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籍中纪传体较为普遍，“二十四史”便都是纪传体，所以毛泽东读史中很自然地多是读人物传记。在读其他形式的史书时，他的着眼点也多是在人物事迹上。毛泽东不仅熟知众多的历史人物的事迹，而且经常随时随地对历史人物进行褒贬评价。这些评价有的形成文字留在他读过的史书上，有的则是在平时谈话中提到。

历史帝王的事迹，在历代正史中，居于“本纪”的地位，是封建史家们要着意刻画描写的部分。历代帝王本身也是历史人物，不过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使他们的事迹更加引人注意。毛泽东在读历代帝王本纪时，不但审视他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发挥的历史作用，而且注意他们的才能、品德、作为上的差别，有褒有贬，有取有舍。

在中国古代历代帝王中，毛泽东最重视的是在国家的统一和历史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而长期以来人们对他们的历史地位缺乏公正评价的人物，如商纣王、秦始皇、曹操等。

“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

商朝的亡国之君纣王历来被认为是无道的昏君的“代表”。他“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他又“以酒为池，县肉为林”，“重刑辟，有炮格之法”，因此周武王伐纣时，纣王的军队倒戈，导致商朝的灭亡。

但是，毛泽东却认为，虽然纣王导致了商朝的亡国，但他“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1958年11月，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中，说到商品生产问题，毛泽东联想到商朝。他说：

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1959年2月，毛泽东又在济南的一次座谈会上说：“龙山文化很有名啊！商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所以以后失败了。”

毛泽东对商纣王的评价，主要着眼于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这是以郭沫若的观点为依据的。《史记》也说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是个很能干的人。然而把纣的失败，归之于“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这确实是毛泽东的独特见解。

“秦始皇是个好皇帝”

毛泽东向来十分称赞并且力图改变人们对其形成的固有成见的古代帝王，就是秦始皇。

大概从西汉开始，人们心目中的秦始皇就是“焚书坑儒”的暴君。“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何其残暴！所以一般人对秦始皇只有这样的认识：秦始皇焚书坑儒。建国初期，有的民主党派人士还用秦始皇来影射共产党，称共产党是“独裁者”。

但毛泽东并没有对这种压力屈服，他不是极力把共产党与秦始皇两者分开，以回避人们的攻击，而是从重新评价秦始皇开始。

在1958年2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

一股风一来，本来是基本上好的一件事，可以说成不好的；本来是基本上一个好的人，可以说他是坏人。比如我们对于秦始皇，他的名誉也是又好又不好。搞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没有人讲他好的，自从资本主义兴起来，秦始皇又有名誉了。但是，共产主义者不是每个人都说秦始皇有点什么好处，不是每个人都估计得那么恰当。这个人大概缺点甚多，有三个指头。主要骂他的一条是焚书坑儒。一个古人，几千年评价不下来，当作教训谈谈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想一想。

这里，毛泽东让大家“想一想”，实际上观点的基本倾向已经很清楚了。“三个指头”缺点，就是对秦始皇持基本肯定的态度，这段讲话可以说是为重新评价秦始皇作舆论上的准备。

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讲破除迷信的问题，从“厚今薄古”转到了秦始皇的话题。他说：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时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讲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毛泽东在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又说：

要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民主与集中结合起来。

这里，毛泽东似乎不是评价秦始皇个人，而是把他做为一种集中政策的象征，这是从正面来看秦始皇的。

1964年6月在接见外宾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

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应该讲句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

同年8月，在一次谈话时说到黄河流域的水利建设，他又联系到秦始皇，他说：

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五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上坑了四百六十人，是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被杀么。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

此时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评价是相当高的，称他“伟大”，称他“是个好皇帝”，“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这些评价主要还是从秦始皇本身的历史功绩出发的。

