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上千秋史”

掌上千秋史，

胸中百万兵。

眼底六洲风雨，

笔下有雷声。

这是山东大学教授高亨歌颂毛泽东的词的前四句。“掌上千秋史”这五个字对毛泽东深厚的史学素养概括得准确而又生动传神。

毛泽东虽然不是专业史学家，一生没有写过大部头的史学专著，但是他终身酷爱史籍，是一位历史知识渊博、历史见识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仅在他的四卷《选集》中涉及的历史人物，既有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学者、诗人，如曹操、孙武、司马迁、朱熹、韩愈等，也有奸相佞臣如李林甫、秦桧、刘瑾、魏忠贤；既有圣贤如孔子、孟子和历朝各代的帝王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也有被统治者污蔑为“反臣逆贼”的农民起义领袖如陈胜、吴广、李自成、洪秀全等……

至于毛泽东在平时的讲话、闲谈中所引用的历史人物、典故、传说、故事，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曾一口气举出中外历史上出身卑微，而又有所建树的年轻人士三四十人。从佛教始祖释迦牟尼，到中国的至圣先师孔夫子；从汉朝的政论家贾谊、三国魏的哲学家王弼，到唐朝的诗人王勃、李贺；从战国时期甘罗12岁当丞相，到晋朝13岁搬兵救父的女孩荀灌娘，等等。对这些历史人物的生卒年月、家世、业绩，他都如数家珍，侃侃而谈。在座的党政干部无不为他的博闻强记而叹服。

毛泽东渊博的历史知识和他的博闻强记，给接触过他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老一辈革命家薄一波在回忆录中说：“他很喜欢读中国的史书，历史的知识很渊博。”谭震林说：“他从小生活在农村，后来又对农村有过广泛的调查研究，还读过大量的中国社会历史著作，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也十分熟悉。”

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彭德怀在与张闻天散步谈话时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

1949年，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说：

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

许多国际著名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在与毛泽东交往接触后，对毛泽东的史学修养也极为称道。

早在1936年就采访过毛泽东的美国记者斯诺认为：“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

在延安时期就和毛泽东有较深入的接触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说：“毛氏是众所周知的理论家，但他的理论却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和战争的经验。多数中国共产党员的思想都是服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有些人因懂得引经据典并且滔滔不绝讲三四个钟点的理论而洋洋得意。毛氏也懂得这一套，却很少这么做。他在抗大和陕北的讲话以及在群众大会上的演说，像他的谈话一样，都是根据中国的生活和历史。”

已故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称赞：“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位完全献身和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像力的诗人。”

当代西方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专家施拉姆认为，毛泽东“阐述共产主义的著作，善于运用中国历史上的典故，富于文采，从而使共产主义非常通俗易懂而易于为他的同胞所接受”。

毛泽东读史，与那些“钻故纸堆”的所谓历史学家最大的不同在于“古为今用”，即让历史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为现实的政治服务。因此，毛泽东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家，但他远远胜于只知纸上空谈的史学家。这正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和伟大之处！

骋目于“二十四史”

毛泽东特别爱读“二十四史”。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藏书中有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是1952年购置的。

翻开这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其中许多篇章，毛泽东都做了标点、断句，加了着重线和各种不同的读书标记，写有不少批注，有的还改正了书中的错别字。不少册的封面上，有他用不同颜色笔迹划着多次过的圈记。

有些册的封面上，他用苍劲的笔迹写满他关注的历史人物的目录。

其中有三册《晋书》的封面上写着：“一九七五·八”；有五册《晋书》的封面上分别写着：“19758月再阅”、“19759月再阅”。这些字迹笔划颤抖，却很清晰，是毛泽东逝世前一年亲笔写下的读史记录。

毛泽东评点过的这部武英殿版“二十四史”，已由中国档案出版社与线装书局合作，按原貌影印出版，名之为《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所谓“二十四史”，是指清代乾隆年间钦定的记载清以前历史的24部“正史”：

1《史记》［西汉］司马迁撰130卷

2《汉书》［东汉］班固撰120卷

3《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130卷

4《三国志》［西晋］陈寿撰65卷

5《晋书》［唐］房玄龄等撰130卷

6《宋书》［南朝·梁］沈约撰100卷

7《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撰59卷

8《梁书》［唐］姚思廉撰56卷

9《陈书》［唐］姚思廉撰36卷

10《魏书》［北朝·北齐］魏收撰130卷

11《北齐书》［唐］李百药撰50卷

12《周书》［唐］令狐德棻等撰50卷

13《隋书》［唐］魏征等撰85卷

14《南史》［唐］李延寿撰80卷

15《北史》［唐］李延寿撰100卷

16《旧唐书》［五代·后晋］刘昫等撰200卷

17《新唐书》［北宋］欧阳修等撰225卷

18《旧五代史》［北宋］薛居正等撰150卷

19《新五代史》［北宋］欧阳修撰74卷

20《宋史》［元］脱脱等撰496卷

21《辽史》［元］脱脱等撰116卷

22《金史》［元］脱脱等撰135卷

23《元史》［明］宋濂等撰210卷

24《明史》［清］张廷玉等撰332卷

上述24部史书，总计3259卷，线装850册，约4000万字，记载了上起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下迄明末的长达四五千年的中国历史。要想真正了解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来龙去脉，要想深入了解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要想重温历史人物的风云事迹，要想弄明白历史上典章制度的沿革变化，就不能不去读“二十四史”。可是，卷帙浩繁，字数太多，就是粗粗从头到尾看上一遍，也是一件很费时吃力的事。毛泽东诗云，“读罢头飞雪”，就有这方面的深切体会。

“二十四史”里，除了《史记》是“一家之言”的通史性质外，其他诸史均为官方组织或授意编撰的断代史。诸史书有优胜之处，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不足之处。怎么看待这部史书呢？

