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学者，多精史笔，所以笔记文以史料笔记一类为最发达，且多记述作者或“亲历”、或“亲见”、或“亲闻”的本朝的轶事和掌故。例如，宋初郑文宝的《南唐近事》和《江南余载》、张洎的《贾氏谈录》，以及司马光的《涑水纪闻》、欧阳修的《归田录》二卷，都是史料笔记中较著名的作品。

南宋人笔记，以叙南渡以来朝政得失及士大夫言行的为最可取，于一事之始末细节，往往述说甚详，为史传所不载。如王明清的《挥录》、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岳珂（岳飞之孙）的《桯史》等，都颇有价值。

1947年9月12日，毛泽东在给儿子毛岸英的信中说：

你要看历史，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可托周扬同志设法，或能找到一些。

这里有两点引人注目：一是，对于青年人来说，毛泽东是主张既“要看历史”，也要看“笔记”的，这就实际上提高了一向不被一般人熟知和重视的笔记的历史地位，并肯定了它的思想和文学价值。二是，毛泽东认为读笔记，主要看“明清两朝人写的”，明以前的笔记“不必多看”，这是颇有见地之谈。大概毛泽东是考虑以前笔记志怪、志人、记史、考辨居多，离现实较远，而明清以来的笔记，一则盛行，再则较为贴近实际，似更宜青年人。特别是清代，是各种笔记集大成的时代，清中叶以后，政治腐败，文网稍宽，海禁大开，外侮时至，于是笔记内述时事的渐增，谈洋务，记欧风，亦成潮流。这对于认识近现代史颇有借鉴意义。

毛泽东把明清笔记推荐给儿子读，显然是他希望下一代也能通过这些形象的历史故事，知兴亡，鉴得失，添文采，明事理，把握历史现象及其规律。而他本人，则更是孜孜不倦地笔记，坚持终生。20世纪40年代，范文澜送给毛泽东一部《笔记大观》，他一直保存着，后来又带进了中南海。

毛泽东对历代笔记的重视，是符合他的性格和世界观的。毛泽东在古典文学领域，既是一个继承者，又是一个反叛者，他希望了解正史以外的声音，希望知道经典以外的“杂说”。而笔记，正是属“野史”、“野籍”之类。它们大多是信手拈来的历史片断，或亲历者的妙言精语，文直事赅，不虚美，不隐恶，又文笔潇洒自如，意味隽永，篇幅不长，自然朴实。可以摊开来仔细咀嚼，亦可供茶余饭后，行旅倥偬中，随手浏览。同时，还可窥见在其他典籍中看不到的睿智慧眼、真知灼见。

笔记也是国学中的一枝奇葩，但历来问津研究者甚少。毛泽东给予它的器重，留给后人多方面的启迪。我们今日研究国学，不能一味地经、史、子、集，而忽视了笔记的独特价值。

晚年最爱读的笔记

——毛泽东品读《智囊》

《智囊》是毛泽东晚年爱读的笔记之一。

毛泽东在逝世前曾过两部《智囊》。这两部《智囊》都是木刻线装本。一部一直放在他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的会客厅里。这个会客厅是毛泽东晚年经常会见外宾的地方，也是他读书学习的地方。另一部放在中南海增福堂毛泽东书库里。

放在游泳池会客厅里的这部《智囊》，据说是借章士钊的。这部《智囊》是木刻大字本，全书分为14个分册。

放在毛泽东书库的那部《智囊》，是20世纪50年代从中国书店购买的。这部书似清代重刻本，字刻得稍小些，全书亦分为14个分册，每册的封面都是用深蓝色的普通纸装帧的，本子显得有些破旧。

这两部《智囊》，毛泽东都反复地过，大部分故事都作了圈画，许多地方还写有批语。

《智囊》是明代著名作家冯梦龙（1574~1647年）所著的。是我国古典智慧的集大成。书中故事，大多取材于经史典籍，亦有少量采自稗官野史，集中展现了古代中国人在治国安邦、治军用兵、断案决讼、平定动乱、经营产业、为人处世等方面的高超智慧。书中所收的千余则故事，读了之后，大多有利于启迪思考、增强应变能力。毛泽东之所以爱读这部书，应当说，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智囊·上智部·通简·韩裒》中，有一则韩裒以毒攻毒的故事：

西魏文帝时，韩裒任北雍州刺史。此州盗贼很多。韩裒到任后，秘密地查访了盗贼的情况，原来都是州里豪富人家的子弟。韩裒表面上装着什么也不知道，对那些人仍然以礼相待，并将那些性情凶恶狡猾的少年全部召来，将他们都任命为捕盗首领，每人分片包干，有盗贼行窃而未抓获，就以故意放纵偷盗论处。

那些被委以重任的纨绔子弟都惶惶不安，连忙检举说：前次的盗案实际上是某某所干的。将作案人的姓名一一登记在本子上。

韩裒将这个本子拿过来藏好，在州府门上贴了一张布告：“凡是盗贼，可以马上来自首，过了本月不来自首的将公开处死，并没收他的妻子儿女赏给先来自首的人。”

