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

毛泽东在讲话中所引用的司马迁的“这几句话”，出自千古奇文《报任安书》。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的一封信。任安，字少卿，西汉荥阳人。所以这封书信有的选本上题之曰《报任少卿书》。

任安经大将军卫青向汉武帝举荐，做到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等职。因接受戾太子刘据的命令，起兵讨伐汉武帝信任的江充，失败后被判死刑。任安在狱中时致信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的责任，出面援救自己。司马迁曾因为替败降匈奴的李陵说话，遭受了残酷的宫刑，对任安的要求十分为难，久未答复。在任安就要被处决时，便写了这封信。

信中，司马迁述说了自己蒙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郁积内心的痛苦和愤懑；同时引用了许多命运坎坷而德才杰出的历史人物在逆境中多有创作的事迹以自励，决心忍辱负重，完成《史记》创作。该文见《汉书·司马迁传》，《昭明文选》也收入。

太史公司马迁在这封书信中一连举了七件事情：

“文王拘而演《周易》”，说的是周文王姬昌（本是纣王时的西伯侯）曾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他在于羑里狱中将八卦重叠组合起来，变成六十四卦，这就是“演《周易》”。

“仲尼厄而作《春秋》”，说的是孔子一生四处游说，无所立足，穷困中回到鲁国，修纂鲁国史书《春秋》。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说的是屈原被楚怀王贬斥后，流放到汉北、江南，途中写了千古绝唱《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相传鲁国史官左丘明写《国语》时，已经双目失明。

“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说的是孙膑因受过膑刑（剜去膝盖骨），在齐魏之战中，与田忌用“围魏求赵”之计，在马陵道大败魏军，由此天下显名，所著《孙膑兵法》传世。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说的是秦国丞相吕不韦的故事。吕不韦曾广招门客，作有《吕氏春秋》一书，其中有“八览”，故又称《吕览》。史载秦王政亲政后，下令罢免吕不韦的丞相之职，并将其迁徙到蜀郡。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说的是韩非到秦国后，遭陷害下狱，又被毒酒所害，身后留有《韩非子》一书，《说难》、《孤愤》是其中的两篇。

对于《报任安书》这篇千古名文，毛泽东很早就读过，几乎是熟读成诵。他1944年发表的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中说：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这里引的，便是《报任安书》中的话。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又一次引用这篇《报任安书》，且做了颇有新意的发挥。司马迁举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遭受种种磨难，创造了不朽的传世之作，是用来说明自己遭受了宫刑这奇耻大辱后，仍隐忍苟活的原因，便是为了写《史记》。

在毛泽东看来，司马迁所说的这些人，“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这样，受到“错误处理”的人，就有一个怎样对待随之而来的磨难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只要正确对待，不消极沉沦，这种逆境，恰恰可以锻炼意志，汲取许多新知识，所以“有很大益处”，并且强调说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这大概是指他在中央苏区时屡遭打击的那段经历。

毛泽东说这番话，除了表明他善于战胜磨难、乐于在逆境中进取的个性特征外，在1962也有其现实针对性。

20世纪50年代后期，“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等，确实是“错误处理”了不少人。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曾称之为“出气会”，也是意在纠正中央的一些错误做法，给一些曾经受过错误处理的干部摘帽子，“平反”。

前文已述及，1975年，病中的毛泽东同护士孟锦云谈论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时曾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此语同《报任安书》里列举遭受磨难的人，因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有所创造，其思想是一致的。

“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毛泽东智品《李固与黄琼书》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在谈话和书信里，多次提及《后汉书·李固传》、《后汉书·黄琼传》和传中的一封书信。

李固、黄琼都是东汉时期清正方直的大臣。《后汉书·李固传》曾记有他多次上书皇帝，规劝慎重选用官员，而己又以身作则。《黄琼传》记有黄琼两次被举荐到朝廷做官，他却托病不去。

李固仰慕比他年长八岁的黄琼，但对他性格过于孤傲、清高却不以为然，写信劝他出来协助朝廷治国安邦。这就是传诸后世的《李固与黄琼书》。信中针对当时名士专靠虚誉而其实不副，以致容易为公众轻视，说：

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志士终无时矣。常闻语曰：“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毛泽东读《后汉书》，非常欣赏这两篇传和这篇《李固与黄琼书》。他能背诵这封书。并对其中若干佳句多次应用和介绍。

例如，《新五代史·唐明宗本纪》中著者欧阳修写下这样的评语：“呜呼，自古治世少而乱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数百年，其可道者，数君而已，况于后世邪！况于五代邪！”针对这一评语，毛泽东批注道：“后汉李固之言。”

“李固之言”就是《李固与黄琼书》中所称“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

1965年，毛泽东批示道，将《后汉书》中的《黄琼传》、《李固传》，“送刘、周、邓、彭一阅”，“送陈毅同志一阅。”后来，毛泽东还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到《李固与黄琼书》。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信中说：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几句话：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谈过这几句。

1974年11月，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要求当时不可一世的江青读这篇书信，显然是在批评江青“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韩愈很会写文章”

