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前，李鸿章的一世英名还没毁，深得皇上宠爱，据说当时的名号十分响亮，是“东方的俾斯麦”。后来不行了，都觉得咱们这中国，太有文化，怎么也不像人家德意志那么强悍野蛮。这西洋人委实不是个东西，还是走近路学日本人算了，便换个称呼，称他为“中国的伊藤博文”。

熟悉历史的都知道，李鸿章的作为，与俾斯麦和伊藤博文两位首相，没办法同日而语。这是在拿一头公羊与狮子和老虎做比较，有人说，李鸿章辜负了大家希望，罪不在他，问题出在那些期望值太高的吹鼓手身上。什么人玩什么鸟，李鸿章若生在德国，若生在日本，他很可能比俾斯麦更俾斯麦，比伊藤博文更伊藤博文。

报纸上把某篮球运动员称为中国的乔丹，又把某足球运动员称为中国的齐达内，某电影女演员是中国的斯特里普，某歌手是中国的帕瓦罗蒂，某刑警队长是中国的福尔摩斯。不由想起课堂上教授的训导，说比较文学这门课根本不应该成立，事实上只要是个文学，就不能不比较。比较是品评的基础，拿基础说事，往往跟没说一样，这是一种庸俗化的倾向。比较是必要的，只是比较一离谱，就不好玩了，就把原有的一点意思，硬弄成了不好意思。目的想说是，结论却是大家都说不是。

李鸿章访问欧洲时，曾向俾斯麦虚心请教，俾斯麦给的强国之策倒也简单，那就是“练兵立国”。李鸿章听了，大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慨，差一点老泪纵横。要说“练兵立国”，对胸怀大志的李中堂来说，实在算不上什么新鲜事，此前他老人家一直在这么做，可惜“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子和树形虽然差不多，“其味实不同”，相差太远了。当时正是甲午惨败不久，李鸿章刚在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上签了字，国人恨之入骨，对他的态度是“皆曰可杀”。

最近，英国广播公司发表评论，针对中国一些地方对世界第一的过分强调，认为这是一种弱国心态的表现。仔细想想，东方的俾斯麦，中国的乔丹和齐达内，与那些个“世界第一”，都差不多，都有点弱。