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毛泽东到鲁艺作报告。为教育毕业出去的干部不要摆知识分子的架子，自以为是“洋包子”，而瞧不起“土包子”，在讲演中，毛泽东曾惟妙惟肖地引用了柳宗元的《黔之驴》。

毛泽东说：

贵州没有驴驹子，有人运了一匹驴驹子到那里去。它到那里就是外来的洋包子。贵州的老虎个子不大，是个本地的土包子。小老虎看见驴驹子那种庞然大物的样子，很害怕。驴驹子叫了一声，小老虎吓坏了，就逃得远远的。后来过久了一点，小老虎觉得驴驹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走近它，碰碰它。驴驹子大怒，用脚踢了小老虎一下。小老虎这就看出它到底有什么本事了，说：“原来你不过有这点本事！”结果小老虎就吃掉了这匹驴驹子。

毛泽东还用这个例子来比喻当时的抗日战争形势。他说：

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毛泽东认为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多次谈到了他的哲学著作《天对》。

1963年，毛泽东在杭州有次会议上谈哲学和哲学家时，介绍了柳宗元。他说：

现在我们的大学生学哲学五年，读了很多哲学书。当然有一定的书本知识是必要的。但仅仅靠书本知识，而脱离实践、脱离群众，就能出哲学家？我不信。我国历史上的哲学家如柳宗元，他是文学家，也是唯物论者。他的哲学观点是在现实生活中同不同观点辩论和斗争中逐步形成的。他在任永州司马的十年间，接触贫苦人民并为他们办了许多好事。正是在此期间，他写了《山水游记》等许多文学作品，同时又写了《天说》、《天对》等哲学著作，这是针对韩愈的唯心观点而写的。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哲学工作者谈话时就说：

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义。但他的《天对》，太短，就那么一点。他的《天对》，从屈原的《天问》产生以来，几千年来只有这一个人做了这么一篇。到现在《天问》没有解释清楚，《天对》讲什么也没说清楚，只知其大意。

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和刘大杰教授谈及柳宗元时，又提出了柳宗元文章的思想性比韩愈的高，不过文章难读一些。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当刘大杰问及能否说柳宗元是唯物主义者时，毛泽东认为柳宗元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成份。

因为喜爱柳宗元文，当1960年章士钊撰写《柳文指要》时，就得到毛泽东的热情支持：“这个想法好。我也很喜爱柳宗元的文章，是否书稿完成，能先睹为快？”

1965年毛泽东读了章士钊历五年余而完成的《柳文指要》初稿上卷，当即复信，说：“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

不久，毛泽东又读了章士钊送来的《柳文指要》初稿下部，又写了一信，信中说：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

章士钊接信后，即将《柳文指要》上部再次寄上。毛泽东对《柳文指要》读得非常认真，并提出了修改意见。随后他又转给康生。同年8月，章士钊再次将修改稿呈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给康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章士钊先生所著《柳文指要》上、下两部，二十二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

毛泽东表示同意此书出版。康生本想扣压此书的出版，因见毛泽东支持，只得附和。

1971年，经过章士钊的努力和毛泽东同意，中华书局终于推出了在出版社搁置了五年之久的《柳文指要》。这是“文化大革命”***版的唯一的一本竖排繁体字的线装书。

《柳文指要》自发轫到付梓出版，毛泽东费了不少心血。他的关注和支持，反映了他一以贯之的对柳宗元的高度肯定。

毛泽东晚年，由于“评法反儒”，更推崇柳宗元。

1974年8月，“批林批孔”进入狂热时期，毛泽东要江青记下他所写的一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其中有两句说：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此诗句中，毛泽东对柳宗元的政论《封建论》的评价很高。后来《封建论》还由有关部门详作注释，印刷出版了大字本。可以说，在那个特殊年月，在毛泽东的厚爱下，柳宗元一时红遍神州大地。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毛泽东智品《曾国藩全集》

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前一年，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的长信中写道：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由此可知，曾国藩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很大的。