在20世纪70年代的那场“评法批儒”运动中，秦始皇被全面抬高，他是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贬低秦始皇就是反对法家路线，甚至指出秦始皇的缺点，就可能被认为是攻击毛泽东。但在毛泽东晚年，他的态度略有改变，主张一分为二地评价秦始皇。

1975年，毛泽东曾对在他身边为他读书的芦荻说：

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地评论。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以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无聊得很。陈胜、吴广反对暴秦，就包括反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

这时，毛泽东已经是重病缠身的暮年，他对秦始皇的评价已不像1958年那样充满个人性格特点和政治色彩。这种坚持以一分为二的精神评价秦始皇，在肯定秦始皇的巨大进步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他“残酷地压迫人民”的一面，无疑是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

曹操是“真男子”

毛泽东曾经较多评论并主张给其“翻案”的另一位帝王类历史人物，就是魏武帝曹操。

曹操在人们心目中长期以来被视为反面人物，恐怕比秦始皇更有过之。人们从《三国演义》和旧戏舞台上得到的“旷世奸雄”、“白面奸臣”的印象可谓根深蒂固。

卢弼所撰的《三国志集解》中，不少文人对曹操怀着一种厌恶的心情进行批注，不论曹操做的什么事，说的什么话，都要从“奸雄”的角度去评价。毛泽东虽然从小就喜读《三国演义》，但他却认为曹操长期被视为“奸雄”太不公正。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读鲁迅的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时，对鲁迅所说的“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的话深有同感，特别用粗重的红铅笔在旁边划了着重线。

对曹操的许多诗文，毛泽东都多次，反复圈点。当1954年毛泽东来到北戴河，并且要登碣石山时，他对一千七百年前曾来过这里的曹操颇为怀念。当时陪同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回忆说：

1954年夏季在北戴河，休息时他常读诗：“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我问主席这是谁写的诗，很有气魄，主席告诉我是曹操写的《步出夏门行》的第一章“观沧海”。

当徐涛谈到他从小到现在，凡所认识的人都说曹操是奸臣，戏台上也是个“大白脸”时，毛泽东说：

曹操是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个诗人，能文能武，那时封建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三国时代魏蜀吴的魏国就是他建立的，他统一了北方，打击了豪强，施行屯田制，开荒生产、提倡节约，改革了东汉的弊制，使社会稳定，促进了社会进步，难道不该肯定吗？说他奸臣、白脸，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案要翻。

毛泽东还对徐涛说：“曹操能带兵打仗，也能了解民间疾苦，征战环境三十多年，手不释卷，喜读书学习又喜作诗，登高必赋，我喜读他的诗。”“你看曹操的诗气魄雄伟，给人鼓舞。真男子气，是大手笔。”

也正是此时，毛泽东酝酿着自己的词作《浪淘沙·北戴河》：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这首词的字里行间，包含着对曹操的怀念、赞扬之情。

徐涛还回忆说，毛泽东并不是和他一个人谈过评价曹操的问题，他也曾和他的高级俄语翻译李越然谈论过，“对曹操是正面评价的，也是为曹操正名平反，时间大约在1957年”。

1958年，毛泽东了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卢弼撰的《三国志集解》。

裴松之在注文中，引用了《魏武故事》记载曹操于建安十五年（210年）所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令》中主要叙述自己辗转征战的经历及主要的内心活动，意在表明自己并无取代汉室自立为帝之意，所以让出受封的阳夏、柘、苦三县以解除别人的误会。

曹操还表明，自己常对妻妾们说，待我“万年之后”，你们不论改嫁到哪里，都要为我说明心迹，“使他人皆知之”。

卢弼在注中指责曹操“择言不慎”，“为奸雄欺人之语”。对曹操所说不肯让出兵权，是“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指为“欺人之语”。其他文人的批语中，也有指斥曹操“欲盖弥彰”、“言不由衷”、“志骄气盈，言大而夸”等等。