毛泽东晚年曾对人说：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而每一部史书，都是由封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于是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

洋洋四千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

毛泽东这段谈话，道出了“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而对推动历史进步的主要力量人民群众则很少反映或加以歪曲的基本事实，因此说“大半是假的”，不能信以为真；同时告诫我们，要想了解历史，就必须好好去读它，只要用正确的态度分析批判并加以识别，就能“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他举了正反两面的例子说明这个问题，实际上正是讲他自己读史书的方法和角度。因此，他又强调：

必须要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

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

在“二十四史”中，毛泽东最爱读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旧唐书》、《新唐书》、《明史》；他批注最多的是：《三国志》、《晋书》、《南史》、《旧唐书》、《新唐书》。

毛泽东对“二十四史”中的几种，或原作或其他注本，作过比较，批写或谈及了一些评议意见。他认为：

像《史记》这样的著作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

《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

颜师古注《前汉书》，李贤注《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就是尽量使你了解，而且反反复复。特别是颜师古，他刚才讲这个字或者这一句是什么意思，下一篇没有隔好远，他又重复，然后又重复，甚至重复那么好几遍。

李贤好。

刘攽好。

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

《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

《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更好些。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不囿于前人已有的结论，而注意在大量史料（包括野史、稗史、通俗历史等）中去芜存精，去伪存真，分析研究，得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例如《史记·陈涉世家》记叙秦末陈胜、吴广的起义，毛泽东批注他们的起义失败有“二误”。“一误”是指他们功成忘本，杀了旧时的伙伴，脱离了本阶级的群众；“二误”是指他们任用朱房、胡武等人不当，偏听偏信，脱离了共过患难的干部。其结果是众叛亲离，本来在军事上占有很大优势，万众归心，但其政权却仅仅维持了六个月便短命地夭折了。

再如，毛泽东还对梁武帝时的名将韦叡十分赞赏，在《南史·韦叡传》的天头上，他用粗重的笔迹划了四个大圈，标写着“梁将韦叡传”五个大字。传记中浓圈密点，批注有25处之多。有些批注中还加有旁圈、套圈，表达了他对这位历史人物的拳拳不尽之心。从批注看，毛泽东赞赏他会打仗，多次批注：“以少击众”，“机不可失”；欣赏他善于调查研究，多次批注：“躬身调查研究”，“躬身”还加以套圈，以示强调；赞扬他豁达大度，能团结干部；还说他作风好，谦虚朴素，廉洁克己，等等。总的批注是：“我党干部应学韦叡作风”。

毛泽东重视学习和研究“二十四史”，决不是要人们食古不化，回到历史的后院，而是要人们批判地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为革命斗争服务，使人们从历史的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前进。”

毛泽东非常重视“二十四史”的标点出版工作。全国解放不久，他就提出要组织史学家从事“二十四史”的标点。首先指定标点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1959年后，齐燕铭、范文澜等历史学家建议将其余二十史，加上《清史稿》，全部加以整理，毛泽东深表赞同。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集中全国专家学者的力量，对这“二十五史”（“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加以标点、分段、校字，大大便利了历史研究工作和古典史籍的普及。

《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

毛泽东晚年曾对人讲，他将《资治通鉴》这部300多万字的史书读过“一十七遍”。这真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

1956年，由当时的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点校本《资治通鉴》（包括随文加入的胡三省注），就是根据毛泽东提议，组成标点委员会，由顾颉刚等21位专家通力合作，重新点校后排印出来的。这个点校本一印再印，发行量很大。

毛泽东的藏书中，既有《资治通鉴》的线装本，又有1956年初版的这个点校本。这两种不同版本的同一史书里，都留有他圈点批画的笔迹和记号。

《资治通鉴》这部编年体通史，论其地位，可用清人王鸣盛的一句话来概括：“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1019~1086年），立志要写出一部内容有“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之用，形式有简明扼要之长的通史。他于北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将自己编成的从战国到秦亡这一段历史的编年体《通志》八卷进呈英宗，得到英宗的赞赏和支持。英宗鼓励他继续编下去，给他配备了几名得力助手，专门设置了书局，并赐书名为《历代君臣事迹》。第二年（1067年），神宗继位，以其所编具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又新赐书名曰《资治通鉴》。

司马光前后用了19年的时间，终于在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即司马光去世前两年，将编好的《资治通鉴》全书呈报宋神宗。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司马光病逝；同年十月，宋神宗敕命将校定的《资治通鉴》书稿予以刻印。可以说，司马光倾其毕生精力，一丝不苟地完成了这部巨著。他在《进书表》中称“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实属记实之辞。

《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逐年记载了自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这1362年间发生的大事。除采用正史资料外，还博采杂史222种以上。书中记事，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详而不乱。因此，这部编年体史书，体大思精，不但史料充实，而且文笔生动，特别是它的时间概念极为明确具体，让人爱看，看了还想看，又很耐看，其魅力是经久不衰的。

1912年，年方19岁的毛泽东在一连投考实业、法政、商业几个专门学校都不满意而自动退学后，报考湖南省立高等中学，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被教育家符定一录取。符定一对毛泽东十分器重，特地借给他一部《通鉴辑览》。毛泽东反复，由此开始奠定了解中国历史的基础，也激发了他对《资治通鉴》的浓厚的兴趣。

据毛泽东的护士孟锦云（毛泽东生前戏称她为“孟夫子”）回忆，毛泽东的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有不少页都用透明胶贴住，这部书上不知留下了他多少次的印迹。

有一段时间，毛泽东读《资治通鉴》，真是入了迷。他一读就是半天，累了，翻个身，又读好几个小时，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毛泽东读书的那种全神贯注的神态，让孟锦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