曾国藩是湘乡人。毛泽东的外婆家也在湘乡，他8岁以前一直住在外婆家，16岁时又在湘乡东山高小读了半年书。曾国藩的赫赫声名影响很大。在近代中国人尤其是湖南人中，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和市井百姓，大多佩服曾国藩，以之为楷模。由于“地缘”关系，青少年毛泽东曾服膺曾国藩是自然而然的了。

曾国藩是个很复杂的人物，有着多种身份。他扑灭太平天国革命是历史的罪人，但同时又是所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被封建统治阶级奉为最后一尊的“精神偶像”。从李鸿章、张之洞到袁世凯、蒋介石，无不对之顶礼膜拜，尊为“圣哲”；梁启超、杨昌济以及陈独秀，也都表示过推崇师法，受过其人的种种感染。

据彭大成著《湖湘文化与毛泽东》一书中说：毛泽东“早在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时，就批读过《曾文正公全集》”。《曾文正公全集》，包括曾国藩的诗文、奏章，以及后来流传甚广的《家书》、《日记》以及《经史百家杂钞》等。

1913年，毛泽东进入湖南一师后，对他影响较大的国文教员袁仲谦和修身课老师杨昌济，都服膺曾国藩。

在毛泽东当时听课的笔记本《讲堂录》中，可以看到他记录《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等书的文字。

《讲堂录》中提到的《圣哲画像记》，就是曾国藩在军务倥偬之际干的一件大工程。曾国藩《圣哲画像记》中说：

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鹜，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

文末云：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

这其中文才与圣德并列，四人一组，曾国藩对每个人的义理、词章、考据、德行、政事、经世、言语、文学诸方面，都分别有所论述，足以反映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观。

《圣哲画像记》中谈到的人物，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多有涉及，看来他是在这一“慎择”主张的提示下，认真注意了这些人物的事迹、功业和文章。

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1915年4月5日）中，提到毛泽东，说他出身农家，“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在杨昌济的推动下，毛泽东读了不少曾国藩的文章，兴趣与见解也受其影响。曾国藩推崇笔势雄健，气象峥嵘，议论纵横，意蕴层出的文风，并甚爱读韩愈古文。毛泽东对韩愈文喜欢非常，看来不仅是因为教员袁仲谦的提倡，其中也有曾国藩的影响。

毛泽东在《讲堂录》中直接记有曾国藩的修养“八本”，其中便有“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一项，并谈到“作文有法，……病在气单”。

毛泽东1919年写的《祭母文》，为早年塾师誉为“脱尽凡俗，语句沉着，笔力矫健，至性流露”之作，其中“恺恻慈祥，感动庶汇”两语，即取自曾国藩家书。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致湘生信中谈到治学方法时再次讲到曾国藩：

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曾国藩咸丰七年（1857年）十二月十四日《致沅弟》信中的一段话，原文是：

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

这些话，是被青年毛泽东是奉为“金玉”之言的！

曾国藩家书共约1000多封，内容极为广泛，大至经邦纬国，进德为宦，朝政军务，治学修身，小到家庭生计，人际琐事，养生之道……事无巨细，无不涉及。《曾文正公家书》的各种版本，在旧社会便极为流行。毛泽东读过的《曾文正公家书》，系光绪年间传忠书局的木刻本，现在韶山纪念馆尚收藏有该书的第四、六、七、九卷，每卷的扉页上都有毛泽东手书的“润芝珍藏”四字。

曾国藩家书中的一些见解观点，人们可以在毛泽东的《讲堂录》里看到，例如：

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

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而摧沮。

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

毛泽东是把这些当作格言摘录下来的。年轻时，这些观点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到了延安，毛泽东还向一些干部提议《曾文正公家书》，说明对此书的重视。

在《讲堂录》里，毛泽东对曾国藩作过这样的评价：

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诸葛亮）范希文（范仲淹），后如孔孟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兼而传教之人也。

在毛泽东看来，范仲淹、曾国藩不仅建立了事功，其文章思想亦是可以为后世取法。

毛泽东对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评价也颇高。1915年9月6日在《致萧子升》信中说：“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又说：“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