读到这里，毛泽东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愤，忿然写了这样的批语：

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这个批语，旗帜鲜明地否定了那些攻击曹操的言论，认为李白在《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中，对曹操的评价比较接近实际。

1959年3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郭沫若《替曹操翻案》的文章，从学术的角度论证了曹操的历史作用。郭沫若说：“公平地说来，曹操对于当时的人民是有贡献的，不仅有而且大；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不仅有而且大。在我看来，曹操在这些方面的贡献，比起他同时代的人物来是最大的。”

就在郭沫若发表这篇文章的前四个月，毛泽东讲过“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

除了为以上三位帝王类历史人物做“翻案文章”外，毛泽东在他的谈话和批语中还涉及到的古代帝王有：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羽、汉元帝刘奭、汉光武帝刘秀、南朝宋明帝刘彧、南朝梁武帝萧衍、南朝陈后主陈叔宝、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一代女皇武则天、后梁太祖朱温、后唐庄宗李存勖、南唐李后主李煜、北宋太宗赵炅、北宋徽宗赵佶、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明世宗朱厚熜等。

见解独特评名臣

毛泽东作为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家、军事家，读史的着眼点也往往是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即他对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有着特殊的感情。

毛泽东在读史籍过程中特别推崇的政治家、军事家有汉代的贾谊、赵充国，三国时的诸葛亮、郭嘉，南北朝时期的陈庆之、韦叡，唐朝的魏征、马周、朱敬则、张说、姚崇，宋代的包拯、岳飞，明代的海瑞、张居正，清代的林则徐、曾国藩等。下面选择毛泽东评点较多的几位名臣略而说之。

“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

诸葛亮是毛泽东谈论较多的历史人物。

诸葛亮（181~234年）是三国时期蜀汉政治家。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字孔明。207年，与刘备说《隆中对》，为刘备定据荆、益二州，联吴抗曹之策，成为刘备主要辅臣。刘备称帝，封承相。刘备死，辅后主刘禅。政事无巨细，咸决之，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曾多次北伐曹魏，后病死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军中。葬定军山（今陕西勉县东南）。

早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在《讲堂录》里就说诸葛亮是“办事之人”，并借用杜甫“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作为同学悼词，抒发对诸葛亮的萦念。

延安时期，毛泽东多次提倡人们要学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八个字是诸葛亮《后出师表》中的名言。毛泽东熟诵两个《出师表》，在1939年1月为《八路军军政杂志》撰写的发刊词里，毛泽东说“从前人说，读诸葛《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

诸葛亮在封建社会被奉为名臣的代表。历史上的诸葛亮确有很多值得后人借鉴处，对此，毛泽东也给予了最大肯定。1950年4月，他在北京中南海对董其武将军说：有人害怕共产党，那有什么可怕呢？共产党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没有私利可图，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我们国家搞好。你看过《三国演义》吧？共产党就是以诸葛孔明的办法办事。那就是“言忠信，行笃敬，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

毛泽东十分赞赏诸葛亮制定的和戎方法，即少数民族政策。他说：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毛泽东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引《汉晋春秋》的一段注文空白处，划了很多圈子，这条注文记载了诸葛亮七擒七纵彝族领袖孟获，以及在平定南中后大力安排、任用地方豪强为官吏的事迹。他说：“这是诸葛亮的高明处。”

毛泽东非常赞赏诸葛亮的“七擒七纵”，把它视为处理民族矛盾的一个方法。

1935年5月初，毛泽东率领红军长征到安顺场，当得知总参谋长刘伯承已妥善处理了和彝族首领小叶丹结盟事，很高兴地询问：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说服了小叶丹呢！

1949年，当习仲勋妥善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二十代千户项谦归顺成功时，毛泽东对习仲勋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1953年8月，当西南军区李达参谋长汇报贵州擒获布依族女匪首程莲珍案时说：这个女匪首，下面要求杀。但毛泽东说：不能杀。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又说：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程莲珍，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