十天左右，所有的盗贼全部都来投案自首。韩裒将登记簿取来一对，一点不差。因此全部赦免了他们的罪过，允许他们改过自新。从此后，再也没有发生偷盗案。

毛泽东读了这则故事，又用黑铅笔在本页天头上写了“使人改过”四个字的批注。显然，毛泽东对韩裒允许盗贼改过自新的做法是持赞许态度的。

对于有一般过错的人允许其改过自新，并给他们提供机会，为他们创造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条件，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和主张。

毛泽东《智囊》和其他古籍一样，总是密切联系现实生活和现实斗争，读的是古书，想的是今天，为的是今天，“古为今用”以求指导和服务于现实斗争。

《智囊·明智部·经务·徐阶》里说：

明世宗时倭寇蹂躏东南沿海，巡抚屡次告急，请求朝廷出兵，兵部尚书根据朝臣徐阶的意见，发精兵6000人，结果遇到敌人的伏击，军队溃败。当政的人把发兵看成是徐阶的过错。因此，徐阶上疏，大意说，按法律应当责罚州县的守令。军队的将校负责打仗，州县的长官负责防守，现在军队的将校打仗一旦失败，就要判死刑，而州县的长官平安无事；要是城池陷落，军队的将校又得判死刑，而州县的长官仅只是降职，这怎么能起到鼓励和惩戒的作用呢？能够支配百姓的是州县的长官。现在全国当兵的只占一，而当民的占百，我们怎能把打仗和防守的责任都责求军队的将校来完成呢？

毛泽东读了这则故事，特别是读了徐阶上疏的这番话，对重责守令还是重责军队的将校并没简单地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意见，而是首先将旧制度和今日的新制度进行了一番比较。比较之后，毛泽东批点道：

莫如今之军区党委制。党政军民统一于党委。

毛泽东认为，今日党政军民都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党指挥枪，军爱民，民拥军，党政军民一条心，这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

《智囊·闺智部》载有一则轶事：

监察御史李畲的母亲，素来以清素贞洁著称。一次，李畲派人送禄米到其家，其母让人重新称量了一下，结果多出三石。问其故，则答：“御史例不概”。不概，就是量米时不用平斗、斛用的小木板去刮。这样，每斗都冒尖装盛，自然就多出米来。其母又问脚钱多少，来人又说：“御史例不还脚车费”。于是，李畲母大怒，下令送还所剩米和脚钱，并将李畲斥责了一通。李畲便追究仓官的罪责。其他御史得知后也十分惭愧。

李畲之母冰清玉洁，不占公家便宜，不贪非分之财，十分可敬。而李畲得知情况后则严加追究，应当说也是能廉洁自律的。但是，毛泽东看了之后想得更深，看得更透，挥笔写下了“李畲应自科罪”的批语。

仔细品味毛泽东的批语，其中大有深意。“李畲应自科罪”，起码有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作风不细。古时官吏的主要收入就是俸禄，让人给自家送禄米却不检查过问一下，无端地多吃多占，即使是属下所为，自己不知道，也是不能开脱干系的。

其二，循例不当。不论是“例不概”也好，“例不还脚车费”也好，这些“例”都是不适当的。因为这一“例”便“例”出了特权，“例”出了贪污，有损官德，有污清名。李畲却没有看到这些制度规定的不合理性，单单处罚那位仓官，这就没有真正抓到要害，假若李畲预先知道这些“例”，更参与或默许这些“例”存在，则罪责更大矣！

其三，当其母举报了这一情况并责怪时，李畲不是从自身找一找原因，来一番反省，而是单单处罚别人，有推卸责任之嫌，不是领导人应有的风格和气度。而且，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从制度上找弊端，不从根本上堵漏洞，那么，以后此类问题仍是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的。

因此，毛泽东的批语“李畲应自科罪”，对于今日的各级官员来说，也是很有教育启发作用的。

毛泽东读《智囊》，从他在书上圈画和批注的情形来看，最爱读的还是《兵智部》中关于用兵的智慧。这个部分为不战、制胜、诡道、武案4卷，共收119个故事。这些故事，毛泽东都不止读过一遍，差不多都圈画过，在许多地方写了批注。

例如，在《智囊·兵智部·制胜·孙膑》中，有一段是讲唐太宗谈用兵之道的。唐太宗说：我常用我方的弱兵，去对付对方的强兵；用我方的强兵去对付对方的弱兵。对方在战胜了我方的弱兵之后，往往追逐我军不到几百步就止兵不前，因此我方的弱兵并未全军崩溃；而我方的强兵在战胜了对方的弱兵之后，必定要冲到对方战阵的背后，然后转过身来攻打对方，敌人没有不因此而全军崩溃的。冯梦龙认为，“盖用孙子之术也”。

毛泽东读了唐太宗的这段话后，写了一段批语，对唐太宗的用兵之道予以发挥和完善：

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毛泽东的批语把什么叫“以弱当强”，什么叫“以强当弱”说得更加明白了，这实际上也是毛泽东本人在战争年月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

在读这则时，在孙膑对田忌阐述“攻魏救赵”战术那段文字旁，毛泽东用黑铅笔写道：

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

孙膑“攻魏救赵”的战术，毛泽东早在1938年5月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曾引用过，并将这一战术灵活运用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场，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胜利。军事天才毛泽东无疑也是“攻魏救赵”的“千古高手”！就连李世民、朱元璋这些“能军”的历史人物，在他面前也“略输”几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