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的《风赋》，值得一看”

——毛泽东品读宋玉《风赋》

在中国现代史上，写古典诗词的人还有一些，而写古赋的人似乎“绝迹”了。毛泽东虽然没有写过赋，但是他在古赋“式微”且越来越为人们所漠视的情形下，仍然给予了古赋这一曾经在历史上辉煌一时的文学体裁以足够的重视，他不仅自己读赋，而且一有机会就向下属们推荐一些名赋。

赋露脸于战国后期的“楚辞”高唱之后，随着中古文学的发展而渐趋光大。

在和戏剧未出现以前，古代作家们最卖力气的创作是赋。赋耐得住精雕细刻，甚至于呕心沥血。赋需要“控引天地，错综古今”的形象思维、“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宏阔眼光，“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的缜密功夫，所以旧时浩瀚的文集，赋总是气宇轩昂地挺立于卷首。

赋的天职在于体物，诸如音乐、舞蹈、建筑、园林、杂技、纺织，乃至于傀儡戏、弈棋、拔河、赛马，以及各种礼仪、风俗、服饰，都可在赋中广采博取，以补史料的不足。上不得诗、画的蝎虱蝇鼠，与风花雪月、美女丽人、大鹏猛雕，都在赋中得到形形色色的展现。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讲到要注意识别政治方向的问题时，说：

以后注意辨别风向。大风一来，十二级风，屋倒，人倒，这样好辨别，小风不易辨别。宋玉写的《风赋》，值得一看。他说风有两种，一种是贵族之风，一种是贫民之风（所谓“大王之雄风”与“庶民之雌风”。）。风有小风、中风、大风，宋玉说：“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之土囊之口”。风起青蘋之末，那时最不容易辨别。

宋玉的诸赋，可说是正规、典型的赋的发端。从东汉的王逸到梁代的萧统，他们心目中都有一个写赋的“祖师爷”——战国时的宋玉。

宋玉是第一个“虽好辞而以赋见称”（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者。宋玉的生平事迹，史书所记不多。据刘向《新序》和韩婴《韩诗外传》等书零星记载，宋玉曾为楚怀王、楚襄王的文学侍从之臣，一生并不得意。萧统的《文选》中收有宋玉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诸篇，王逸据刘向编纂的《楚辞》作注解，又把司马迁认为是屈原作品的《招魂》，也归在宋玉的名下。历来就有人怀疑宋玉的有些赋篇是伪作，但这些作品艺术性很高则是无疑的。毛泽东没有谈真伪问题，他在讲话中似乎口气很肯定《风赋》就是宋玉的作品，这显然是采取了大多数人的看法。

究竟是什么使毛泽东对《风赋》念念不忘，并征引来让大家一读？除了思想的意义之外，它的出色的文学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那些低劣的、粗俗的、末流的诗赋作品，是很难进入作为一代文学艺术鉴赏大师毛泽东的视野的。

宋玉用他的生花妙笔绘声绘色地描写了风势的变化，细致入微地刻画了风吹物时呈现的各种情况，铺陈排比，一问一答，散韵相间，声调和谐，很附合《文心雕龙》指出的“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特点。

毛泽东对该赋中“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这句很欣赏，他说“风起青蘋之末，那时最不容易辨别。”为何这么说，恐与宋玉对“庶人之风”（即毛泽东说的“贫民之风”）认识有关：

夫庶人之风，塕然起于穷巷之间，堀堁扬尘；勃郁烦冤，冲孔袭门；动沙堁，吹死灰；骇溷浊，扬腐余；邪薄入瓮牖，至于室庐。故其风中人，状直憞溷郁邑，驱温致湿；中心惨怛，生病造热；中唇为胗，得目为蔑；啖齰嗽获，死生不卒。此所谓庶人之雌风也。

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的其他的一些内容，就会明白他认为当时许多人能积极地“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但怀疑的人、反对的人不少，有些人看到了，有些人看不到。道路总是曲折的，以后还会有曲折。

毛泽东又说，1955年冬季，有两件事情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反斯大林，发生了“波匈事件”，世界上出现了反苏***高潮，影响了全世界，影响了我们党。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一个“跟什么人走的问题”，有一个“插红旗，辨别方向”的问题。他说，你不插人家就插。任何一个大山、小山，任何一亩田，看到哪个地方没有旗帜就去插，看到白的就拔，灰的也得拔。灰旗不行，要撤下来；黄旗也不行，黄色工会等于白旗。任何大山上、小山上，要经过辩论插上红旗。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提出读读《风赋》的要求，是要让大家注意辨别风向。在今天看来，毛泽东的认识中已有“左”的成分（如“灰的也得拔”），但他告诫人们注意“民风”、“小风”，注意“起于青蘋之末”时“不易辨别”的风，这种察微知著的思想方法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登徒子是遵守‘婚姻法’的模范丈夫”

——毛泽东品读宋玉《登徒子好色赋》

1958年，毛泽东与部分史学家、科学家和新闻工作者进行了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间，他抑扬有致地背诵起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

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谁为好色者矣？”

背完这段赋后，毛泽东说：

宋玉攻击登徒子的这段话，完全属于颠倒是非的诡辩，是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量夸大”的手法。

