤问》中的一则。《列子》中的“两小儿辩日”、“歧路亡羊”、“纪昌学射”等寓言，都颇有教育意义，流传甚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