——毛泽东智品《韩昌黎文集》

毛泽东自出韶山冲后，有半个多世纪读韩愈文、说韩愈文、评韩愈文。他的文体也深受韩愈文风的影响。

韩愈是唐代的散文大家，“文起八代之衰”，文学上反对六朝骈体，倡导古文运动。所作散文气势雄浑，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国文教师袁仲谦为毛泽东开了一份必读书目，其中一种就是《韩昌黎文集》。袁仲谦曾不客气地指出毛泽东学梁启超的文章笔法，过于铺张排比；好纵论中外古今，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因此要他改变文风，摒弃梁体，下决心钻研韩愈文章。

毛泽东虚心听取了老师的建议，特地从旧书坊买回一部《韩昌黎全集》二十卷本，并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韩昌黎全集》作校补。每天用一两个小时，精心钻研，用了一年多的课余时间诵读韩愈文。

周世钊是毛泽东在一师时的同学，据他回忆说：“读韩集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叹老嗟卑的感伤诗一类毫无意义的作品外，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他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进行理解、领会，使其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进行反复的默读和朗读，这样就懂得更深，记得更熟。通过持久的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背得烂熟。”

直到几十年后的1950年夏天，毛泽东在北京会见来自湖南的老同学时还说，仍然能背诵好多篇韩昌黎的文章。

毛泽东的文体深受韩愈文风影响，因此毛泽东也经常谈起韩愈和他的文章。

1940年秋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应邀去延安马列学院作报告，在归路上与护送的安平生等人说：

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然而我还要坚持一条原则，再作报告时，不搞接接送送了。

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其中又引用了韩愈《进学解》里的文句开导大家养成善于思考的习惯。他说：

孔夫子提倡“再思”，韩愈也说“行成于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

建国以后，毛泽东也曾多次谈论和引用韩愈诗文，评论韩愈。

1956年12月，毛泽东在与民建和工商联等负责人谈话中说：

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的。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韩愈很会写文章，他写的文章有一篇《送穷文》，我们也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把穷鬼送走。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同文艺界部分代表谈话时说：

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古文，道理是没有什么的。只要文章是新的，人家说好的，他说坏，人家说坏的，他说好。

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谈到做工作要留有余地时，就以韩愈做诗不留余地为例引为借鉴。他说：

韩愈做诗，他就是统统把话讲完了。人们批评他的缺点，就是他的文章同诗都是讲完的，讲尽了，不能割爱，特别是他那首《南山诗》，搞那么多。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在写给陈毅的信里又谈了韩愈的诗：

韩愈以文为体；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

《古文辞类纂》中收录了韩愈的《与崔群书》，在这封书信中，韩愈有一个观点：“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毛泽东颇不以为然，在批注中和韩愈唱“反调”：

就劳动者言，自古贤者多，不肖者少。

在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与哲学家谈话时，又说了“韩愈不讲道理，‘师其意，不师其辞’，是他的口号。意思完全照别人的，形式、文章，改一改。不讲道理，讲一点点也基本上是古人的。《师说》之类有点新的”。

毛泽东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作者、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经常谈论中国古典文学，几次评论了韩愈文和韩愈其人，认为韩愈的文章还是写得好的，说：唐朝韩愈文章还可以，但是缺乏思想性。那篇东西价值并不高，那些话大多是前人说的。但是，韩愈的文章有点奇。唐朝人也说：“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教育工作座谈会的讲话里批评了历代状元和那些擅长书画诗词的皇帝们，提到“韩愈是二等进士”。显然他把韩愈划入“卑贱”一方，给以肯定。因为毛泽东历来主张，“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1976年2月12日在复刘大杰信中，毛泽东再次表示了自己看法：

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

“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智品柳宗元文章

据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逄先知介绍：在“唐宋八大家”中，毛泽东最喜欢柳宗元的散文。认为柳宗元文同他的诗一样，清新，精细，寓意含蓄，富有哲理。

柳宗元是一个革新派，具有进步的政治主张，又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些进步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里，更增添了其文章的光彩。

毛泽东很赞赏柳宗元的器识、学问和思想。

据毛泽东秘书林克回忆说，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同他谈过“二王八司马”的故事：中唐时期，唐王朝由盛而衰，朝中宦官擅权，四方藩镇割据，社会危机四伏，中央集权受到极大削弱。公元805年，唐德宗李适去世，太子李诵（唐顺宗）即位，重用太子侍读王叔文、王伾、吏部郎中韦执谊和著名文学家刘禹锡、柳宗元等。他们曾一度执政，韦执谊被任命为宰相，他们反对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为此进行了惩处贪官污吏，免除苛捐杂税，废止掠夺、扰民的宫市，谋划剥夺宦官的兵权，削弱藩镇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等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史称“永贞革新”。

但是，由于朝中宦官、藩镇等旧势力合谋发动政变，迫使久病的顺宗把皇位让给了太子李纯（唐宪宗）。王叔文革新派执政仅仅五个月便夭折了。王叔文、王伾被杀，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郎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当时称为“八司马”。

王安石《临川集》中的《读柳宗元传》说：“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才也。”毛泽东称赞“永贞革新”，很推崇柳宗元的政治见解，对他的文学作品和哲学思想也很欣赏。

1964年2月，毛泽东在春节教育座谈会上，曾戏谑柳宗元是“二等进士”，但却盛赞他的文章。1964年3月，毛泽东在停留在邯郸的专列上听取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介绍大寨后说：“穷山沟里出文章。唐朝时你们山西有个大学问家柳宗元，他在我们湖南零陵县作过官，那里也是个穷山区，他在那里写过许多好文章。”

毛泽东在讲话写文章中，多次运用到柳宗元文章及其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