接着，他十分风趣而幽默地说：

从本质看，应当承认登徒子是好人。娶了这样丑的女人，还能和她相亲相爱，和睦相处。照我们的看法，登徒子是一个爱情专一的、遵守“婚姻法”的模范丈夫，怎能说他是个“好色之徒”呢？

相传登徒子为楚国大夫，曾在楚王面前叙说宋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宋玉知道后，于是在楚王面前为自己辩解：

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

楚王质疑宋玉，宋玉便反过来攻击登徒子，就说了上面那段非常精彩的话，不仅取得了楚王和在场上的秦章华大夫的信任，也从此使登徒子成了喜好女色、品行不端的典型。

毛泽东对宋玉的这篇赋谙熟在胸，更为精彩的是，他用辩证的观点进行分析，拆穿了宋玉的诡辩，不但为登徒子恢复了名誉，而且视之为“模范”，这种巧解《登徒子好色赋》的“翻案文章”，实在是活用古典诗赋的典范，其启迪是多方面的。

也有人认为《登徒子好色赋》是宋玉为讽谏楚王淫乐无度而作。《文心雕龙·谐隐》云：“楚襄王宴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文选》李善注也说：“此赋假以为辞，讽于婬（淫）也。”也有人认为此文是后人假托宋玉而作。不管怎么说，这篇赋描写美女形象生动，情态逼真，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诗经·硕人》中用“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等刻画美人的手法，对后世描写美女的作品（如曹植的《洛神赋》）影响非常大。

毛泽东谈话中背诵的这一段，是该赋中的神来之笔，毛泽东的新解《登徒子好色赋》发前人所未发，又联系现实，真真的是用活了，也只有毛泽东才拥有这样高超的点化本领。

“真是一篇妙文”

——毛泽东品读枚乘赋《七发》

1959年8月2日，毛泽东在致张闻天的信中谈道：

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

同时，毛泽东又专门针对这篇“妙文”撰写了一篇文章——《关于枚乘〈七发〉》：

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踞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一开头就痛骂上层统治阶级的腐化，“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真理。现在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走路、游水、爬山、广播操，都是在劳动之列，如巴甫洛夫那样，不必说下放参加做工、种地那种更踏实的劳动了。总之，一定要鼓干劲，反右倾。枚乘直攻楚太子：“今太子肤色靡曼，四肢委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讌，纵姿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枚乘所说，有些像我们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的病重极了，不治将死。然后，病人几天、或者几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因为右倾或“左倾”机会主义这类毛病，是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这个法子，我们叫做“批判从严”。“客曰：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指出了要言妙道，这是本文的主题思想。此文首段是序言，下分七段，说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题之反面。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第九段是结论，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涊然汗出，霍然病已”。用说服而不用压服的方法，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见效甚快。这个法子，有点像我们的“处理从宽”。首尾两段是主题，必读。如无兴趣，其余可以不读。我们应当请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斯大林、李大钊、鲁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览观”，列宁“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我少时读过此文，四十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过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同志。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较低的阶层，有一条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当然，这是对于封建阶级上下两个阶级讲的，不是如同我们现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无产、资产两个对抗阶级说的。我们的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代表了革命无产阶级和几亿劳动农民的意志。枚乘所攻击的是那些泄气、悲观、糜烂、右倾的上层统治的人们。我们现在也正有这种人。枚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时为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之臣。他写此文，是为给吴国贵族们看的。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作招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

此篇洋洋洒洒的评论文章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毛泽东谈赋最长的一篇专文。当时曾在党内传阅。

这篇《关于枚乘〈七发〉》，现在看来，其锋芒所向，是对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这一点联系上面引的《致张闻天信》，就会看得更加明白。同时，也是为所谓“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辩护。这种主旨、倾向，历史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但这篇文章却披露了毛泽东对赋的看法，对《七发》的评价，以及推陈出新运用赋的手法，可以说是一篇精彩的“赋论”。

毛泽东把《七发》认定为“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可说是一家之言。许多论者在谈到《七发》在艺术上的特点时，多谈它的“韵散结合”、“篇幅渐长”、“虚构夸张的笔墨”、“精细的叙事和描写”，强调它在由骚体赋向汉大赋发展中的过渡性质，这有一定道理。但是，在艺术上强调它的浪漫主义色彩，此种意见却不多见。毛泽东一生对浪漫主义流派的作品，非常有好感，并符合他的气质和审美特征，这恐怕是他重视该赋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非常看重的一点就是《七发》的“颇多的批判色彩”。这不仅吻合该赋的基本特征，而且也是该赋具有现实意义，可以“古为今用”的主要方面。《七发》正是指出并批评以楚太子为代表的宫廷贵族腐朽萎靡的生活方式，告诫膏粱子弟不要纵欲戕生，同时希望统治者亲近贤士，多听取治理天下的“要言妙道”，振奋励精图治的进取精神。毛泽东看中的正是该赋的这一极强的现实批判性，用来讽谏和批判那些犯“机会主义这类毛病”的人，尽管矛头所指未必正确，但却使一篇两千年前的作品获得了全新的生命力。

毛泽东说，他“四十多年”前就读过此文，“近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这就进一步证明毛泽东对赋体素有研究和爱好。他并没有像某些人那样，对文学的体裁、品种偏执一端，而是全方位地汲取古典文学的营养，在赋为人所轻看的情形下，仍念念不忘赋的价值。尤其说“如见故人”，更表明了毛泽东对赋的亲切感和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